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剃去，双目直视，表情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之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李大钊从容走向绞刑架前留下这样的遗照。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寂深夜中的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
——李大钊《新纪元》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恐怖。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起来，疯狂地加紧了对革命的迫害，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当时，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布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被张作霖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被通缉。
这时，李大钊即转入地下，从事秘密工作。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京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兵营内。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李大钊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常有密探盯梢跟踪。但是，他仍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在他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京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外面虽是敌人的黑暗统治，里面却是热火朝天地开展工作，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300人之多。有的时候，日夜都有同志化了装，躲过敌人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常来求教。李大钊总是尽量亲自接见他们，和他们谈话，并审阅各地送来的报告，派出干部，发出指示信，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力量。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猛烈发展起来，在南方，展开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革命斗争。9月，国民军也在我党帮助下，愿以国民革命和扶助民众运动为职责，并配合北伐军，进军河南西部。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这时派遣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去南方，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积极发展北方革命力量。仅北京一地，“三•一八”以后至1927年2月，共产党员就在敌人的疯狂搜捕和“讨赤”、“驱赤”的恐怖气氛中由300余人发展到1000人以上，不到一年增加了两倍多，共青团组织发展也很大，国民党员也由2200余人发展到4300余人。
在革命力量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李大钊又联合北京各进步团体，组织了“左派联席会议”(简称“左联”)，使进步力量在共产党的周围紧密团结起来，更加孤立了国民党右派。
在湖南等省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北方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李大钊和北方各级党组织派遣更多的同志到广大农村中去，在这些地方突破敌人的黑暗统治，扩大了原有的农民组织，建立了新的农民组织和农民武装，展开了新的斗争。
在敌人严密控制的城市，革命的刊物继续秘密出版，除《政治生活》外，北京各大学都出版了革命的秘密刊物，如北大的《烈火》、《新生》、《下层》，师大的《新华》，燕京大学的《努力青年》，农业大学的《农光》，法政大学的《新社会》，艺术专科学校的《街头之塔》等等。
李大钊继续为《政治生活》撰写了许多文章，他的《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用确凿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右派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
李大钊总是紧张地、繁忙地工作着，当他本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自由的时候，他从不松懈。他善于在黑暗中看到未来的曙光，善于在敌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中看到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看到人民的觉醒，在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他的表姑曾问他：“你们老搞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样厉害，兵权在手，今日赶，明日捉，把你们从这儿赶到那儿，你们不是自讨苦吃么?”李大钊答道：“他们就好比是一堵墙，我们捣来捣去，总会把这墙壁给捣垮的!”又说：“怕什么!早晚我们是要胜利的。我们的主义，就像庄稼人的种子一样，到处都撒遍了，他们是破坏不了的。他们破坏了这儿，还有那儿长出来，没有关系!”他也常对孩子们说：“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的欢喜呀!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现在统治者虽然想尽办法攻击我们⋯⋯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要挺身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把革命的种子撒得到处都是⋯⋯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来一样的快乐!”
但是，李大钊自己的处境却越来越险恶了。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对北方革命指挥机关的监视与迫害。机关里的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没有回来;张全印一早出去买菜，也没有回来。他们都被捕了。李大钊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对各地的工作作了周密的安排，烧毁了重要的文件，还与同志们一起练习打手枪，准备应付最坏的变化。许多人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担心，多次劝说，但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反动军阀终于下毒手了。
为了逮捕李大钊，敌人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他们不但派特务经常监视出入人员的行动，而且利用招工友的机会，派人伪装打入内部，用了3个月的功夫，把内部的一般情况弄得一清二楚。他们还逮捕了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李渤海，诱使他叛变，进一步摸清了内部组织情况。然后，他们找当时任公使团团长的荷兰公使欧登科交涉，希望准其进入使区抓人。于是，各国公使开会集议。这帮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把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视为神物，在“三•一八”前夕的大沽口事件中，还根据它来向中国提抗议，提最后通牒，但到这时却把它踩在脚下，竟公然允许张作霖的“安国军”派兵进入使区捕人，而且允许其头领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帝国主义的行径就是这样的卑鄙无耻。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军及所谓“京师警察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悍然不顾一切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实行了疯狂的大逮捕。
这一天是清明节，天气晴朗，夫人赵纫兰带着小女儿散步去了，李大钊正在办公。忽然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声，好多人从围墙上跳进院子里来。
“什么?爹?”李大钊长女星华正在外屋看报，紧张地问他。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跟我到外面看看去吧。”在危难中，他毫不慌张，从抽屉里取出小手枪，便向院里走去。
“不要放走一个!”窗外，敌人在叫喊着。
紧接着，身穿灰制服、脚踏长筒靴的宪兵们，穿黑制服的警察，胸系红线为记的便衣特务，蜂拥而入，包围了李大钊。他们拉出前些日子被捕的工友阎振三，要他辨认，这个受过李大钊教育的可敬的工人，只是简单地摇了摇头。从他那披散的长发中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来，不难看出，他已受过多次酷刑了。
“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为首的一个特务狞笑着，又命令他的左右夺去了李大钊的手枪。
敬爱的李大钊被捕了。
先后被捕的，还有范鸿劼、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等共产党员，以及邓文辉、张挹兰等国民党左派。
这一天，张作霖军阀共逮捕了60名共产党人及各方进步人士。
李大钊入狱后，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竹签打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钊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他在狱中写下的自述，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自豪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在自述中，他还写道：“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可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在生死关头，临危不惧，舍身救人，准备用自己一个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数人的生命。这种伟大崇高的人格，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敌人还多次组织法庭审判，妄图从精神上压倒和屈辱李大钊。法官们每次都杀气腾腾，手下的狗腿子们也一起威吓、吼叫。然而，屹立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不可辱侮的形象。连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李大钊受审时⋯⋯态度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威逼不成，敌人又继以利诱。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拉同乡关系，讲了许多甜言蜜语，并用高官厚禄收买。李大钊一概严词拒绝，从容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贼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弄得这个张作霖最亲信的狗腿子、大名鼎鼎的“小诸葛”无言以对，狼狈而去。
李大钊在狱中虽备受酷刑，行动艰难，但他仍不倦地为一同被捕的难友讲解马列主义学说，尽力宣传共产主义，鼓舞大家斗志，赢得全监犯人的敬爱。
敌人把李大钊与其他“犯人”隔离开来，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停止过革命的宣传，那些看守的士兵以至于气势汹汹的警官都成了他的宣传对象。有的士兵被他那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所感动，自愿为他传送消息，甚至有的警官私下里也表示：“上边的命令，我们也没法子想，像李先生这样的人，我们是十分信仰尊敬的。”
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李大钊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亲爱的党，仍然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革命事业。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与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据他女儿星华回忆，她和母亲、妹妹曾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
李大钊的被捕，北方的同志莫不万分悲愤!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提出了劫狱的口号，并组织了劫狱队。李大钊知道后，极力反对这种冒险行动，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
李大钊的被捕，也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学生、群众、教育界、学者、名流以至他的同乡，均起而营救。京津“各报社评，皆暗为守常呼吁”，连反动报纸都不得不虚伪地赞扬他的学问、道德和人格。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5日，广州也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一时，东西南北四方，乌云滚滚，反革命的恶流涌上来了。蒋介石特“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和蒋介石握手言欢，张作霖自称是孙中山的旧友，不反国，只反共，于是决定杀害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丧心病狂的奉系军阀，终于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与范鸿劼、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阎振三、张挹兰等20位革命者一齐绞杀。
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身体，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的目光，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第一个昂首从容地走上绞刑台。就在这绞刑架下，在杀人的刑台上，李大钊发表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李大钊被害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特地发表了悼念文章，称赞他是“最勇敢的战士”，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当时还是革命中心的武汉，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据后来何香凝回忆：“听到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
他的死，不只激励了当时正在艰苦中奋斗的共产党人，也引起了一切正直的人们对反动军阀更深的仇恨。在北方许多青年踏着他未干的血迹，参加到党的行列里来。国民军中，除先后在陕西、河南等地为他举行追悼会外，并全军带孝，向他致哀。广大的社会舆论也无不为之哀悼和痛惜，武汉的《中央日报》、南昌的《红灯周刊》等，都发表了纪念文章。
为李大钊营葬，也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李大钊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妙光阁浙寺内。1933年4月，我党通过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和北京大学的师生，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公葬捐款的名流学者多达100余人，其中有鲁迅、李四光等。4月23日清晨，灵柩从浙寺出发，送葬的人越来越多，沿途并有不少的团体拦灵公祭。到达西单时，送葬的人流一眼望不到头，花圈数不清，挽联也数不清。高举在最前面的北京青年送的一副挽联是：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送葬队伍喊起了“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队伍庄严地向前行进。
国民党反动派对李大钊及其巨大影响的仇视和恐惧，即使在他死去的第6个年头，也是有甚无已。当送葬的队伍行至西四时，便遭到了反动军警、特务的开枪袭击，并且，因这次公葬，被蒋介石的宪兵三团追究，几个月内，成千青年先后被捕，在北京狱内被杀害的就达400多人，文学家洪灵菲在这次血案中惨遭杀害。
虽然遭到半路袭击，但灵柩队伍仍继续行进，一直送到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时，我党送来一块刻着镰刀斧头的墓碑。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块好不容易送出城来的珍贵的石碑，代表了多少共产党员赤诚的心意。但在当时，它却只能与李大钊同埋于地下。
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编者注)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t(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编者注)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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