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研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左派阵营分裂的主要因素

　　（图片内容：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对比

　　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所有

　　权力：归资本家

　　财富：1%的人占有

　　工人阶级：被剥削

　　社会主义

　　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

　　权力：归人民

　　财富：由人民公平分配）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编者按：众所周知，当今左派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规模巨大。莱娅·鲁日同志在她的新文章中试图从对目标即社会主义的理解这一视角来审视左派阵营中现存的不团结现象。读者可能在某些方面并不认同文章作者的观点，然而，该材料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认知的阐述。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些所谓的左派（还有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当中，认为在当今形势下朝鲜是世界上最进步国家的这一想法会让他们感到极其不适。莱娅·鲁日同志在文中对这类左派进行了颇为精彩的批判。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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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在此消除一种错觉。我们通常认为左派阵营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往往是发生了某个事件，例如，在某个节点，累积的矛盾演变成新的公开冲突，或者旧有冲突加剧，一部分左派和红色阵营人士在冲突中支持一方，而另一部分则支持另一方。他们在冲突中选择某一方的原因往往被一些表面因素所解释，但这种选择背后的深层本质却往往被忽视，然而，如果理解了这种选择背后的原因，很多问题就会明晰。（还有一种“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在左派中本身就不受欢迎，在舆论场中也不引人注意，所以在此我们不做讨论）

　　在我看来，分歧的主要根源实际上并不在于对某个冲突的评估，而在于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我们常常喜欢援引1917年之前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经验，仿佛我们真的回到了那个时代，但我们却忘记了，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也不存在关于它的激烈争论。马克思主义者对后期空想家的空想感到厌倦，他们的出发点是先进行革命，至于如何建设无私有制社会，之后自会见分晓。不过，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孟什维克担心：万一推翻了资本主义，结果得到的东西可能比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资产阶级民主还要糟糕得多呢？而这种担忧正是后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社民工党）中的孟什维克及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孪生兄弟”的不彻底性、前后矛盾甚至直接背叛行为的根源。毕竟，即使在俄罗斯帝国，由于本身就不存在民主，根本谈不上失去民主，但未来的孟什维克却非常担心革命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专制，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存在一种担忧，即在一个人口文盲率高的落后国家，一切走向失控的可能性甚至比在文明的欧洲还要高。

　　1884年，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中写道：“如果我国真的建立了人民政权，——那么……人民在被问到是否需要土地以及是否应该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时，会回答：‘是的，需要，而且应该夺取’……而当被问到是否需要‘社会主义组织原则’时，人民一开始会回答说不明白问的是什么，然后，好不容易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会回答：‘不，我不需要这个’……如果由夺取政权的革命者组成的政府仍然要推行社会主义，那么它要解决这个任务，要么按照现代社会主义的理念，但现代社会主义自身的不切实际以及本国劳动发展水平和劳动者自身习惯会对此形成阻碍；要么它就不得不从‘家长式和专制式共产主义’理念中寻找出路，对这些理念所做的改变仅仅是，由社会主义阶层来领导国民生产，而不是印加的‘太阳之子’及其官吏。”

　　也就是说，从普列汉诺夫的角度来看，建立类似印加帝国那样的国家看起来是比当时俄罗斯帝国的现状更糟糕的前景，俄罗斯帝国有贫苦的农民、周期性的饥荒，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民起义和沙皇军警对人民的镇压。尽管在当时乃至现在，很多人都倾向于把印加帝国描绘成某种反乌托邦，但我认为，即使是普列汉诺夫也知道，那里是一个不知饥荒为何物的国家，这意味着那里民众的生活状况要比俄罗斯帝国好得多。然而，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这种社会进一步发展和进步的能力，而且从马克思主义进步论者的角度来看，哪怕英国圈地运动是残酷的，但如果这是迈向社会发展下一阶段所必需的，那也好过那种民众虽能果腹但社会停滞不前的稳定社会。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明白，这种二分法本身是错误的。当然，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从长远来看，技术更发达的一方必然会吞并较不发达的一方，哪怕后者对本国人口要人道一百倍。永恒的“世外桃源”是不可能存在的，白人殖民者总会到来，消灭那些此前不知饥饿和贫困、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人。进步是必要的，否则结局会很悲惨。然而我们必须明白，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只知道英国工业化的例子，包括其圈地运动和部分消灭破产农民中“多余的”穷人的情况。但我们现在知道，巴拉圭也进行了对民众较为人道的工业化，而这个社会是由于外部原因才崩溃的，英国在其中挑起了代理人战争，巴拉圭国家不得不如此艰难地抵御外部压力这一事实，间接证明了它内部是相当稳固的。关于这些事件的更多详情请点击链接：

　　https://dzen.ru/a/YbH3FPZKF3o2zAOx

　　而且无论如何，我们有社会主义下人道的工业化模式的例子。

　　但是在阅读那个时期的文献时，我们必须明白，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都因当时知识的局限性，倾向于以民众的苦难是进步所必需的来为其辩护，因为在当时人们认为，至少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没有这种残酷手段进步几乎是不可能的。

　　1917年之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更加激烈地展开了。立刻就有人不承认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他们的队伍中又加入了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坚称，十月革命虽然是真实的，但后来苏联据称偏离了正确道路。他们部分指责斯大林及其支持者，部分则以世界革命“未成功”以及欧洲国家仍保持资本主义为由。但如果更仔细地审视所有这些指责，就会发现，在所有这些指责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指责苏维埃国家不够欧洲化。斯大林不仅被指责为一个残暴的暴君，还被指为“亚洲专制者”，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不把问题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寻找一些客观前提，那么常常会提到俄罗斯帝国的俄罗斯人和其他居民所固有的“亚洲野蛮性”，据说这妨碍了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正常的社会主义。欧洲中心论进步主义者的核心困境是：“欧洲文化——亚洲的野性与野蛮”。当然，任何稍有学识的人都知道，人们不仅生活在欧亚大陆，而且能够列举出欧洲之外创造出的诸多高度文化的例子，以及欧洲人自己所犯下的诸多暴行的例子，但在这类论述中这些通常都被忽视了。

　　而且现代自由派左派用更现代一点的语言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他们那里取代了已经解体的苏联，扮演着具有“亚洲专制”且社会主义走样的角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已故的苏联可能至少还持有部分正面的态度，不认为它是如此的亚洲式野蛮，但他们可能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垮台是因为民众缺乏欧洲文化，如果是某个欧洲国家取代苏联，情况就会不同。然而恰恰是按照欧洲标准提高文化水平、增加有文化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数量，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是同行，这正是社会主义所培育的。事实上，苏联后期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如果西欧没有社会主义也能生活，而且似乎那里的情况甚至更好而不是更差，那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很多人还记得，当年苏联改革时期的那一代人是如何追逐以前在苏联无法获得的西方商品的，因此他们确信，如果以前就有丰富且容易获取的西方商品，就不会有不满的理由。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除苏联外，社会主义阵营还包括其他一些完全属于欧洲的国家，其中有两个国家进行过自己的改革尝试，即匈牙利（1956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而且波兰也曾发生过反苏动乱。在所有这些事件之后，这些国家都试图用商品的丰富以及更广泛地接触西方音乐和其他现代欧洲文化来平息可能存在的不满。然而，当改革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蔓延开来时，无论是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波兰，这种做法都毫无帮助，这些国家的反苏分子进行反革命颠覆所需的香肠富足和摇滚音乐自由一点也不比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少。当然，如果能知道当地反苏分子在无法以缺少香肠为由时会采用什么样的说辞，那会很有意思，但无论如何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用这种方式无法巩固、保卫和维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化社会主义”垮台了，而贫穷的古巴和朝鲜却依然屹立不倒，这意味着至少目前它们内部进行反革命颠覆的力量还不够，不过古巴的某些情况还是令人担忧。

　　不管怎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在是左派运动分裂的焦点，因为它并非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对一些左派来说，它或多或少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另一些左派则完全不承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从这个角度对它的评价甚至比托洛茨基对苏联的评价还要低。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不知道，托洛茨基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是“畸形的工人国家”，不过他认为苏联并非不可救药，是可以纠正的，显然是要把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换成他自己和他的支持者。顺便说一下，因此在他那里找不到对体制问题的批判（尽管“畸形的”这个词暗示了这一点），但却充斥着对个人的批判，而且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无法解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畸形的本质。然而，那些不承认朝鲜社会主义性质的左派在某种意义上比托洛茨基更甚，因为他们认为朝鲜几乎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要糟糕。正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朝鲜被视为社会主义样板。

　　接下来将剖析那些反对朝鲜的左派通常用来反对这个国家的论据。那么，依次来看：

　　1）君主制与缺乏民主。首先，金正日和金正恩的当选方式与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选举总书记的方式完全相同。而且完全有可能选举其他人，金正恩是从五名候选人中选出的。但不同的是，在同等条件下，朝鲜人根据自身的文化特点，会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有能力的儿子比起一个虽然有能力但非亲属的人，更不会背叛父亲的事业。他们默认更信任儿子。但能据此说没有民主吗？民主，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其最初的含义是指选举产生的职位由选民信任的人担任。从民主的角度来看，选民出于何种考虑信任这个或那个候选人并不重要。关于美国有研究表明，候选人笑容的特点在选民选择某个候选人时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候选人带着狗散步的形象在竞选宣传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基于这种考虑的选择肯定不比希望儿子像其有能力的父亲这种想法更理性。民主是指多数人投票支持的人当选，而基于何种考虑——并不重要。

　　然而，如今有些词汇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人们所理解的“民主”已不同于选民意志至上。如今，按照欧洲模式建立国家权力机构、总统任期有限且经常更换，这种情况被视为“民主”。至于这种被坚称是“民主”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选举总统的民众的利益，这并不重要。而且根本无需谈及信任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投票是选他们认为危害较小的人。而且没人会真正信任一个哪怕危害较小的人，只是为了避免更糟的情况而忍受他。但从欧洲民主标准来看，这些都不重要。就像当选的候选人在竞选后违背承诺也不重要一样。这里重要的是总统要“定期更换”。当然，朝鲜不符合这种欧洲民主标准。然而，这绝不是朝鲜的过错，因为这些标准本身毫无用处，应该被摒弃。当一个政治上无知的普通人（他们甚至在历史知识方面都极其匮乏）把现代欧洲标准视为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民族的普遍标准时，这还可以理解。然而，一个哪怕稍微研究过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一定的概念，也就不会要求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基础的社会具有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中形成的上层建筑。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荒谬的。

　　顺便说一下，在批评朝鲜“君主制”时，批评者实际上是在针对上层建筑提出诉求。然而，他们要么不知道，要么故意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君主制的主要特征不是世袭（梵蒂冈的君主制就不是世袭的），而是权力由更高力量赋予合法性。不仅在基督教欧洲，君主是“上帝的受膏者”，在伊斯兰教中，统治者也被认为是奉真主之命统治，而且在东南亚，统治者被认为是受上天授权。当然，也有细微差别，在亚伯拉罕诸教中，邪恶的统治者可能被认为是上天为惩罚罪恶而派来的，在儒家思想中，认为上天会剥夺邪恶统治者的授权，而且可以也应该推翻这样的统治者，但根本上仍然是权力由更高力量赋予合法性。没办法，在当时的通讯发展水平下，要在超出单个城市规模的社会范围内实现选举权力是极其困难的。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朝鲜不存在任何权力由上天赋予合法性这种情况。以下引文可作证明：

　　“主体思想，把人置于社会关系之中去观察，并崭新地阐明了人的本质特点。由于主体思想阐明了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因而产生了关于人的完整的哲学解释。主体思想，根据对作为社会人的科学解释，阐明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一哲学原理，这是给世界观的问题带来了新的变革的哲学上的发现。

　　“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换句话说，人是世界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是世界的改造者和自己命运的开拓者这一思想，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是以认为世界和人的命运受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神秘主义为归宿的；形而上学则是以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是固定不变的，因而人应该顺从注定的命运的宿命论为归宿的。认为人是世界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能够改造世界、开拓自己命运的思想，是以否定了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立场为前提的。”

　　你认为这是谁写的？这是金正日的文章《关于主体思想》。既然不存在宿命论，那就不存在世袭权力的必然性，也就谈不上君主制了。也就是说，即使假设朝鲜的社会意识中存在一些前君主制的偏见，这种偏见在国家层面也是得不到支持的。

　　还应当指出的是，许多朝鲜的反对者根本没有具体阐明他们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除了一点细节外，在宣传层面上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具体模样——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民主。但如果按照欧洲标准来理解民主，如上文所示，那它与社会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而如果将其理解为参与式民主（也就是民众真正参与管理的那种民主），那么这首先意味着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民众的期望和愿望，而如果民众头脑中有一些特定的错误观念，那么很遗憾，这就意味着要去实现这些错误观念了。如果民众头脑中有这样的想法，即要改善自身状况就得消灭邻居、夺取他们的土地及其他财富，那么在民主制度下，他们就会这么去做。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但就连我们这里的普通民众对学校接收移民子女这件事也是持负面态度的。要是给他机会就此进行投票，他就会剥夺一部分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而以其普通的思维方式，他是看不到这些后果的。当然，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说，在实行民主时，不应依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而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如今，无产阶级的上层也可能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并不比小资产阶级好多少，而如果以无产阶级的下层为导向，同时又不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同样可能会出现类似波尔布特政权那样的情况，该政权的诸多可怕之处恰恰正是当地活动分子无知和狭隘的结果。说到底，正是他们拿着大棒去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而不是波尔布特本人亲自动手。不管怎么说，结果就是，对于社会主义而言，仅有民众的民主是不够的，还需要用正确的意识形态对他们进行灌输。而令人意外的是，朝鲜正是在主体思想政党领导下为民主而奋斗。总的来说，许多左派有个奇怪的习惯——依据资产阶级媒体来对朝鲜下结论，甚至都不关心朝鲜自己是如何阐述其意识形态的。况且朝鲜在这方面并没有保密，金正日在《关于主体思想》一文中又提到：

　　“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决定于其阶级性质和内容。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阻挠着社会发展，而进步阶级的先进思想则推动着社会发展。最自主的阶级——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起着历史上任何一种先进思想都无法比拟的巨大的革命作用。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科学地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在社会发展中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工人阶级的思想是认识和变革现实，创造未来的武器。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阻挠着历史发展，维护着腐朽的旧制度，而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则履行着推动和引导历史发展的使命。

　　“革命运动是自觉的运动，因此，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始终要把人的思想作为根本抓起来，这是在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所谓在革命和建设中把人的思想作为根本抓起来，这意味着赋予思想因素以决定性的意义，加强思想意识的作用，来解决一切问题。

　　“赋予思想因素以决定性的意义，这是革命运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

　　主体思想强调人民群众的自主性，而这自然意味着民众积极参与自我管理，也就是那种参与式民主。但与此同时，思想上的管控是必不可少的，而正是这一点让许多左派无法接受，觉得这是“限制自由”。没错，如果按照自由主义的方式来理解自由，确实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共产主义者本就不应该按照自由主义的范式去思考。

　　2）另一类指责集中在朝鲜的生活水平上，声称其生活水平极低。但首先，这方面的谣言是敌方宣传积极炮制出来的；其次，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明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较低的。要是朝鲜能扩展到整个半岛，资源增多的话，生活水平就会提高，要是社会主义阵营能进一步扩大，那资源就会更丰富。

　　但问题不在于这一指责本身，而在于提出这种指责的那部分左派，甚至包括那些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要是让他们在社会主义下较低的生活水平和资本主义下富足的生活之间做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有时他们还会辩称，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必然要保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也就意味着要有更优渥的生活条件，因此他们觉得在温饱水平的社会主义总归是不怎么样的。正是在这种蛊惑言论下，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中被破坏了，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既然欧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那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更先进的制度，几乎就是理想的共产主义了。然而，所谓的“欧洲生活水平”与其说是源于欧洲技术上更发达，不如说是源于从其前殖民地榨取资源的机制。这里以法国为例就能说明这一点，其他富裕的欧洲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

　　《法国如何控制非洲前殖民地的经济》

　　结果就是，如果切断这种资源榨取，欧洲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幅下降，远低于朝鲜，朝鲜起码有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生活的能力。但欧洲没有这种能力，切断这个“抽血泵”对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些社会体系来说意味着死刑。所以，用在资源消耗方面更经济的体系来取代这些体系是当务之急，因为既要最终把第三世界从全球寄生虫手中解放出来，也要避免欧洲当地民众陷入困境。而这就是未来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然而，许多左派，包括那些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根本看不到从第三世界榨取资源这个问题，他们的思维极其简单——生活水平高就是好的，低就是不好的。而且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达到的这个生活水平都不重要。所以生活水平高的国家就是正确且进步的，就应该站在它们那边，而且总的来说要以它们为榜样。后苏联空间的左派就有这样一种想要以欧洲为榜样的愿望，仿佛欧洲就是社会主义似的，而欧洲左派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形象缺乏具体内容，这使得他们自身在这方面免受批评。

　　3）针对朝鲜的第三类指责是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合作。实际上，关于这种合作的具体细节我们了解得太少，没办法具体评判，但需要注意以下情况。原则上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认为这种合作是一种政治错误，但同时承认朝鲜的体制是社会主义的。然而，大多数朝鲜的批评者在这方面有这样一种预设，即这种合作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主体思想国家本身就不好。大致就如同最著名的教父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人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是有罪的，恰恰相反，是因为人本来就是有罪的，所以罪已经作为一种属性存在于人身上了。朝鲜的批评者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朝鲜不是因为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建立了同盟关系才不好，而是因为它本来就不好才建立了这些同盟关系。而且它在这之前就不好，即便没有这一情况也还是不好。

　　也就是说，这一切又都归结到最初就把朝鲜视为不好的这种观念上了，而不是基于具体情况。这也意味着，如果出于某些原因这个同盟关系破裂了，朝鲜的批评者也丝毫不会缓和他们的态度。

　　4）还有一种典型的自由派蛊惑言论，说什么如果这么喜欢朝鲜，那就去朝鲜呀。但要知道，朝鲜毕竟不是有求必应的，不可能容纳所有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共产主义者也没打算给资产阶级这样的“礼物”，把自己从本国社会中清空。不过，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有人因左派和共产主义信仰在自己的祖国遭受严重迫害，那么是可以去朝鲜寻求政治庇护的，那里有少量这类政治移民形成的群体。但是，当然了，一个忠实的主体思想支持者在自己的国家会努力在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最大益处的地方工作，而不会只是去寻找对自己而言更好的地方。而当把为自己寻找理想之地当作一切的评判标准时——要知道，你面前的就是个自由派了，尽管他可能会把自己包装得更像样些。

　　那么，从上述所说的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即便是朝鲜的左派批评者，甚至那些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本身也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尽管他们可能会仪式性地宣誓忠于工人阶级事业，挥舞着红旗，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完全被资产阶级思想所渗透，他们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主张都经不起任何批评。

　　也有貌似从左派立场出发对朝鲜的批评，声称朝鲜给市场经济留了太多空间。但这种批评往往依据的是某位知名朝鲜问题专家兰科夫的著作，而这本身就是个可疑的来源。此外，在面临封锁和能源短缺的情况下，允许存在一些小的赚钱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的举措——既然工业无法满负荷运转，人们就不得不去种菜，甚至养家禽。不过，朝鲜在这方面对市场做出的让步可比古巴少多了。

　　我们希望对小市场的这些让步就此打住，尤其是鉴于世界局势如此，与资本主义相安无事的问题很快就会自行消失，新的斗争阶段即将开始。

　　莱娅·鲁日

　　（文章转自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