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武军：这世上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四）

　　这世上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初看玄之又玄，仿佛裹着层不透光的雾——是谈判桌上一句扭转乾坤的谏言，是书本里一段穿透时代的思想，是乱世中一个改写战局的主张，更是太平世里一套校准文明的准则。可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尺去丈量，这层“神秘”便会轰然消散：人们会忽然醒悟，这力量从不是天授的神迹，而是人以思想为骨、以实践为魂凝聚的影响力——它经得起现实的打磨，受得住时代的考验，甚至会让人生出“若把我放在恰当的境遇里，若我能以实践锤炼见地，我亦能成为这力量的载体”的笃定。

　　这种力量，若论其微，是为“说客”：凭三寸之舌动人心，以一言一语转局势；若论其宏，便是“理论家”：于纷繁世事中寻规律，在混沌迷雾里立体系，而所有理论的价值，最终都要靠实践来印证——就像孙武写下《孙子兵法》，并非只停留在纸面上的谋略，而是经无数战争实践检验，才成为“兵学圣典”；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也不是空想的经济模型，而是在工业革命的实践中，逐渐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理论家亦有分野：勘破战争肌理、能预判战局走向的，是“军事理论家”，他们的思想往往诞生于战火，也最终要回到战火中验证——毕竟“战争是制度的试金石”，一场战役的胜负，不仅是兵力的较量，更是军事制度、战略思想的终极检验；洞察家国治理、能设计制度框架的，是“政治理论家”，如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份思想之所以能传承千年，正是因为它戳中了治理的核心——任何制度若脱离“民本”，终将被历史抛弃；通晓财富流转、能指引经济方向的，是“经济理论家”，他们的主张就像经济运行的“缰绳与笼头”，既要让市场有向前奔涌的活力，又要防止其脱缰失控，就像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正是在大萧条的实践中，成为平衡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关键准则。

　　再往上攀，能参透天地人伦、追问存在本质的，是“哲学家”，如苏格拉底以“产婆术”引导人们在实践中思考真理；而唯有那些思想能穿越千年、滋养万代，且懂得“勇争第二不争第一”智慧的，才配得上“圣人”二字——这份“不争第一”，不是怯懦的退让，而是清醒的克制：不追求霸权的极致，而是寻求平衡的长久；不执着于一时的领先，而是着眼于文明的延续。孔子面对春秋乱世，不鼓吹“以力服人”的霸权，而是倡导“以仁服人”的仁政，这份“不争”，让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明的底色；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也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提醒世人：真正的强大，从不是锋芒毕露的争夺，而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这便是圣人级别的智慧，既能为时代立“缰绳”，又能给文明留“余地”。

　　古往今来，承载这力量的人，从市井底层到圣人之境，从未断绝，他们的故事，也始终围绕“实践”与“检验”展开。战国乱世里，郦食其劝降齐王田广，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以刘邦与项羽的实力对比为据，以齐国的安危为尺，用“战则城破人亡，降则保全百姓”的现实，说服齐王——这份“说客”的力量，本质是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对实践结果的清晰预判；子贡存鲁乱齐破吴，更不是靠口舌之利，而是在四国的利益纠葛中，找到各自的痛点，用“你助我、我利你”的实践逻辑，一步步改写格局，真正做到“一言系天下之安危”。而“战争是制度的试金石”，在战国的兼并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不仅是因为张仪的“连横”、范雎的“远交近攻”，更因为这些战略思想，与秦国“军功爵制”“郡县制”等制度深度契合——制度为思想提供土壤，思想为制度注入灵魂，两者在战争实践中相互成就。反观六国，虽有苏秦“合纵”这样的好策略，却因各国制度松散、利益纷争不断，最终让“合纵”沦为空谈——这便是实践的残酷：再好的思想，若没有匹配的制度与执行力，终将沦为泡影。

　　即便到了近世，这力量的身影依旧清晰，且更强调“实践”与“克制”的平衡。新中国诞生前的三大战役，既是军事的胜利，更是思想与制度的胜利：辽沈战役中，我方联络员劝降郑洞国，不是靠威胁，而是以“长春围困战”的实践为证——百姓饥寒、士兵厌战，再顽固的抵抗也终将失败，这便是“战争是制度的试金石”：国民党守军的溃败，本质是其“不顾百姓死活”的制度失能；淮海战役中，廖运周阵前起义，也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在对比国共两党的治理实践后，做出的必然选择——我方“军民一体”的制度，终究比国民党“派系林立”的内耗更有凝聚力。而到了和平建设时期，这种力量又化作“缰绳与笼头”的智慧：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提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份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实践为标准”——不纠结于“计划”与“市场”的标签，只看是否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同时，他也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便是给改革套上“缰绳”：既要让经济跑起来，又要防止思想跑偏，这份平衡，正是“勇争第二不争第一”的体现——不追求短期内的经济“第一”，而是谋求长期的稳定与发展。袁隆平院士培育杂交水稻，更是“实践出真知”的典范：他不是在实验室里空想，而是顶着烈日在田间地头反复试验，用“禾下乘凉梦”的理想，对抗着“不可能”的质疑，最终用亩产千斤的实践，证明了杂交水稻的价值——他的力量，既是思想的引领，更是实践的坚守。

　　到了当代，这力量的影响更跨越国界，在中美博弈、俄乌战争等全球议题中，展现出“试金石”与“缰绳”的双重作用。俄乌战火胶着，表面是领土的争夺，实则是制度与理念的碰撞——“战争是制度的试金石”，一方执着于“势力范围”的霸权，一方坚守“主权平等”的底线，最终的胜负，不仅看兵力，更看世界各国对“主权”理念的认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斡旋，之所以能获得部分认可，正是因为他的主张符合“勇争第二不争第一”的智慧：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寻求“停火止战”的平衡点，这便是给战火套上“缰绳”，防止其蔓延成更大的灾难。在中美博弈的暗潮中，这种力量的体现更为深刻：我方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在全球化实践中，看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中美若“脱钩”，受损的不仅是两国，更是全球经济，这便是用“实践”说话；同时，我方坚持“不争霸、不称霸”，正是“勇争第二不争第一”的智慧：不追求“唯我独尊”的霸权，而是寻求“合作共赢”的长久，就像在气候治理中，中国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既不逃避减排义务，也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这份主张之所以能被纳入《巴黎协定》，正是因为它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也符合“缰绳与笼头”的准则：既让全球减排有方向，又给各国发展留空间。

　　若要把这力量的载体分个层级，每个层级都离不开“实践”的注脚。最基础的，是市场里的“行户”——菜市场的摊主，凭“诚信”的实践留住顾客；街边小店的店主，用“贴心”的服务积累口碑，他们的力量虽小，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再往上，是“职业经理人”——如华为的余承东，带领团队研发鸿蒙系统，不是靠口号，而是在技术封锁的实践中，一步步突破难关，他的“打造中国高端品牌”，不是追求“第一”的虚名，而是谋求“自主可控”的实利，这便是“勇争第二不争第一”的现代诠释：不执着于全球销量的第一，而是守住技术自主的底线。更高一层，则是能“著书立说”的伟人：鲁迅以《呐喊》唤醒国人，不是靠空洞的批判，而是用文字记录社会的实践，让麻木的人在现实中觉醒；钱学森以《工程控制论》奠定航天基础，也不是靠理论空想，而是在两弹一星的实践中，将理论转化为国之重器——他们的思想，之所以能成为“精神引擎”，正是因为它们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也能为时代套上“缰绳”。

　　而站在顶端的“圣人”，他们的智慧更是“实践”与“克制”的结晶。老子写下《道德经》，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份思想之所以能影响全球，正是因为它点明了治理的核心：既要“有为”（烹小鲜需调味），又要“无为”（不反复翻动以致破碎），这便是给制度留“余地”，给百姓留“空间”；孔子创立儒家思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准则，这份“不争”的智慧，让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迭代中，始终保持着包容的底色——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追求霸权的极致，而是在平衡中寻求长久。他们的思想，就像文明的“笼头”，既不让其偏离正轨，又不束缚其发展活力；更像历史的“试金石”，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人类还在追求和平与文明，这份智慧便永远有价值。

　　说到底，这世上最神秘的力量，其实是“人”的力量——是敢于在实践中思考的勇气，是善于给时代套上“缰绳”的智慧，是懂得“勇争第二不争第一”的清醒，更是能经得起“战争”与“时间”检验的坚定。它从不藏在云端，不依赖家世背景，不苛求天赋异禀，只藏在每个敢用思想影响实践、敢用实践验证思想的人身上。古往今来，从市井行户到圣人先哲，从乱世说客到时代伟人，无数人用行动证明：思想的力量，不是靠神秘唬人，而是靠实践立足；不是靠锋芒取胜，而是靠克制长久。它能让一个人从平凡走向不凡，能让一个国家从弱小走向强大，更能让人类在纷争与困境中，始终保有走向光明的希望——这，便是这世上最不神秘，却最珍贵的力量，也是值得我们留给后世的传世之智。

　　史武军

　　2025.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