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34年，在蒋介石看来，那一年天下太平，只发生了一大一小两件值得一提的事儿。
小事儿是，中央红军在江西瑞金待不下去了，决定突围长征。
这件后来决定了中国命运的著名事件，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眼里并不算什么大事儿，特别是在各地的军阀政府眼里。
比如《民国日报》，就在当年的国庆节发了一篇重要社论：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
很多史料都表明，在发现红军突围出去后，蒋介石改变了策略，赶着红军往各省跑，这样他的嫡系部队就能借剿匪为名进入这些省份。
谓之“驱虎吞狼”战略。
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看着中央红军武装行军，薛岳的国民党大部队就跟在红军屁股后面，偶尔追上去打一打。
蒋介石的想法是，等把红军撵得差不多了，最好跟地方军阀拼个你死我活，再找个好点儿的地方给他们集体送葬。
而各省军阀的想法是：红军你爱去哪去哪，别在我这儿就行。更极端的想法是：红军路过我可以不打，但老蒋的部队想来必须打！
总之，当时的红军并没有被掌握重兵实权的国民党政府太放在眼里，以至于在所有国民党军队的往来电报里，对红军的称呼都是非常轻蔑的一个字：匪。
蒋介石看重的是另一件大事儿。
1934年的2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市中心广场上宣布了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要在全国搞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认为，当时的中国人举止太不文明了，随地吐痰、走路抽烟、头发很长、厕所太臭、吃饭不好看等等。
而这种不文明是国家不能进步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混乱的根源。所以，只有人人参加新生活运动，才能让中国人民都成为文明的国民，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根据运动的要求，童子军要在公共场所监督人们的言行举止，甚至跑到别人家里去看居民是不是一天洗了三次手，不够三次的必须立即洗。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去认真考虑一件事：新生活运动的重点不是要新，而是要生活。
毛泽东曾经做过调研，当时的中国农村，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
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地主和富农还是支持的，毕竟仓廪足就要知礼节嘛。
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的民众大概心里想的是：
我真是哔了狗了，饭都吃不饱，你让我一天洗三次手！
只可惜，他们的声音传不出来，传出来也没人听。
2
为什么蒋介石会搞出“新生活运动”这么一个不接地气、匪夷所思的事情出来呢？这与他的夫人宋美龄有关。
1933年夏，蒋夫人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谈论中国问题。美国传教士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建议蒋介石不妨也来个仿效，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
于是，宋美龄和传教士拟出中国“新政”的细节，为此她亲自取名为“新生活运动”。然后，宋美龄给蒋介石吹了“枕边风”，受到影响的蒋介石，很快开始决定在全国铺开这项运动。
只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提议这个“新政”时，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社会广大人民的普遍情况呢？
其实，结合宋美龄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不难理解为什么她会产生“新政”的想法。
宋美龄出身于民国时期著名的“宋氏家族”，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资本家族。
幼年时，宋美龄随二姐去到了美国，后就读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之后，宋美龄在思想、举止和谈吐上已全盘西化。
回国后，基于“宋氏家族”的巨大人脉基础，再加上社交能力强，宋美龄很快在上海名流圈中脱颖而出。在嫁给蒋介石成为“第一夫人”之前，她就已经有了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
甚至可以说，在“政治联姻”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是蒋介石帮助宋美龄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反而是宋美龄帮助蒋介石扩大了社会影响力，拓展了上层名流圈子。
如果用一些时髦的关键词来概括宋美龄，那就是：超级白富美、名门望族、顶级海归、社会名流、交际达人、艺术造诣、见多识广......脑袋上的光环，就像是叠BUFF一样多得不要不要的。
对于宋美龄来讲，她因为“缺钱花”而发过愁吗？她因为“没饭吃”而饿过肚子吗？她因为“没路子”而四处求过人吗？
都没有。从来没经历过，也不可能让她经历。
既然基本的吃、穿、住、用、行等物质层面的需求都完全满足了，那她就会成天琢磨一些精神文明层面的事，顺便陶冶情操。
当她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时，当然可以感受到彼时的民国在文明素质方面与美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差距，于是便思索如何改善国民素质。再加上其思想“西化”，能全盘接受来自美国政策思想，正好与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一拍即合。
她会看到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吗？就算看到了，她能切身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吗？
3
科幻作家刘慈欣有一篇小说《山》里，描述了一群外星人认识世界的历程。
一开始，外星人生活在一个半径三千公里的球形空间里，四周都是坚硬的岩石，于是他们认为宇宙就是一个坚硬的固体，在这些固体中，有许多空泡，这些空泡就是生命存在的世界。这样的世界被成为“泡世界”，由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泡世界宇宙理论”。
直到经历艰辛的探索，无数生命的牺牲，他们才终于知道，所谓的“泡世界”其实只是一个星球的地心。这群外星人生活在地底下，当他们有一天钻出地壳仰望星空，才发现之前所有的知识、理论和认知可能都是错误的。
虽然是科幻小说，但人类社会无疑也是这样。往往人的认知，受其固往的知识经历、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就会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自己周围是这样，那么全中国、全世界也都是这样。
也正因如此，长期待在上海、南京这种大城市，享受着锦衣玉食生活的蒋介石夫妇，想不到、也不可能理解中国那些底层的百姓，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而要打破这种固有认知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走出去，俯下身子，真正地走入贫苦老百姓中间，倾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苦痛。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做不到。
但毛泽东和他的红军做到了。
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想调他到上海的党中央去工作，但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
从此，开启了自己的“丛林生涯”，带领着红军一路走南闯北，穿山越岭，小米饭、南瓜汤，一直到1949年解放北京城，他们在高山密林里居然生活了22年。
也正因为，毛泽东和他所带领的队伍，从人民大众中来，最了解穷苦人民的疾苦，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具有国民党军队所不具备的，源源不断的力量。
蒋介石和国民党可能一直到失败，都没有想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是会用脚投票的。
4
1934年把中央红军从江西赶出来后，国民党和蒋介石一开始是掉以轻心的。
但当红军被追着跑进贵州、四川的时候，蒋介石开始认真了。
因为打了这么久，他发现了一个不能理解的事情：为什么红军越打越少，但就是打不绝。
十万红军被打得还剩一万多人，这一万多人就是没被打散。
他更不能理解的是，一群十几二十来岁的娃娃兵，打起仗来都不要命，一个个疯了似的往前顶。
仅长征初期的“甘溪镇”之战，死在山涧里的红军尸体，当地四百多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才全部搬出来。
因为他和他的政府真的不了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百姓。
这群衣衫褴褛、沉默寡言，只为活着就要用尽全力的“下等人”，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不是已经搞了新生活运动了吗，你们就好好参加运动，把手洗干净、把衣服穿整齐、吃饭的时候不要打嗝，好好做个文明人不就好了嘛。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那些赤贫的农民没有回答。
但当红军长征到达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用行动发出了声音。他们跟着红军打土豪分粮食，帮助红军救治伤员，给红军当向导。
在红军的队伍里，他们想说的话，有红军帮他们说，他们想做的事，有红军帮他们做，他们开始有了生活，有了梦想。
如果蒋介石知道红军长征路过贵州遵义，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之下，还组织过一场和当地百姓的篮球赛，朱德还亲自上场的时候，估计会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下来。
所以，毛主席早就深刻指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得民心。
鲁迅和毛泽东曾经在关于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刻画上，有着较为明显的分歧。
在鲁迅的笔下，普通的中国人是麻木的，愚昧的，是可悲的。
而在毛泽东的笔下，中国的底层百姓，特别是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向上的，是火药桶，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曾经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表现了农民看重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但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有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因为未曾体验过农民斗争之故。
据说，当鲁迅听到这个评价后，颔首微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应该说，二者都没有错。
鲁迅更多的代表了普通知识分子的理解，他们在社会层级上“高高在上”，俯视大众，自然觉得大众是愚昧无知的。
他们天然地认为，就算是在革命中，自己也天然地就应该是“领导者”，自己振臂一呼，底下的百姓就该群起响应，指挥他们往东、他们绝不会往西。
而对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你谁啊？贵姓？我跟你熟吗？
毛泽东则毅然决然地走入他们中间，和他们谈心、交朋友，鼓励他们，放手发动他们，将他们身上潜藏的巨大革命性彻底激发了出来。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1930年
在当年的数万红军中，有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一直保留到了今天，成为最珍贵的史料，在信里，他列举了为什么无论生死他都要当红军的理由，非常朴实简单：
官长士兵间，生活一律平等；军中有网球、足球、琴、棋等活动设备；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
这位红军战士，在紧接着的激烈交战中牺牲了，并没有活到新中国的诞生。
但他的这封信里，已经写出了红军生命力的真正源泉。
国民党如果不腐败，一个建党初期只有区区几十人的党派，一个被撵得东奔西走只剩下万把人的红军队伍，能打败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和几百万正规军队的国民党？
5
曾写下《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在自己的采访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片段。
他当时问一个老头，他们为什么宁可要红军。下面是一段采访原文：
“白军来了怎么样？”他问道。
“他们要多少粮食，从来不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没有钱缴税。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四头猪。骡子每头值三十元钱，猪长足了值二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
“啊呦，啊呦！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四十元，他们还要我四十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他开始一一说村子里的人的罪名。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的动向报告给红军，他们有两家的儿子在红军里，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在护士学校。这不是罪名吗？他向我保证，随便哪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们枪决。
这时一个赤脚的十几岁少年站起来，他一心注意讨论，忘记了有洋鬼子。
“老大爷，你说这是罪名？这是爱国行为！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难道不是因为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咱们的权利在打仗？”
他热烈地继续说：
“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史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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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来讲讲自己真实的经历。
读红军历史，特别是看到长征这一段的时候，我曾无数次掩卷深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支装备落后、缺兵少将、食不果腹的红军队伍能辗转几千里，却始终不能被打垮？
为什么那时候革命已经看不到前途了，还有那么多贫苦农民愿意跟着红军走？
为什么红军的战士都那么不怕死，经常一个排、一个连甚至一个团全部战死？
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毛泽东和他的红军，真正激起了最底层民众的力量。
而这些底层民众，他们才是国家的大多数，当他们决定不再沉默的时候，这种爆发是惊人的，是足以改天换地的。
现在我们有微博、微信、头条、抖音，我们在上面吵得热热闹闹，总以为自己就代表了民意。
但中国最大的民意是至今仍生活在农村的几亿农民，是城市里的低收入者，是那些为了活着就得拼尽全力的人。
他们要什么，他们想什么，他们在干什么，有人关心吗？
他们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至今仍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谁也不应该忽略那些沉默的大多数。
因为，这才是我们今天一切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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