80年前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用机会主义态度能躲就躲、能赖就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是一个世界性的纪念日。以80年前停战的那一天为起点，今年是“战后”的第80年。

　　但是在亚洲，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又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一方面，这是中国及其亚洲各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以及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拒不公开认罪真诚道歉并继续坚持错误历史认知的80年，以及美国通过操弄日本长期干涉亚洲事务、破坏亚洲和平的80年。

　　人们年复一年地面对着这样的冷酷现实：一个80年来一直在摆脱战争追责、逃避战败惩罚的日本，一个80年来一直在亚洲制造对立分裂、挑起武装冲突的美国，让亚洲地区的和平局面长期处在严重的现实威胁之下。

　　这就意味着，对于包括中国在内所有遭受过日本侵略、承受了巨大苦难的亚洲各国来说，完整的胜利远未到来。由于原本应该处理的战败国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处理，加之战败国长期以来拒不认罪道歉、变相复辟翻案这一恶劣态度，亚洲的战胜国甚至连“半胜利”都谈不上。

　　但是没关系，亚洲的文明历史很长，衡量历史的尺度也很大。80年不够就用100年、200年，历史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对和平的威胁总是要消除的。

一、80年来日本的“机会主义道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接受美、英、中、苏四国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投降”这个概念，首次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式提出。同盟国要求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其主旨有二：一是战败国不得与战胜方进行协商谈判，其投降不得附加任何政治、军事或制度上的条件；二是战败国原有的政府机构、政治体系不被承认或保留，所有处置权完全掌握在同盟国手中。

　1945年8月15日12时整，电台开始以所谓“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

　　由于1945年5月的德国已经按照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接受了处置，因此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后，这个亚洲的法西斯国家原本是没有什么机会避免同样命运的。

　　但是，昭昭天理在上，整个世界却目睹了荒诞的一幕：正在陷入灭顶之灾的日本，死死抓住了战胜国之一的美国一手递上的宽大跳板，三步并两步，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而跳板的起点，正是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的《终战诏书》。这份诏书虽然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却做了很多手脚——用“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为日本发动战争进行辩解，用为保护“亿兆之赤子”和避免人类文明毁灭为结束战争提供理由，并用“终战”这个中性词代替了“投降”或“战败”。这些手脚意味着，对日本来说，天皇这个发动侵略战争的最大责任人从未真正悔罪，也从未真正投降。

　　此事的危害在当时还不太显著。对比德国，其战争首要责任人希特勒通过自杀表达了不认罪、不投降的态度，但最终并不影响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如果四大战胜国依照同样的模式采取行动，在占领日本后直接追究日本天皇这个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拥有军队统帅权并最终批准所有主要军事行动的首要责任人的战争罪行，并按照废除整个纳粹组织的方式废除日本的天皇制和军国主义体系，那么这份《终战诏书》中的措辞将不会改变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结局，更不会长期有效，以至于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一直为日本右翼势力宣扬的“国家无过、国民无罪”论提供根据。

　　但是，逃生的跳板竟然顺利地搭了起来。在美国的安排下，日本的天皇制连同裕仁天皇本人一起受到了保护。当时英国和苏联派驻远东军事法庭的代表都希望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而美国政府却出于单独统治日本的考虑，最终通过制定一部新的“麦克阿瑟宪法”将天皇转变为“国家和民众团结的象征”，借此逃避了追责。

　　天皇制的保留和天皇被免责是决定性的一步，通过这个安排，日本这个国家的无条件投降最终没有得到落实，成了名副其实的“有条件投降”和“无条件免责”。美国历史学家Herbert P. Bix在《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塑造》一书中写道：“麦克阿瑟把裕仁排除在战争责任追究之外……从根本上抽掉了日本战后被迫进行道德重建的前提。”

　　而这正是日本在停战期间努力想要得到的结果。继天皇8月15日的《终战诏书》之后，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的《降伏文书》第一款变通成了“我们兹宣布日本帝国大本营及所有日本军队，以及在日本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两个文件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愚弄世人的把戏。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杀人犯被捕了，在受审时他宣告：犯罪的只是我的两只手，你们把它们挂上绞刑架吧，我这个人的头脑和精神都是无罪的，也不需要任何认罪和道歉。

　　更为荒诞的是，这个耍赖的把戏竟然被法官全盘接受了。罪犯心存侥幸，法官徇私枉法，双方一拍即合。表面上看，日本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日本失去了从国家层面进行‘自净’的唯一机会。”（吉田裕，《日本人的战争观——战后史中的变容》，岩波现代文库2005年）可以说，自此之后的日本，从“国格”这个角度就是一个在道德上失败、灵魂上卑污的国家。

　　80年来，亚洲各战争受害国要求日本深刻反省并真诚道歉的呼声从未停止，但日本一直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能躲就躲，能赖就赖，依仗的是什么？依仗的就是这种对道德责任的彻底放弃，越无德越有理。这种态度，在与拥有悠久道德文化传统的亚洲各国的对比中，尤其刺目。

　　1957年，为了打开外交局面，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出访缅甸时对该国表示：“我们对在战争中给缅甸人民造成的伤害深表抱歉。”1965年，为了实现日韩关系正常化，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在访问韩国时，首次就历史问题向韩国公开道歉。整整20年里，从选择的对象国家，到选择的道歉时机，无不是机会主义的。

　　到了1972年，日本终于不得不直面中国这个最大的战争受害国了，但机会主义继续主导着首相田中角荣的表态。在中国政府坚持要求日本明确承认战争责任并道歉的压力下，田中在欢迎宴会上的措辞居然是“添了麻烦”（日语“迷惑”），引发中方强烈不满。周恩来总理严正指出，这种轻描淡写的表述无法让中国人民接受。最终，日方才不得不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改为“深刻反省”。

　　然而，从那时起直到今天50多年过去了，日本这个国家何时真正“深刻反省”了？何时放弃过一直以来的机会主义态度了？不仅如此，虽然有过1995年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村山谈话”这种可以被接受的表现，但是更多的却是大量不可接受的言行，包括首相和高官参拜靖国神社，坚持“侵略未定议论”，否认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等重大史实，修改教科书，宣称认罪已经足够了等等，而且后者已经渐成主流。

　2015年8月14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

　　2015年日本投降70周年纪念日前夕，安倍晋三首相发表了一篇“安倍谈话”，其中的“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之说，最能暴露出日本一直以来的机会主义本质，其内在的含义不过就是：只要坚持住这种不承认、不认罪、不道歉的态度，一两代人之后就没事了。在同一年日本媒体进行的一项舆论调查中，关于“日本历代首相对中国、韩国就过去的历史事实反复进行了认罪。你认为至今为止的认罪是否充分？”这个问题，受访者回答“充分”者占比竟然高达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