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10月22日,美国兰德智库发布作者内森·博尚-穆斯塔法加、伊万娜·柯、阿曼达·克里根、埃德蒙·J·伯克的研究报告《具有中国特色的任务式指挥?——探索中国未来战争指挥控制的军事思想》说,鉴于美军正致力于应对与中国的潜在冲突,了解中国军队在未来冲突中如何指挥和控制其部队至关重要。本报告作者探讨了中国军队对未来指挥和控制的思考,特别关注中国采用“任务式指挥”的前景——即将一定数量的决策权下放给下属,并期望他们按照上级预先设定的广泛指导方针行事——这与中国传统的集中式指挥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追溯了任务式指挥在解放军(PLA)内部的兴起,并探讨了解放军拥护者所宣扬的任务式指挥的益处。他们还探讨了如何在解放军中实施任务式指挥,并根据各军种和作战类型进行考量。此外,他们还展望并分析了解放军采用任务式指挥对美国可能产生的三种未来影响。
一、报告大有来头很有分量
首先,美国兰德智库(RAND Corporation)被公认为是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现代决策咨询机构的标杆,作为以军事战略研究为核心的综合性机构,主要研究国家安全与公共福利领域的跨学科课题,被誉为“大脑集中营”和“超级军事学院”,拥有严重美国军方背景。
其次,这项研究直接由美国国防部(战争部)下达任务并资助,由兰德智库国家安全研究部下属的国际安全与防务政策中心项目(NSRD)负责实施。该中心运营着国防研究协会(NDRI)——一个由国防部、联合参谋部、统一作战司令部、海军、海军陆战队、国防机构及国防情报机构共同资助的联邦研发机构。其研究目标具有明确的针对性:随着美军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作为“重中之重”的备战方向,理解中国军队在未来冲突中如何实施指挥控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兰德集中了一批精兵强将参与和帮助研究,搜集了大量的中国军事信息,在161页的报告中引用资料列表就占了60页;报告的形成花费了数年时间,于2023年11月提交给国防部,并于2025年6月进行了小幅修订,在公开发布前还通过资助方及国防出版与安全审查办公室的安全审查流程。
第四,该报告具有巨大信息量和重要学术价值。深入剖析了中国军队对未来指挥控制体系的战略构想,重点探讨其可能采用任务指挥体系替代传统集中指挥模式的前景。这份报告不仅对美国军事规划者、战略制定者具有参考价值,也值得所有关注中国军事战略的读者细细品读。
二、研究获得“六大核心发现”
该研究紧紧围绕三大核心问题展开探讨:⑴中国军队如何看待未来指挥控制的发展方向?⑵任务指挥的引入将如何改变中国军队的作战效能及整体战略态势?⑶这些变化对美国将产生何种影响?报告声称获得了“六大核心发现”:
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存在一个共识:未来战争将给人类决策者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驱动下,智能化战争时代被普遍认为比以往任何战争阶段都更加迅捷复杂。结合战场数据量的激增,许多解放军研究者认为,人类决策者的压力可能已逼近临界点,这促使解放军开始探索传统指挥模式之外的替代方案。
第二,一些解放军研究者主张采用任务指挥作为替代方案,以增强基层指挥官的决策权,实现更快速、更灵活的决策。解放军任务指挥倡导者认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传统的集中指挥相比,这将实现更快、更灵活的指挥,同时确保足够的立方最密堆积政治控制水平。倡导者还称赞任务指挥在管理现代战争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方面具有卓越能力。
第三,若解放军实施任务指挥,其应用可能因部队类型和任务性质而存在差异,因为解放军始终难以摆脱中央集权指挥模式,这与中国政府对政治控制的强烈偏好有关。因此采用任务指挥不太可能立即或全面,解放军更有可能在海外行动中采用任务指挥,尤其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PLARF)的“核甚至常规导弹部队”。这种混合采用和混合成功的潜力导致美国政府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些细微差别。
第四,任务指挥的推行可能因解放军高层对前线部队的协调管控能力减弱,导致其危机应对能力下降。如果中国领导层决定实施任务指挥,并在未来冲突中对解放军的作战表现更有信心,这可能会促使中国领导层在危机中使用武力。虽然作战表现肯定不是领导人决定开战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很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改进的评估可能会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威慑力。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改进的解放军人员素质,任务指挥可能导致更激进、自私的行为,进而可能导致中央领导的指挥失控。这可能会加剧自2021年以来解放军“更具胁迫性和风险的作战行为”这一已经存在问题的趋势,而美军对此感到担忧。
第五,任务指挥的实施可能通过解放军指挥控制体系的弹性化和指挥权的扩大,削弱美军传统作战指挥概念(U.S.concepts)的效能。全面推行任务指挥体系——尤其是有效落实——可能会挑战美国在军事指挥领域长期保持的优势。美国的作战模式历来侧重削弱对手的指挥控制能力,尤其针对威权型中央集权体制。若解放军拥有更强大的指挥体系,将使美军的作战规划面临挑战。此外,若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传统集中式指挥模式存在缺陷,并愿意采用任务指挥作为替代方案,这将体现其对未来实战现实的深刻认知,以及为成功而甘冒风险的魄力。若真能实现,将颠覆外界对中国领导层决策机制的既有认知。
第六,任务指挥不太可能解决解放军指挥体系的所有缺陷,反而为美国联合部队提供了影响中国领导层指挥决策的机会。尽管任务指挥系统具有提升潜力,但解放军指挥体系的其他环节仍存在联合部队可利用的漏洞。例如,任务指挥难以化解解放军双重指挥架构下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可能拖慢那些拥有自主决策权的部队的决策效率。此外,解放军倾向于微观管理的作风可能阻碍作战行动,甚至削弱前线部队的自主权与创新空间。
三、解放军“任务式指挥”的实施对美军的影响
报告专门用了第六章整个章节讨论解放军指挥体系的替代方案及其对美军的影响。报告说,到2035年,解放军的指挥体系会是什么样子?在应对巨大不确定性的同时,为评估解放军未来指挥体系讨论的现状,我们提出三种可能的未来路径,以期预测中国军队如何调整其指挥方式直至2035年。
第一种是“全面拥抱”任务指挥模式,即解放军领导层既认识到集中式指挥存在致命缺陷,又对指挥官在党指导下的决策能力充满信心,从而实现指挥体系更快、更灵活的优化升级。
第二种是“半吊子拥抱”,即解放军领导层承认传统集中式指挥存在局限,名义上采用任务指挥,但由于实施不力和组织机制缺陷,最终形成中央集权与任务指挥的畸形混合体,导致作战效能参差不齐。
第三种是“路径依赖型集中指挥延续”,即中国共产党更看重政治控制权而非作战效能,导致指挥体系发展缓慢,解放军战略部署日趋脆弱。
这三种未来情景为美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每种情景都从推动其发生的驱动因素切入,同时指出美国政府及分析人士可监测的关键指标,用以判断北京是否真正践行既定战略路线。最后将深入探讨这些情景对解放军作战效能与行为模式的潜在影响,以及对美国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
四、报告提出“五条建议”
1、美军应监测解放军采用任务指挥系统的情况,无论其是否明确或包含具体内容。解放军显然尚未完全接受新的作战指挥体系,其转型进程更可能呈现缓慢且不均衡的态势,而非突然全面的变革,这使得我们更需要关注其转型进程的动态变化。报告列举了若干具体指标,可为评估解放军的转型进程提供参考依据。这些指标涵盖军事训练、海外行动、后勤保障,以及权威教材和更广泛的PME(军事战略评估)分析。近期解放军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均强调了演习的联合性质,追求实战化,这或许能为了解当前解放军指挥体系运作现状(包括作战指挥体系的采用情况)提供重要窗口。不过,由于解放军可能不会公开明确宣传其作战指挥体系的使用,分析人士应更多关注指挥关系与指挥架构的整体格局,以更准确评估解放军的转型进程。
2、美军应审慎把握塑造解放军未来指挥方式的机遇。尽管解放军可能转向新的指挥模式为美军塑造未来中国军队指挥体系提供了契机,但必须审慎考量这些选择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例如,若对作战指挥的推行力度不足,可能导致指挥体系混乱无序,至少部分军种的作战效能会大打折扣。但与此同时,这些部队在应对美国及其他外国军机舰艇时,也可能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在危机中意外升级风险与未来冲突中解放军作战效能下降的风险之间,这种权衡绝非易事。同样地,当解放军在特定演习或行动中采用作战指挥时,美军也应密切关注其行为动向,既要把握塑造指挥体系的机遇,也要评估可能带来的风险。
3、美军应确保未来作战概念在解放军指挥能力提升的情况下具备稳健性。在美军为可能与解放军的未来冲突做准备时,必须确保所有作战构想都能有效应对中国军队的多种指挥体系。这包括避免简单化地认为解放军指挥体系脆弱,或认为解放军部队无法在通信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作战——以防解放军成功采用任务指挥体系。当削弱解放军指挥控制能力仍具成效时,解放军可能采取不同的指挥方式,这就要求美国制定相应的动能或非动能打击策略。
4、美军应继续与中国军方就危机管理展开合作,以防范解放军因采用任务指挥体系而可能采取的未经授权行动所带来的风险。鉴于解放军前线部队在面对美国及其部分盟军在近海军事行动时日益激进的态势,若赋予其更多自主决策权,恐将引发不利局面。此举实则强化了美军当前提升危机应对能力的举措。
5、美军应考虑从解放军学习未来指挥经验。从某些方面来看,解放军与美军在指挥体系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两军都在尝试将现有指挥流程与对未来战争本质的深刻认知相结合,重点通过技术手段应对指挥人员面临的诸多挑战。虽然本报告聚焦于解放军采用作战指挥体系的前景,但解放军指挥体系中可能还存在其他值得借鉴的技术要素,可作为美国联合部队的参考依据。
五、美军的基本应对策略
美国可采取以下措施调整中国对U.S.-China指挥权竞争的评估认知,作为未来遏制中国军事冒险主义的威慑策略之一。
首先从准确性切入,强调美国联合部队在实战中严格遵循国家指挥权指导的卓越战绩,可能重塑中国对此的认知。
其次从时效性切入,突出美军指挥官的专业素养及人工智能在联合部队决策中的辅助作用,将极大维持中国对美国优势的感知。
第三从稳定性切入,强化美军指挥、通信、情报、保障、信息与安全指挥(C4ISR)系统的冗余性与韧性是良好开端,同时强调美军高层对前线指挥官的坚定信任——无论通过任务指挥还是其他方式,前线指挥官都能独立做出正确决策。
最后,中国对指挥艺术的潜在认知可能难以扭转,但在未来考量中国对此议题的看法时必须予以重视。在改善中国对美军指挥效能的评估认知时,需把握平衡,避免引发不良后果。这种平衡尤为关键体现在时效性问题上,中国解放军可能将美国成功应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或更进一步实现高度自主决策——视为重要推动力,促使解放军也采用类似技术,即便这些系统存在安全隐患。这凸显了美国必须认清中国军方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基础,并调整其宣传策略,以维护战略稳定,降低未来危机或冲突中不可接受的升级风险。
很显然,美国兰德智库花那么大气力研究解放军“任务式指挥”不是闹着玩的,而是美国对华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战略部署。自从特朗普第一总统任期提出把“全面打压中国和平崛起”作为美国战略国策以来,美军就着手制定未来重要十年国防规划,明确把应对中国挑战作为美军军事斗争准备的“重中之重”,制定了一系列实施计划,尤其是对解放军整个军事体系进行针对性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美军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原创首发,图片源自美国兰德智库网站,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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