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同盟：中共领导下的日本人反战活动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不断总结革命经验，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思想和工作原则，成为赢得革命胜利的有力保证。如毛泽东于1937年10月25日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提出的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提出的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和瓦解敌军工作的巨大威力，教育改造了许多日本俘虏。在我方的感召下，其中的部分先进分子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成立反战组织，开展反战活动，成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造日军俘虏：把“鬼”变成人

　　我军向来有宽待、优待俘虏的优良传统。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就提出“医治白军伤病兵，优待白军俘虏”的口号；后来，“不搜俘虏的腰包”成为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重要内容，这些对于瓦解敌军、壮大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作战的主要对象有了变化。八路军、新四军继承红军宽待俘虏的优良传统，用真情感化日军俘虏，使他们由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变成了追求正义的“人”。

　　为了把日军俘虏由“鬼”变成“人”，八路军、新四军从抓获日军俘虏一开始，就严格遵照俘虏政策给予日军俘虏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人道照顾。

　　首先，不虐待杀害俘虏。刚刚被俘的日军士兵，充满了恐惧，或表现得很傲慢，有的还打骂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和医护人员，有的甚至还组织集体逃跑。为了瓦解日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在发布的指示、命令中，三令五申要求部队把不杀俘虏作为必须严格遵守的战场纪律。对于有些十分顽固的日军俘虏，战士们往往难以控制满腔仇恨，要求将他们杀掉。对此，时任抗大副校长并主持抗大工作的罗瑞卿在《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中告诫说：“对于十分顽固倔强的分子，亦应耐心对付，不应与之计较，而意气用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编：《敌军工作史料》第二册，内部资料，1987年，第51页）毛泽东也曾讲，即使日军对八路军施放毒气，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渐渐接受了这一政策，并学会了同日军俘虏讲“我们不杀你！”“你是我们的兄弟！”为了打消日军俘虏的思想顾虑，八路军、新四军中为数很少的懂日语的人都要在第一时间和被俘的日军进行对话，说明我军的俘虏政策，了解日军俘虏被俘前所在部队的情况，掌握日军俘虏的想法和要求，为后期开展教育管理和思想转变奠定基础。

　　其次，生活上给予优待。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困难，生活物资缺乏。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仍坚持在生活上优待俘虏，想方设法照顾好他们的生活。1941年9月15日，八路军政治部发布《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其中规定：为所有日军俘虏配齐衣物和日常用品，配发笔墨纸张等文具，接收或释放时要组织欢迎欢送，除安排宴会外，还发给路费和优待费；对于参加八路军的日本俘虏，更要提高标准，给予优待，如伙食费比八路军战士多一倍，每人每月发给5元津贴（八路军战士为1元），主食尽量提供白面或大米，节日和纪念日要组织会餐，衣服鞋袜等优先供给，给伤病俘虏发给保养费，行军中安排为伤病俘虏和体弱俘虏驮载行李，骑乘马匹等。（《敌军工作史料》第二册，第432页）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俘虏是一律优待的，哪怕我们吃黑豆，也要尽可能地给他们找大米、白面、鸡蛋或猪肉。”（《敌军工作史料》第二册，第164页）

　　◆1941年，八路军决定开设“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全都是被俘虏来的日本士兵。

　　再次，耐心开展教育。除了生活上优待照顾以感化日军俘虏外，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是从思想上彻底改造日军俘虏的主要手段。教育的方式主要是组织战俘阅读我军印制的传单、画报、小册子、文件、书籍，由懂日语的干部和反战同盟成员同他们个别交谈，发动干部战士、人民群众同他们联欢等。著名的俘虏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专设了日本问题、中国问题、时事问题、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多门课程，对日军俘虏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使他们明白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前途和日本劳动人民所蒙受的灾难，从而使他们明白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目的及其失败的必然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如聂荣臻、陈毅等甚至亲自与日军俘虏谈话，对他们施以教育。通过耐心宣传教育，日军俘虏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看法或多或少都有所改变，自动投诚的也越来越多。1940年八路军中的日本人有7%的经教育后自动投诚，这一比例在1942年和1943年分别达到18%、48%。（杨文彬、殷占堂编著：《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纪实》，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50页）

　　抗日战争期间，我军宽待日军俘虏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巨大的。它以活生生的事实驳斥了日本当局的欺骗宣传，宣扬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优良作风和人道主义精神，动摇了日军军心。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共俘虏日军6213名，日军投诚746名。（张前承：《中国心理战发展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63页）连日本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释放俘虏。”（《敌军工作史料》第二册，第165页）

　　成立反战组织：由觉醒联盟到解放联盟

　　经过八路军、新四军的感化和教育，一些日军俘虏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本质，思想逐渐觉醒，他们不仅主动与日本军国主义划清界限，而且积极成立反战组织，以宣传正确的革命道理，唤醒更多被蒙蔽、被驱使的日本士兵。

　　最早成立的日本人反战组织是觉醒联盟，其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是杉本一夫。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他曾于1933年参加日本海军，后因病退出现役，1937年6月到满洲铁路公司下属的基建公司工作，1938年7月29日被八路军游击队俘虏，被俘后改名为杉本一夫。经过八路军的耐心教育和他个人的观察体会，杉本一夫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决心参加八路军并成立一个以日本人为主的反战组织，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向中国人民赎罪。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的同意和支持下，1939年11月7日，觉醒联盟在山西省辽县（现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野战总部成立，杉本一夫为联盟负责人，受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直接领导。觉醒联盟以呼吁广大日军士兵觉醒，反对侵略战争，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恶，学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宝贵革命经验，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宗旨。（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3页）此后，在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力支持下，觉醒联盟先后在太行、冀南、冀鲁豫、山东和太岳军区建立起了五个支部。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总司令在了解到杉本一夫的情况后，就一直对其给予细心的关怀和大力的支持。他亲自批准杉本一夫参加八路军，觉醒联盟成立后，又亲自去看望联盟成员表示祝贺，后来还亲自介绍杉本一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觉醒联盟成立不久，日本来华进步青年文学家鹿地亘夫妇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创立了反战同盟，与华北的觉醒联盟遥相呼应。鹿地亘是日本共产党员，因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而受到日本当局的迫害通缉，被迫流亡中国，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推荐，加入国民政府，从事对日宣传工作。为了教育日军俘虏并通过他们团结争取广大日军士兵，鹿地亘决定建立反战同盟。1939年12月25日，“在华日本人反战革命同盟西南支部”成立大会在桂林乐群社礼堂隆重举行。大会通过了同盟宣言，规定了停止侵略战争、撤回日本派遣军、打倒日本官僚政府等六项任务。1940年7月20日，反战同盟本部在重庆成立，鹿地亘被推举为本部会长。此后，反战同盟先后成立洛阳、冀中、晋察冀、晋西北、胶东、鲁南、鲁中、苏中、苏北、淮北、淮南、延安等十余个支部。

　　1942年以后，对日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作战压力增大，内部动摇；抗日根据地建设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加强；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取得明显成效。为适应形势发展，更好地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人反战组织进行了整合改组。

　　1942年6月23日，由冈野进提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成立。冈野进又名野坂参三、野坂铁，日本共产党党员，先后任日本共产党党纲起草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前往莫斯科任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执委；1940年3月随周恩来等人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人的热烈欢迎，此后经中共中央安排，留驻延安从事针对日本和日军的工作直至1945年9月离开回国。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事实上承担了统一领导反战活动的职责，对于推动反战活动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快速发展，先后建立了17个支部，盟员达数百人。（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1942年8月15日，在冈野进推动下，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两个大会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和支持，大会决定将觉醒联盟改名为反战同盟，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杉本一夫任会长。1943年5月，在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的同意和支持下，反战同盟华中地方协议会成立。这样，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反战组织便统一了起来。

　　1943年以后，抗日战争形势又有了新变化。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丧失了战略主动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不仅保卫和扩大了根据地，还在一些地方对日伪军发起了攻势作战。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日本人反战组织需进一步调整发展，以加强领导、统一行动。

　　在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后，1944年1月15日至2月16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行委员会以及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等应邀出席。大会总结了过去近五年的反战组织发展情况和反战活动开展情况，提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和平自由的新日本的新的工作方针。根据这次大会的决定，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4月9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式成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同时宣布解散，反战同盟各支部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各支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成立是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的重大转变，也是我军敌军工作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转折。1944年6月1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敌军工作史料》第三册，第497页）日本人反战组织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成为对日军开展政治攻势的重要力量和得力帮手。

　　开展反战活动：对日军的宣传瓦解

　　日本人反战组织成员及受其教育影响觉醒后的日本俘虏，除少数拿起武器与日军直接作战外，大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日本人反战组织的具体组织下，投入到了对日军的政治攻势中，协助八路军、新四军更有效地对日军作战。

　　向日军开展火线喊话。让日本俘虏到前线向日军喊话，既能发挥他们讲本国语言方便与日军沟通的优势，还能现身说法，打破日本当局丑化、污化八路军、新四军的骗局，引起日军内部的矛盾。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的不少盟员自告奋勇到前线去，向日军喊话，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百团大战中，觉醒联盟太行支部的所有成员全部到一线对日军士兵进行宣传喊话，配合八路军作战，给日军造成了很大影响。1943年华中地区的佃湖、陈集等地反“扫荡”战斗中，反战同盟苏北支部配合新四军第3师在前线对日军喊话，争取了10余名日军向新四军投诚。（新四军战史编委会编：《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第348页）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在支部书记小林清的带领下，对文登、荣城、牟平等地驻守的日军频繁进行喊话宣传，对瓦解该部分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小林清等人因此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日本八路”。文艺演出也是变相的火线喊话，而且效果往往更好。如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创办了“国际剧团”，反战同盟冀中支部创办了“国际剧社”，他们在八路军或地方武装的保护下，深入至敌后日军据点附近的村庄演出话剧，并邀请日军观看，以真情感化日军。有时，盟员们也会向驻守碉堡的日军士兵送去慰问袋，里面装上糖果点心或毛巾肥皂，以拉近与日军士兵的感情，引发日军士兵的思乡厌战情绪。

　　编印针对日军的宣传品。反战组织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在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和支持下编印针对日军的宣传品。由于盟员们在被俘之前大都经历过残酷的战斗，目睹了残杀平民的悲剧，也受过日军长官的欺骗、打骂等不人道对待，因此对日军士兵的生存现状和心理需求有清晰的了解，这就为有针对性地编写宣传品奠定了基础。1942年8月，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通过《日本士兵要求书》，其中提出了改善日本军队中士兵生活待遇和保障他们应有权利的228项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81-99页）在后期针对日军的宣传中，大多采用了其中的观点。为了扩大宣传面，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的大多数支部都办有日语刊物，既面向广大日军宣传，也在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内发行。比如觉醒联盟总部创办的机关刊物《觉醒》，太行支部创办的《反战报》（后改名《同胞报》），太岳支部编印的日文报纸《士兵的呼声》，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创办的《士兵之友》（日语），苏北支部创办的《日本士兵之声》《新时代》日文刊物，鄂豫支部创办的《新导报》《反战旗》日文报纸等。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编辑出版的《日本士兵之友》《战友》等刊物，根据日本士兵的心理精心撰写文章，还配上精美的图画，对日军很有吸引力。冀南支部书记秋山良照也因此在冀南的日军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不仅有许多日本士兵给他写来信件，甚至有一名日军的上等兵被他感动后主动联系要求到八路军的队伍里来。由于他们在对日军的宣传工作中的突出成绩，朱德总司令专门发贺电表示肯定和赞扬。

　　开设日语广播电台。通过短波电台对日军进行宣传是另一个有效的政治攻心的方法。无线广播安全性高，内容多样，除了大量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等内容外，还可以播放日语歌曲，讲一些日本士兵熟悉的家乡故事，更容易勾起日军士兵的厌战和反战情绪。较早开播对日军广播的是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从1940年11月起，反战同盟延安支部以日军士兵为对象，开播日语无线电广播，每周播音两次。广播的内容主要是播报战况，介绍八路军中日本士兵的生活，以及根据地的情况，阐明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等，这些对激发日军厌战反战情绪、动摇日军军心士气、瓦解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为日本人所忌惮的是新华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由冈野进建议，中共中央同意，新华社所属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1941年12月3日起正式开播日语口语广播，面向日军士兵播报抗战战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活动，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俘虏政策等。广播每周一次，每次30分钟。广播内容由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提供，冈野进负责日文稿件的审定，播音员有森健、高山、原清志等。日语广播在日军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被俘的日军都听过广播，有人就是在听了广播后主动投降的。特别是女播音员原清志，她的语音纯正，很受日军欢迎。原清志于1937年3月来到中国，同年11月加入八路军，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语广播引起了日军的恐慌，日军遂使用大功率无线电设备进行干扰。由于人员调整、技术故障等原因，日语广播于1943年3月暂停播放。新华广播电台开播的日语广播，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外语广播，开播的日子也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纪念日。（万京华：《新华社与抗战对外宣传》，《中国出版》2015年15期，第30-31页）

　　协助教育改造日军俘虏。为更好地教育和改造日军俘虏，推动敌军工作发展，在冈野进的提议下，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意，1940年10月在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冈野进任校长。从创办到抗日战争胜利的5年间，连同后来开办的山东分校、晋西北分校、华中分校等，日本工农学校共教育改造上千名日本俘虏。经改造后的日本俘虏有些被送到前线从事反战和瓦解日军的工作，有些留在了延安的各个机关、学校担任日语教育和翻译工作。日本工农学校是一座锻造反战战士的熔炉，一批批日本俘虏被送进来，经过教育改造后又送到前线和后方的不同岗位，成为反战工作和瓦解敌军的骨干力量，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1944年，新四军委托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开办了两期日本人训练班，为期6个月，教育改造日本俘虏。除了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外，训练班的所有工作均由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负责组织实施。训练班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成绩和经验，为此后开办类似训练班提供了参考。（《敌军工作史料》第三册，第527页）

　　另外，日本人反战组织还在日军驻地和必经的道路附近墙壁、电线杆、树干上书写和张贴了大量反战标语，有时甚至直接接通与日军的电话进行反战宣传，均取得了一定效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地日本人反战组织又协助八路军、新四军开展受降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不少日本军队放弃抵抗，不顾国民党的阻拦和部分顽固日本军官的威胁携武器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在遣送滞留东北的大量日本难民的工作中，日本人反战组织也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本人反战组织也光荣完成了它在中国的使命。1945年8月30日，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准备奔赴前线协助受降并转道回国。随后，大部分人员经转东北回到日本，部分人员则留在中国并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以及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一切同情、支持、参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际友人的胜利，其中包括大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的日本反战组织的全体成员，他们最多时达到1200多人。（孙金科：《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44页）他们中的有些人拿起枪在前线与日本侵略军英勇战斗，而更多的人则拿起笔，用传单、标语、广播，用动情的语言感化日本侵略军，唤醒日本士兵的人性和道义，积极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而特殊的贡献。

　　日本人反战组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既得益于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冈野进的坚强领导和全体反战组织成员的努力工作，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抗日军民的大力支持，正如日本人反战组织在出发纪念大会上通过的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致敬信》中所说，“解放联盟和日本工农学校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发展，这完全是你们正确的领导和诚恳的援助的结果”。（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这段历史记录和见证了中日人民追求和平正义、互敬互帮的伟大友谊，成为苦难战争史中的光辉一页，也是保持中日世代友好的良好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