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志：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形成的条件

　　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形成的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视野下的深刻变革

　　在《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所描绘的人类解放图景中，“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光辉顶点。这个联合体并非浪漫的空想，而是建立在深刻社会变革基础之上的历史必然。其形成，需要一系列严苛而相互关联的条件，缺一不可。

　　无产阶级政权：联合体的政治前提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共产党宣言》）这是自由联合体诞生的“首要政治前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本质是维护资本统治、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手段，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无产阶级才能运用这个权力，系统地、彻底地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扫除横亘在生产者自由联合道路上的根本政治障碍。没有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任何关于联合体的设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个政权，为后续的一切深刻变革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和强大的组织力量，其核心力量是共产党。

　　生产资料公有制：联合体的经济基石

　　《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而共产主义则要“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指明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的根本经济基础”。

　　私有制天然导致生产者的分离、竞争和剥削。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将其转变为社会共同所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剥削人的可能性。公有制使生产资料不再是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工具，而成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支配的财富。它为生产者按照共同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实现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提供了可能。没有公有制的全面确立，生产者之间基于平等地位的自主联合就失去了物质依托。公有制使每个生产者作为社会财富的共同主人，获得了在经济领域实现平等权利的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联合体的物质与保障前提

　　《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产品在做了各项必要扣除后，仍需按劳动（而非按需）进行分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意味着，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的成熟形态，必然建立在”社会主义越过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的基础之上。

　　这个高级阶段具有鲜明的物质与社会特征：

　　1.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物质产品极大丰富，这是实现“按需分配”和摆脱“生存斗争”的物质前提。

　　2.无差别的全民保障体系：

　　免费医疗：健康权得到最根本保障，疾病不再是个人或家庭的灾难性负担，生产者得以从健康焦虑中彻底解放。

　　免费教育：教育机会完全平等，个人发展潜能得到最大激发，知识技能提升成为普遍追求而非经济负担。

　　公益养老：晚年生活尊严无忧，劳动不再为生存焦虑所驱动，代际负担消除。

　　公益住宅：基本居住权得到满足，居住空间不再是资本逐利的商品或沉重的债务负担。

　　按需分配渐进发展：基本生活资料实现按需分配。随着物质进一步丰裕，按需分配产品趋向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

　　这些保障体系的完善，“彻底消除了人们对于基本生存、发展、健康、养老的后顾之忧”。当个体不再因基本的物质匮乏和保障缺失而焦虑、竞争甚至被迫依附时，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与独立人格，才能基于兴趣、能力和社会需要，而非生存压力，自由地选择和组合进行生产活动。这是生产者实现真正自由和平等联合不可或缺的社会保障网络与物质前提。它解除了束缚在生产者身上的物质枷锁，使其联合建立在追求更高层次价值（创造、发展、服务）的基础之上。

　　阶级差别的消灭与国家机构的萎缩：联合体的社会结构前提

　　《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清晰地表明，“阶级差别的彻底消灭”是自由联合体形成的“核心社会结构前提”。

　　阶级的存在，意味着社会成员在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作用、收入乃至社会权力存在根本性、制度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必然阻碍自由平等的联合。消灭阶级差别，不仅意味着消灭剥削阶级，更意味着消灭一切因社会分工固化而形成的社会等级和特权阶层。

　　官僚主义集团：阶级差别存续的温床与国家强化的根源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虽已改变（无产阶级专政），但其形式仍然存在。一个极其关键的危险在于，官僚主义集团可能在这个阶段形成并固化。官僚主义集团一旦形成：

　　1.自身即构成特殊阶层：他们垄断了行政管理权力，逐渐脱离直接生产者，形成特殊的利益、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分化，是阶级差别尚未消灭的显著标志。

　　2.强化国家机构：为了维护其特殊地位和管理特权，官僚集团必然倾向于强化而非削弱国家机器，扩大而非缩减其职能和规模。官僚机构的膨胀是其自我维持和扩张的内在逻辑。

　　3.使消灭阶级差别成为空话：只要官僚集团存在并掌握实权，所谓“消灭阶级差别”就只能是空洞的口号。官僚集团与被管理的生产者之间，事实上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命令者与执行者的关系，就是一种深刻的、基于权力的不平等。生产者不可能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联合。

　　只要官僚主义体系存在，自由平等联合体就不可能产生与存在。因此，国家机构的极度萎缩至消亡和官僚体系的坍塌，是消灭阶级差别的直接体现和必然要求，也是自由联合体形成的关键一步。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强调，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是“廉价政府”，其公职人员是“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这指向了国家职能的简化、行政权力的分散化、公仆角色的回归，最终导向国家的逐步消亡。

　　劳模轮值管理团队取代官僚体系：联合体的治理实现形式

　　如何实现国家机构的萎缩和官僚体系的坍塌？如何避免滑向无政府主义的混乱？文章提出的“由群众民主推举的‘共产主义劳模轮值管理团队’彻底取代官僚与官方”，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高级阶段实践形态的一种“极具启发性和关键性的构想”。这构成了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最终确立的治理形式前提。

　　1.本质是生产者自我管理：劳模轮值管理团队并非新的统治阶级或官僚集团。其成员直接来自生产一线（劳模），由群众民主推举产生，代表着生产者的共同意志和利益。

　　2.轮值制打破权力固化：”定期轮换“是其核心特征。这从根本上杜绝了任何个人或小集团长期垄断管理权力的可能性，防止了官僚特权和脱离群众的倾向。管理岗位不再是职业，而是服务社会的轮值义务。

　　3.取代官僚体系与官方：这个团队及其精干的协调服务机构，将取代庞大、科层化、职业化的旧式官僚行政体系及其所代表的“官方”权威。管理的目的是”服务生产、服务联合体“，而非凌驾于其上。

　　4.保障而非破坏秩序：这种治理形式并非取消管理，而是将管理权“彻底交还给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使其在民主、透明、高效的框架内运行。它杜绝了官僚主义，却提供了比官僚体系更符合生产者利益、更激发社会活力的秩序，从而避免了无政府状态。

　　5.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治理：这种模式最接近于马克思所设想的，当国家职能失去其政治性质，转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管理职能时，“自由人联合体”的自我管理模式。管理权不再是异己的力量，而是生产者共同意志的体现和执行。

　　结论：历史辩证法的必然之路

　　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的形成，是一个深刻、复杂、相互关联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无产阶级政权是撬动整个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生产资料公有制铲除了剥削的根源，奠定了联合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所实现的物质极大丰富和全民无差别保障，解除了生存斗争的重负，为自由联合创造了物质与社会条件。

　　只有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官僚主义体系才会退出历史舞台，阶级差别的消灭和伴随而来的国家机构萎缩乃至消亡才能成为事实。

　　最终，由群众民主推举的共产主义劳模轮值管理团队彻底取代官僚与官方，标志着政治统治的彻底消亡和生产者自我管理的真正实现，是自由平等联合体在治理层面的最终完成形态。

　　这五个条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通向“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这座人类解放丰碑的坚实阶梯。它要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持续地、坚决地推进经济基础的彻底改造、社会结构的深刻革命和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型。这是一个不断扬弃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辩证过程。只有当这些条件充分成熟，权力真正回归到每一个生产者手中，才能把“对人的管理”转向“对物的管理”。当社会成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资本论》）时，人类才最终摆脱了史前时期，进入真正属于人的自由王国。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赋予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