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功勋卓著的伟大领导人，毕生都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他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仆理论，为保持干部队伍廉洁奉公、服务为民做出了艰辛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公仆思想和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成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重视思想改造，强化公仆意识
马克思通过考察巴黎公社认为，公社本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府，因此，
【“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1]。】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中社会公仆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列宁同样强调苏维埃必须是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政权机关，指出：
【“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2]】
列宁清楚地看到了社会公仆只有为人民服务，才能保持革命政权。针对革命胜利后，一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松懈的情况，列宁敏锐地指出：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那些最不坚定的经不住考验的党员发生蜕化变质的危险在日益增长。”[3]】
列宁认为必须首先对广大党员干部加强思想教育以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并将此视为一场无法回避的残酷斗争，
【“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军事较量”[4]。】
列宁一方面认为必须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在社会实践中学习改造。他亲自参加并推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为人民进行的无报酬的自觉自愿的劳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参加这一劳动并在其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对于提升觉悟，自觉抵制和清除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具有重要意义。周恩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仆为民服务的宗旨和重视思想建设的理论，明确提出了党的各级干部要服务人民，改造思想，永不忘本。
早在五四时期，周恩来就提出了“革心”和“革新”的口号。革心就是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革新则是要改造客观社会，二者辩证统一。周恩来认为只有首先改造主观世界，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武装自己，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从而改造旧社会建立属于人民的新社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鲜明地指出，
【“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绝不是单靠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干部所能做到的”[5]。】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周恩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时不无感慨地指出，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决死支持，绝对不可能设想这样巨大这样迅速这样彻底的胜利”[6]，因此，周恩来明确强调，我们的国家必须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必须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只有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不少干部从山区乡村走向城镇，工作条件大为改观，一些人开始变得养尊处优，漠视群众疾苦，缺乏主动作为。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广大干部，革命胜利了，不要下了山就忘了山，进了城就忘了乡，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周恩来不仅强调人民群众在改造社会、创造历史中的巨大力量，而且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人民也是我们权力的赋予者，“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7]，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要与人民同甘共苦，要经常想想我们到底为人民做了什么。
永不忘本，为民服务，这是周恩来对人民公仆的根本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和新型人际关系的建立，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要求随着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生变化，但思想意识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一些陈腐的思想观念仍然在侵蚀着广大干部的公仆意识，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他不时高声疾呼：人民政府面临着社会上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和毒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时刻警惕，旧的封建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乘虚而入。他认为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要首先进行深入持久的思想改造以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自我改造是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公仆意识，廉洁自律的内在基础。周恩来强调要把改造思想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并且永无止境，即便一万年之后，也还存在先进与落后、个人与集体、新与旧的矛盾，所以仍然需要进行思想改造。观念支配价值取向，思想决定行为准则。改造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周恩来对此明确指出：
【“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8]】
为此，周恩来从自我改造做起，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既要学习政治，又要和生产实践相结合，要求“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9]，积极开展自我批评，坚决“反对任何党员干部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10]。
二、矢志艰苦奋斗，勤廉并举为民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赞誉巴黎公社实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公社以人民武装代替了常备军，以人民选出的公仆代替了国家官吏，并规定公社委员只能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同时委员兼职不得兼薪。恩格斯指出：
【“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11]】
公社政府还取消了旧政府的各种特权，规定公社委员不得使用以往的豪华轿车马车，公社委员家属不得享受以往每人三法郎的公共伙食补贴，公职人员也不得在制服上添加胸链或其他虚荣饰品等。马克思赞赏地指出：
【“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12]】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还特别赞扬了公社委员的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勤政为民，如公社财政委员瓦尔兰虽掌管数以万计的财政划拨，却从未为自己谋取一点私产，他生活一向艰苦朴素，穿着与普通工人差不多的衣服，下班只在路边的小酒馆用半个法郎吃个便餐，生活的简朴并没有影响他和同事们的工作热情。在公社仅存的72天时间里，委员们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先后制定和发布了400余条法令及公告，并且都被认真地加以贯彻或初步实施。马克思称赞道：从来未有过这样充分代表着他们群众的代表。列宁同样对巴黎公社防止公仆变主人的举措给予高度肯定并积极加以借鉴，他要求苏维埃公职人员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并且亲自主持通过相关法案，降低薪金标准，并对公职人员的居住条件等作出严格规定。他指出，我们不给执政党以任何特权，我们只动员他们为人民承担更多更困难的任务，高额薪金不仅会腐化影响苏维埃，也会在工农群众中造成不利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周恩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设廉价政府和公仆廉洁从政的思想，要求广大干部艰苦奋斗，勤俭为政，廉洁奉公。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以李自成为鉴，提出“两个务必”。周恩来同样以此启示告诫广大党员干部，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而忘记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长期在农村中形成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从新中国建设发展的高度，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继续艰苦奋斗，他指出，在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历程中，毫无疑问会遇到很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根本的就是要依靠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当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获得较大改善时，周恩来又及时提醒广大党员干部，不能因为生活稍稍宽裕一些就忘记或不愿艰苦奋斗，领导干部应该对现在的生活知足常乐，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这样就可以通过个人的节约来增加集体福利和国家积累，从而更快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艰苦奋斗不仅是政权巩固之基、社会建设之本，也是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公仆风范，防止蜕化变质的关键之举。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3]】
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了对传统所有制的根本变革，但旧社会的传统观念仍然长期存在;一些党员干部受其影响，把享受奢华视为一种荣耀，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认为是拥有特权、高人一等的体现。对此，周恩来警示广大党员干部，
【“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14]。】
因为奢侈腐化的生活，不仅使干部图享受，怕艰苦，更会放松自我，以权谋私，习于请客送礼，置装添私，成为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的官僚主义者。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是珍惜人民劳动成果，勤俭建国，勤俭办事的优良传统。周恩来明确强调，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我们长期的方针，领导同志要积极地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他要求，
【“各部门，各地方，各企业、事业单位，各机关、团体都应该继续坚决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努力节约开支”[15]。】
针对一些地方攀比效仿为中央在当地开会便利而额外拨款调拨材料建楼的歪风，他提请中央书记处讨论，并由中央和国务院下令禁止各地盖计划外的楼堂馆所;在大连调研，他当面批评大连市委未经批准就擅自盖宾馆，浪费国家资财;在鞍山视察，他批评当地领导不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生产建设却大兴土木盖招待所。艰苦奋斗不仅要求艰苦朴素，倡行节俭，更需要奋斗不息，勤政廉洁。勤与廉，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勤廉并举，才能避免干部尸位素餐，真正建设廉洁政府。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严厉批评了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的雇佣革命的错误思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勤奋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他把“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16]等工作状态称为懒汉式的官僚主义。他要求广大干部热爱本职工作，像孺子牛一样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兴利天下，把勤于干事、勤于思考与勤于总结结合起来，使工作不断得到改进，真正做出让人民满意的业绩来。
三、倡行务实谨慎，真正向民负责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伟大尝试，它彻底推翻了以往泾渭分明的等级制度，用备受人民广泛监督，随时可以撤换的社会公仆取代了以往鱼肉人民、胡作非为的官老爷们。公社委员会在选举产生之初就明确表示，一定要切实对人民负责，努力为人民服务，正如公社委员德勒克吕兹所说：
【“我们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委托书，并且要严肃地履行委托书的职务。”[17]】
马克思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一系列革命举措，指出公社是以真正的负责制代替了资产阶级政府的虚伪负责制，公社委员是真正对选民负责的社会公仆。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崭新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党的各级干部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切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带领人民建设好社会主义。他强调必须极明确地规定每个担任苏维埃职务的人对执行一定的任务和实际工作所担负的责任，并且要对普遍存在的每个人的职务模糊不清以及由此产生的完全不负责任的现象进行无情的斗争;他力主在集体领导下建立个人负责制，并通过严格的检查来把握各项重大决议的执行情况，通过调查研究来做好核实，绝不容许一点轻率和半点马虎;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一定要从俄国这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出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俄国的具体实践，而又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带领俄国人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周恩来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仆要对人民高度负责，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强调我们党的干部要以戒慎恐惧、务实求真、向民负责的态度来做好各项工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反复告诫广大干部，中国革命是民众自己的事业，胜利的根本力量源泉在于民众;广大干部在领导群众时不能靠命令或压服，而是要靠与人民的心灵沟通、自身的模范作用以及在为民服务中带领人民一道前进。因为广大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一言一行都将关系到人心向背和事业的成败，必须审慎地自我检点，以保持自身言行的纯洁高尚。1943年，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中，周恩来就明确要求广大干部“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革命胜利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经济改变落后面貌，一系列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在社会物质基础的薄弱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宏大之间，要维护紧张的平衡，要保持全局的稳定，要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争取尽快地发展，缓则难进，欲速则不达;顾此容易失彼，兼顾容易失去个性，如此等等，留给管理建设者的迂回空间极为狭小，要掌握合适的“度”极为不易。这就必定要求管理者始终保持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管理心态，始终保持审慎的务实精神和对民生安定的切实关注。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告诫广大干部，
【“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18]，“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19]。】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非是历史运动的常规程序的结果，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革命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这一胜利，使人们认识到了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任何目标通过高度的热情和主观的努力都是可以达到的，这就使得不少干部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缺乏足够的谨慎务实，“左”倾盲动、急躁冒进时时冒出，给人民造成很大损失。周恩来为此及时提醒广大干部：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出发，去做那些条件许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事情，否则，就要陷入右倾保守;我们不应该离开客观现实，只凭主观热情勉强去做那些条件尚不具备的事情，那样只会陷入盲目冒进。当全国各地很多人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企图把需要较长时间甚至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妄想就在短期内做完时，周恩来严肃地告诫道：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20]】
为了让广大干部在建设热潮中保持谨慎务实，周恩来要求广大干部加强调查研究，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不仅如此，他还从纯洁党风的高度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求领导干部首先要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反对乱压任务，这样群众才不会准备两本账，看领导颜色说话。不仅如此，周恩来强调广大干部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把政治理论及一般口号与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做到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
四、加强民主监督，规范公仆履职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革命胜利后，必须首先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让工农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实行选举、监督、撤换和低薪制度，认为这是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防止社会公仆变主人的有效措施。马克思通过观察指出，公社实行的一系列民主制度保证了公社委员基本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是要为广大公社人民服务的。公社不同于旧政府，它公开呼吁民众起来监督公社的缺点和不足，并把自己的纲领与政策主动向民众公布。公社委员阿尔努开诚布公地宣布：作为你们委托的管理者，作为你们选出的人民代表，我们必须负责地向你们汇报我们的工作。公社还通过罢免制度清除了混进公社的阶级异己分子，并对有失职嫌疑的将军们予以撤职和逮捕。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就组织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章制度以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防止公职人员的蜕变。对于腐败官员，列宁要求必须施以严刑峻法，杀一儆百。他强调：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让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都是可耻的行为。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大大加重了惩罚力度。不仅如此，列宁认为“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保持政府的廉洁，他严厉批评工农检察院的低效和缺乏威信，要求切实改革工农检察院，真正方便群众参与监督。在政府事务中，他坚持民主集中制，把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通过公开的检查和广泛的监督来保持政权的人民性质。周恩来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健全民主制度，完善人民监督，防范公仆蜕变的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发展民主、加强监督来规范公仆履职，实现执政为民。
马克思主义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人民对国家政权的重新收回，人民有权要求建立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的各项制度，否则，革命政权就是徒有其名。无产阶级要真正当家作主，必须实行广泛的民主，而民主本质上指的是国家制度，周恩来正是从此意义上明确指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并认为这是带有本质意义的方面。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仅使人民的意愿得以制度化彰显，也使广大国家干部的行政行为得以制度化规范，不可任性用权。周恩来高度重视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公仆履职，从国家根本大法到许多具体规章制度，如司法制度、财税制度、审计制度、金融制度等，他都亲自参与具体条文的制定，为廉政建设奠定了初步的法规基础。他指出，我们的宪法和法律越有威力，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就越有充分的保障;他强调，所有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成为守法的模范;一切破坏经济纪律、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和损坏公共财产、浪费国家资金的现象，在我们这里都是不能容许的。对于发现并查明的贪赃枉法行为，不论违法者功劳多大，职位多高，周恩来都坚决要求依法严惩。他参与领导了“三反”运动，并要求大力发动群众参加，揪出了贪污腐化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予以严惩。民主不仅仅是国家制度，同时也是行政风格，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充分把握民意，使政策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真正造福人民。离开民主，就会脱离群众，使干部逐步成为高高在上，不知人民冷暖的官僚主义者，更会造成决策失误，贻害百姓。
周恩来认为发扬民主，首先要从党内做起，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行政工作中，周恩来要求各级干部必须广开言路，兼听则明，他甚至用霸王别姬的故事来警示大家要勇于和善于发扬民主，明确要求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在各单位协商讨论;广开言路，就要平等待人，耐心倾听，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周恩来尤其强调，不能因为意见不一致，就对别人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搞“五子登科”，那样只能堵塞言路，给工作造成损失。规范公仆履职，还需切实加强监督，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做到执政为民，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务院就组织建立人民监察委员会，并先后签署了《政务院关于普遍发展人民监察通讯员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使监察工作在督促政务人员奉公守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监督，必须主动公开政务，让人民关心国事，评判是非。周恩来指出，国家大事必须与闻，要让每个人形成与闻国家大事的习惯;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加强监督，必须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周恩来倡导并推行人大代表直接深入人民生活以审察政府工作的不足，他开诚布公强调各民主党派要切实担负起监督职责，他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反馈群众心声和政策得失;他亲自批示要求做好舆论监督和信访工作，对反映问题要一竿子抓到底。这样就形成了对公职人员的广泛监督，促其谨言慎行，严以用权。
五、强调德才兼备，维护团结统一
马克思曾高度肯定巴黎公社为确保公社委员成为负责任的社会公仆所做的种种努力。在选举之初，公社就广泛动员并告诫公民：不要忘记，只有从你们当中选出来的，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希望选民挑选真实的人、出身平民、坚定、积极、有正义感、公认为正派的人。公社还同时提醒人们要“提防言而不行的空谈家”。在其后的日子里，公社对出现的违法乱纪分子和叛变者予以及时罢免，并撤换不能胜任工作职责者。这就实际上从道德品质和业务才能两方面对社会公仆提出了素质要求。马克思还深刻总结了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公社没有建立起独立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宗派斗争，并且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占据了领导地位，公社委员会内部矛盾重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散和削弱了领导力量，难以集中力量对付强敌。这就表明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起基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并保持领导层的团结统一，才能巩固政权。十月革命后，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认识到尚不能立即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公仆选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委任制和自上而下的挑选、提拔等。他多次强调要选拔和培养大批斗志高昂、懂经济管理，能充分理解中央路线，坚决贯彻新经济政策的人民公仆。在他的努力下，成千上万的符合条件的普通劳动者被选拔吸收到苏维埃国家机关参加管理工作。对于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具有政治、军事方面才能，却又不懂科技、缺乏行政和经济管理经验的公仆队伍，列宁号召并要求他们一定要学习、
学习、再学习，不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要学会运用国家权力，学会经济管理，以适应建设发展的需要。不仅如此，列宁还尤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做到团结统一。他指出，执政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者必须更加团结，更有纪律，更能风雨同舟地紧密协作，否则就无法抵御失败的风险。他对党内出现的“工人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等小派别进行了坚决斗争，要求解散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展党内批评，既同派别作坚决斗争，又尽量不伤害同志，从而达到党的团结统一。周恩来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干部选拔任用，反对宗派的思想，强调选贤任能，要德才并举，并要努力维护党和干部队伍的团结统一。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就对党内存在的命令委派的“家长制”提出了严厉批评，指出这种领导者到什么地方都是“随员”一大批，专用所谓“自家人”，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他明确提出选拔干部的标准是政治标准和工作能力必须同时兼备，而且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条件。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周恩来从毕业生中精心挑选德才兼备、善于做宣传工作的革命青年，并经过专门培训委派到军队中担任各级政工职务，对提高士兵觉悟和增强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又复杂的事业，列宁认为需要“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21]。在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以其地位和威望，全力支持被撤销军事领导职务，遭受排斥和打击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并在其后甘居助手地位，坚定地拥护和积极协助毛泽东克服重重困难，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来领导组织经济建设，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敢于提拔人才，但坚决不可滥用私人，不可依靠主观喜怒来评定和提拔干部，要看他的历史、工作态度、经验和能力以及群众对他的认识。为了尽快选拔培养大批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干部，周恩来一方面为广大工农革命干部举办文化补习班或送入相关学校进行学习培训;一方面大规模地改造训练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使其抛弃错误政治观点，取得新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同时有步骤地改革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使其能够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
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唯才是举，有助于避免任人唯亲所滋生的宗派主义倾向，有助于维护广大干部的团结统一和党的正确领导。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为了进行卓有成效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必须保持最亲密无间的团结。周恩来也指出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我们的一切任务。团结统一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失去原则基础也并非真正能实现团结统一。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的，绝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周恩来在革命实践中，多次从维护党组织的团结统一出发，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和反对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他纠正李立三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的错误，正确解决了广东党内的争论，恢复了党的团结和对中央的信赖;他亲赴天津，正确处理顺直问题，巩固了党的北方组织，维护了党组织的团结和统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的巨大胜利以及建设发展取得的成就，不少党员干部滋生了不同程度的骄傲自满情绪，一些高级干部在这种情绪裹挟下，加上革命时期的山头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过于看重自己对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在党内斤斤计较个人地位，把自己领导的地区视为独立王国，对国家政策也处处从本地区利益考虑，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政令畅通。周恩来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高度，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
【“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22]。】
六、垂范公仆精神，注重以正率下
马克思曾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政府所呈现出的社会公仆精神，马克思本人同样具有公仆风范。在中学时期，马克思就立志要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他指出，
【“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23]。】
凭着自己出众的智慧和才华，马克思本可以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但他毅然选择了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无产阶级翻身解放而创立革命理论，指导和参与革命运动并因此时常遭受各国政府驱逐流亡、居无定所、极其窘迫而艰辛的动荡生活。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24]。但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25]】
马克思正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生，虽然他已逝世，但千百万的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列宁同样具有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谋取幸福而奋斗不止的公仆精神。17岁时就因参加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而被开除学籍并被流放，此后在革命中又多次被囚禁和流放。列宁自始至终都非常注意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并将其视为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他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从而领导十月革命实现了人民翻身解放;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以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开展调查研究，并且亲自接见农民代表，掌握农民的真实情况并果断地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代之以新经济政策。列宁一向保持着革命干部的廉洁风范，过着简朴的生活，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在最为困难的1919年，不少群众出于对列宁的敬仰和爱戴纷纷寄给他食物，面对食物包裹，列宁总是把面粉、糖、牛油等分别送给生病的或由于食物不足而虚弱的同志们。作为领导干部，列宁从不独断专行，即便自己意见正确也不强加于人，而是通过讨论，服从集体领导，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他歌功颂德，并且及时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现象;他始终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不讳言自己的错误，总是无私无畏地开展自我批评，并且经常用书面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歉意。这种严于解剖自己，并以文字记载以永志后人的办法，给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恩来继承和发扬了革命导师身体力行、垂范公仆的精神，在其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始终心系人民，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正率下。
少年时期，周恩来就形成了体贴他人、为人着想、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在南开读书时，他就作文写道：人立足于世界上，既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避免。他甘于默默地做那些为公众“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不图回报，“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他明确提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并且到海外留学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他博览群书，攻读马列，推求比较，进而明辨笃行，坚决地要为共产主义而宣传奔走，并发出了将来准备上断头台的革命誓言。革命胜利后，他欢呼人民的世纪到了，自己要像孺子牛一样为人民服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直至生命止息。他一生勤政为民，即便在其晚年，虽身患癌症，依然超负荷地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连续好几天不休息，外国政要誉其为世界上最忙的大国总理。他说：
【“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26]】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以对人民的负责与赤诚，广泛深入农村调研，听取群众意见，为纠正“穷过渡”“共产风”的错误政策，并采取措施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巨大努力。
周恩来不仅操劳于国计民生和大政方针，还在许多细微之处为民众着想。他得知北京市内公共交通拥挤，就自己去乘公共汽车，了解群众的要求，体验乘车的困难，获取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到商店去观察，发现有的商店只经营皮鞋，不经营布鞋，而且皮鞋尺寸瘦小，不合顾客要求，他就向店家说明劳动人民的脚比较肥大，购买力有限，所以要增加经营布鞋和适合脚型肥大的鞋。作为总理，周恩来虽身居高位，但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的衣物总是修了又修，补了又补，一条浴巾用了二十多年，正反两面补了14块补丁，他的住所中南海西花厅，柱子油漆剥落，窗帘褪色，四面漏风，没有沙发，有关部门要进行修缮，他强烈反对：
【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如果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干，……这样一级一级地下去，不知道会造成怎样严重的后果。[27]】
他一生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出国发的置装费，他分文不取，需要做衣服，自己出钱;需要用车，更是公私分明，经常自掏油钱。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礼，他退回家乡送来的土特产，并附上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他对亲属也严格要求，坚决不搞特殊化，并为此制定十条家规。作为很早就成为党中央领导成员的周恩来，始终把党的团结统一视为党的生命，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保证，在多次的党内斗争中，他总是忍辱负重，宁肯牺牲自己，也要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榜样是最好的说服，示范是最好的引领，周恩来正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广大干部廉洁奉公，保持公仆本色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其公仆思想涉及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作风、选拔任用、教育培养、民主监督、制度约束等多个领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整体性，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和推进反腐倡廉有着重要意义;他一生垂范公仆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为公仆建设树立起一座永恒不朽的丰碑，成为世人景仰和爱戴的光辉典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60页。
[2]《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
[3]中央编译局：《苏共中央决议汇编》第2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93页。
[4]《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7页。
[5]《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26页。
[6]《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7]《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5页。
[8]《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3页。
[9]《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5页。
[10]《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7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14]《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2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5页。
[16]《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0页。
[17]〔苏〕莫洛克：《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何清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442页。
[18]《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4页。
[19]《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9-410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
[21]《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
[22]《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注释。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7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26]周家鼎：《周恩来忍辱负重的岁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27]转引自周尔均：《怀念敬爱的恩来伯伯》，《神州》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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