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长征中是怎么搞思想路线教育的？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直接进攻中央根据地的达到50万人。由于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在军事指挥上出现严重失误，第五次反“围”斗争遭到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中的思想路线教育，对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一 加强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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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是党和军队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党和部队的思想，是一项紧迫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1935年2月28日，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在遵义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此后，红军各军团逐级向下传达。遵义会议的决定，振奋了人心，得到了广大干部战士的衷心拥护。在毛教员的直接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河，歼敌1.8万余人，使中央红军一改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此后，红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实践是最好的教育。遵义会议后，以毛教员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逐渐武装了党和红军，奠定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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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

　　遵义会议后，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恢复党对红军的集体领导制度，规定各部队的党委，对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都有权进行讨论，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央开始纠正王明“左”倾错误所制造的冤案，解放了一大批被错误打击的干部。同时，也开始纠正歧视、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1935年2月1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优待技术人员的指示》调动了知识分子干部的革命积极性。纠正“左”倾错误，促进了革命队伍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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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北上和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对于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阳奉阴违，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俄界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陕西的过程中，张国焘却下令红四方面军南下四川，并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中央政治局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红四方面军南下四川损失惨重，兵力锐减，陷入困境。1936年7月，贺龙、任时、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根据中央指示，与张国焘指挥的第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张国日益孤立，7月初被迫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二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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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政治动员，激发官兵革命斗志

　　在战斗前夕，通过政治动员，使广大战士认清政治军事形势，明确当前战斗的目的、意义，对有利条件和困难因素做到心里有数;在战斗进行过程中，通过战场鼓动，唤起战士与敌肉搏的勇气和意志;在战斗结束后进行总结宣传和表扬激励战士学习并发扬。如在渡过大渡河后，《战士报》以“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敢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的醒目标题，报道了红一团的英勇事迹。在飞夺泸定桥成功后，中革军委给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授奖，并确定其中5人为“英模”，表彰其功勋。对战士英勇行为的尊重和肯定，极大地激发了官兵的斗志，鼓舞了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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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连队支部建设，发挥党员模范作用

　　为健全红军连队党支部的组织，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总政治部在1935年5月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要求连队一切政治动员和运动，首先要在党员中解释本连的具体战斗任务，进行讨论，保障任务的完成。要提高党员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来影响群众。该训令发布后，各部队通过思想整顿、组织整顿，提高了连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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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战士生活，强化阶级友爱教育

　　总政治部要求广大政治工作人员开展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的教育，从生活上关心战士，特别要关心伤病员和体弱的指战员。《红星报》先后发表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为筹集充足粮食而奋斗》等社论，关心红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1935年2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提高指挥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心，要做到迅速了解下情，及时解决问题对沿途寄养的伤病员，必须派人慰问，解决他们的困难，已痊愈的要动员其归队并予以欢迎。正是由于关心战士生活，在部队构筑了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的精神，红军才以高昂的士气渡过了长征中一个又一个难关。

三认真做好长征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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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军队纪律，宣传发动群众

　　在长征途中，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反复强调要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并深入群众进行宣传组织工作。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后的第二天，总政治部即发布《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要求部队整齐武装、服装;不掉队落伍;不脱离队伍，不自由行动;到宿营地后外出要请假;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不乱买东西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注意卫生。总政治部还在城内贴出布告说明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绝对保护工农的利益。这些措施使红军仅数日就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认识到红军是工农和一切革命分子自己的军队，很快掀起了全城以及近郊群众斗争的热情，群众要求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会。这是长征途中红军宣传发动群众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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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支持

　　红军在所经过的瑶、苗、彝、藏、回等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宣传党的反对民族压迫、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普通群众的支持。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在1935年1月19日再次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强调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意义，指出要严格政治纪律，绝对禁止对少数民族骚扰: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要开展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宣传教育，争取少数民族群众加入红军，并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同年5月，刘伯承率领红军先遣支队进入四川拖乌彝族聚居区，开展宣传活动。刘伯承与彝族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鸡支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毛教员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态度，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长征中红军的思想路线教育发挥了巨大威力，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