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4日，兰德公司迈克尔·J·马扎尔、阿曼达·克里根、本杰明·莱南联合发布一篇研究报告《稳定中美竞争》指出：“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蕴含着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经济战争和政治颠覆的风险，也意味着两大世界强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破坏在气候和人工智能等问题上达成全球共识的可能性。因此，缓和这种竞争对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关键目标。”
作者认为，即使在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也有可能在几个具体议题领域找到有限的稳定机制。他们针对总体稳定竞争以及三个议题领域——台湾、南海和科技竞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六项广泛的原则可以指导稳定激烈竞争的努力
兰德的研究主要基于对中美竞争性质和双方意图的基本判定。兰德认为，中美竞争（U.S.-China rivalry）并非源于误解或认知偏差，而是由利益冲突、深层互信缺失以及双方共同认定对方意图破坏自身实力所驱动。
美国方面认为，这场博弈主要源于对中国威权体制的担忧，以及在多个竞争领域观察到的掠夺性与侵略性行为的明确证据。试图缓和这种竞争态势，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当淡化对竞争对手施加压力的努力。
中国怀有与美国利益相悖的目标和意图。中国政府在国际化的治理方式上，可能对美国国内外价值观构成威胁。北京正试图在科技研发等众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态势可能削弱美国多个产业领域的优势——正如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现状所示——使美国在经济和技术层面陷入对最大竞争对手的依赖。北京似乎决心对其他国家的内政经济选择实施高压管控。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遏制中国最危险的野心，捍卫自身利益。但在此过程中，美国仍需像冷战时期那样，努力防止对抗升级至极端危险的紧张状态。
兰德分析总结出六项指导稳定激烈对抗的原则：
1、双方都承认，某种程度的妥协必然是双方关系的一部分。
2、双方都接受对方的基本政治合法性。
3、在具体问题领域，特别是双方存在争议的问题领域，双方致力于制定一套共同的规则、规范、制度和其他工具，以在特定时期（如三至五年）内在该领域创造持久稳定的临时协议条件。
4、双方都力行克制，不发展旨在削弱对方威慑和防御能力的能力，以免对对方国土造成生存威胁。
5、双方都接受了世界政治组织原则的共同愿景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至少可以为商定的现状提供基准。
6、现有的机制和机构——从长期的个人关系到物理通信联系，再到针对危机和危险情况的约定规范和交战规则——有助于提供调节或回归稳定平衡的功能。
二、六项广泛的举措有助于缓和中美竞争的激烈程度
兰德认为，稳定持续对抗不仅可能实现，还能兼顾双方利益——事实上，若要避免全球激烈对抗中的冲突，这种稳定至关重要。兰德的研究重点并非超越或化解对抗核心的地缘政治分歧，即便不考虑根本性变革，现阶段也难以实现全面共存方案——即将对抗转化为强度大幅降低的竞争形态。兰德提出了六项基础性举措以缓解竞争强度：
1、用明确拒绝绝对胜利并接受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语言阐明美国在竞争中的目标。
2、重建高级官员之间的几条可信赖的沟通渠道。
3、改善双方的危机管理实践、联系和协议。
4、寻求具体的新协议——正式的公共协议和私人谅解的结合——以限制美中网络竞争。
5、宣布相互接受战略核威慑，并愿意放弃可能危及对方核威慑力的技术和理论。
6、在共同利益或人道主义关切的问题上寻求适度的合作。
三、应采取更具体的战略来指导稳定台湾、南海和科技竞争等问题的努力
兰德报告就稳定中美在台湾、南海、科技竞争三方面博弈分别提出三大类建议：政治声明与保证、短期措施和后续措施。
（一）稳定台湾问题应着重于为北京采取渐进方式实现统一创造最大动力
兰德认为，中短期稳定工作的重点必须包括：（1）令中国始终面临最严峻且不可预测的战争风险；（2）避免采取明显挑衅行为迫使北京方面出手；（3）提供充分的政治保证使北京安心采取耐心策略；（4）降低突发军事对抗或意外事件风险；（5）建立政治与军事沟通机制以解决持续存在的分歧与危机隐患。
1、政治声明与保证
一是中美双方应通过相互传递信号建立互信，表明彼此均不秉持在近期根本性颠覆台海现状的意图。具体措施可包括：双方就避免冲突所需愿景发表共同声明，并就遵守台海问题稳定性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例如美方可声明不支持“台独”、不寻求海峡两岸永久分离、不反对和平统一；中方则可重申和平统一为首选方案，阐述实现统一的可行路径，并明确武力使用仅作为《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极端情形下的最终选项。
二是双方应着力维持高层官员就台湾问题的持续深度对话，以防范突发情况。在首项建议基础上，中美可建立高级官员定期对话机制，就相关议题沟通关切、化解危机。例如双方可增强军事行动透明度，提前通报重大军事部署、对台军售或政策调整等动态，避免战略误判。
三是各方——美方需协同盟友与伙伴——应持续强化对破坏稳定行为的威慑力。中方可通过清晰阐明对美国与台湾言行的红线，明确越线行为可能引发的反制措施；美方则可联合国际社会传递多边信号，表明任何公然侵略或极端胁迫行动（如封锁禁运）都将使中国面临国际社会的孤立。
2、短期措施
一是授权建立与高层官员及军事领导者联动的第二轨道对话机制，重点探讨战略与作战层级议题，并作为正式渠道中断时的可靠后备沟通路径。当前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官方交流受限于政策立场约束，而一系列第二轨道对话则可促成超越官方互动局限的深层理解与潜在解决方案。
二是中美应维持现有军事沟通渠道，并探索强化两军交流与危机沟通联络的新路径。尽管两军已建立通信机制、行为规范及危机沟通管道，但这些渠道往往难以有效运作，且北京常在危机时期切断联系。尽管如此，双方仍应在有效的第二轨道对话成果基础上，持续维护并进一步加强这些沟通机制。
3、后续措施
兰德提出一个更为大胆的方案：美国可以平衡对台湾的承诺，同时利用其影响力确保台湾的行动不会加剧与大陆的紧张关系，也不会破坏两岸安全稳定。尽管美国无法完全掌控台湾的活动，但通过提供军事支持和事实上的延伸威慑，实际上对台湾具有影响力。基于此，美国可以对台湾施加潜在约束力，限制其破坏美国所倡导的现状的行为。
（二）对于南海问题，要将遏制军事升级与加强多边和双边外交结合起来，打造一条和平解决的中期路线，作为默认的国际进程和期望
兰德认为，短期和中期稳定工作的重点应包括：(1)通过军事力量与多边信号的结合，阻止任何声索国或其他地区行为体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直接军事侵略；(2)遏制其他声索国在次要问题上采取挑衅行动，避免迫使中国就范并引发危机；(3)启动新的多边和双边外交进程，为和平解决争端建立默认且必要的渠道；(4)建立针对共同威胁与议题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无论中国是否加入；(5)争取国际社会广泛支持这些进程，包括明确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或威胁自由海上通行的不可接受性。
1、政治声明与保证
一是美国和菲律宾应继续协调澄清中国可能援引《U.S.-Philippines共同防御条约》义务的具体行动类型。这一过程不应由华盛顿单方面主导，而需与马尼拉密切磋商以维护同盟凝聚力并避免过度承诺。
二是中国可就菲律宾或其他声索方采取的具体行动明确红线，这些行动可能需要中国作出更强硬回应。美国可借此发挥影响力，劝说该地区盟友遵守这些红线。行动的关键在于中国要求范围的局限性：若其要求过于激进且持续升级，美国及其他国家会认为这是中国为实现更大目标而采取的遮羞布策略。
三是中美可发布联合政治声明，表明双方意图将南海竞争控制在既定范围内。此类声明的可信度取决于适度预期、相互承诺及长期落实。这包括更明确的美国声明（U.S.statements）承认中国在维护安全方面相对于外国军事存在所具有的利益，以及中国承诺尊重海上航行自由。
2、短期措施
一是加强北京、马尼拉和华盛顿三方在第二托马斯礁、黄岩岛等易引发争端海域的具体争议中的相互约束。这可以通过各方在极端情况下共同宣誓的行动声明来实现。各方可通过限制军事活动（包括对巡逻和航行作业进行选择性约束）为此项措施作出贡献。
二是以2024年7月达成的临时协议为基础，寻求制定该地区突发事件的双边行为准则。该进程可依托现有协议，包括《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守则》《航空与海上相遇安全行为规则谅解备忘录》以及《关于重大军事活动通报的建立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
三是美国在不缩减法律或实际存在的情况下，可选择性降低某些情报、监视和侦察（ISR）飞行或航行自由行动（FONOPs）的公开程度。此举既能维护法律原则与同盟信任，又能验证低调姿态能否获得对方的相应克制。
3、后续措施
一是中美两国可调整其军事理论和部队结构，以维持南海地区的和平军事关系。双方都应采取防御与准入相结合的战略，而非侧重进攻与控制。虽然理论变革困难重重，但通过强制部署模式、作战叙事及权威白皮书措辞等可信信号，可展现战略转向——即放弃寻求控制的行为。
二是美国可私下暗示某些国际安全援助或非军事行动活动可能开放谈判，前提是中方需放弃历史权利主张中的最大主义立场，或在行为准则谈判中展现灵活性。美国若能有条件地缩减其军事信号中最显眼的部分，这将作为建立信任的重要举措，尤其当这种克制与中国展现的克制形成配合时效果更佳。需谨慎行事，避免削弱盟友信心或弱化对航行自由的规范性承诺。
（三）在中美科技竞争中，要管控新兴技术对双方安全和竞争态势造成的最不利影响，避免采取最极端的破坏对方进步的举措
兰德认为，中短期稳定战略应聚焦于三大方向：(1)通过威慑手段与双边或多边协议相结合的方式，识别并化解新兴技术领域中少数最具破坏性的竞争性应用；(2)就限制破坏对手科技发展的行动设定明确边界；(3)在双方合作仍具可行性的有限且非威胁性领域开展实质性协作。
1、政治声明与保证
一是中美双方应就竞争格局作出总体性政治承诺，同时就竞争空间的边界划定作出具体承诺。例如，美方可声明不试图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欢迎在多个高科技领域开展合作与贸易，并承诺不在特定科技领域限制双边关系。
二是中美两国可启动1.5轨道对话机制，以深化对新兴技术领域的共识。该机制旨在搭建交流平台，双方可在此提出共同关切、探讨定义争议，并制定风险评估框架。
2、短期措施
一是双方可谨慎作出威慑承诺，以排除竞争中最破坏稳定的行为。例如，可以明确声明直接干扰本国境内关键科学技术资产——包括研究实验室、数据中心和半导体生产设施——将引发即时且对等的回应。
二是双方可就特定技术的研发与使用做出经选择的互惠克制承诺。这包括限制生物功能增益研究，以及在和平时期使用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能力。双方还可将美中领导人达成的“不将人工智能用于核武器指挥控制”的共识制度化。
三是美中两国可尝试在迄今唯一一次重大政府间对话基础上，深化关于人工智能发展轨迹与风险的对话。当前正是进一步深化现有沟通渠道的重要时机。
四是两国可在《中美科学（U.S.-ChinaScience）与技术合作协定》框架下扩大基础科学合作，concern.xiThis安全关切有限的领域可包括双方在若干精心挑选的安全风险较低的领域进行联合基础科学研究的投资。
五是中美两国可寻求在特定的非威胁性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包括“人工智能向善”倡议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
3、后续措施
一是深化合作并开发应对潜在人工智能失控事件的缓解措施。除上述建议的人工智能对话外，中美两国——或许可以联合其他几个引领人工智能发展的国家——可开展更详细、更聚焦的潜在失序风险评估，明确具体失控事件类型，并探讨双方如何协作维护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国家控制权，避免最坏后果。
二是确定基础科学领域恢复深度定期美中（U.S.-China）合作的有限范围，包括美中高校间的联合研究及学生科研人员交流。这将基于前文提及的短期有限研究探索，旨在实现未来双方科学合作限制大幅放宽的目标。
笔者认为，鉴于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被公认为是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现代决策咨询机构的标杆，作为以军事战略研究为核心的综合性机构，主要研究国家安全与公共福利领域的跨学科课题，被誉为“大脑集中营”和“超级军事学院”等诸多光环，以及拥有严重美国军方背景，建议有关部门对兰德这份长达115页的研究报告予以重视，并研究制定对策，为构建中美未来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参考。
（原创首发，图片源自兰德网站，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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