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解体源于历史上苏共党内形成的特权集团逐渐膨胀,该集团像苏联社会的一个毒瘤一样,慢慢恶化、蔓延,它的胃口越来越大,利益诉求从经济方面延伸到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直至出现该集团的代表人物,倡导西方化、民主化、自由化,与国外反苏势力沆瀣一气,直至完全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形成公开的特权集团,但改开至今日,特权现象并非是不存在的。比如在教育领域,2025年3月24日长沙市教育局公布了一项最新政策,自2025年起,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教育优待实行单列,不纳入统招计划。根据长沙市人社部网站公布的《长沙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长沙市高层次人才按照国际顶尖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省市级领军人才、高级人才4个层次分类,分别用A、B、C、D指代。其中D类人才包括长沙市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年薪50万元以上的高级经营管理和研发人才等。
可见,与前苏联的情况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特权是由经济而及其他,而苏联是由政治而及经济和其他。自改开之后,在经济上中国出现了一个“先富群体”,起初这个群体的优势仅仅在经济方面,而经济决定政治及其他,在往后,这个群体的权利诉求必将向着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延伸,如果中国的政治风向不发生改变的话,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上述所举的长沙教育部门的政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在政策的鼓励和纵容下发展起来的资本是中国所谓“先富群体”的中坚力量。资本一旦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对其他方面的控制也就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了;特权阶级也就因势而成。这样的特权阶级由于是从经济基础开始发育的,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似乎一切都是公平竞争、择优选择的结果,虽然其实质就是特权,甚至过于苏联的特权集团,但由于改革切入点的精准,途径的自然,手段的高超,因而给人的感觉却一点不像是特权,仿佛只是水到渠成的改革结果。
在中国,特权的本质是资本,而不是相反。腐败现象其实是由资本所催生的,腐败是资本泛滥的结果,由合法的资本产生非法的腐败,国家大力反腐倡廉,虽然花的力气很大,但也只是治标,要彻底铲除腐败必须根绝资本。资本的发展使得“弄潮儿们”在“第一桶金”的基础上,财富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而资本家们需要政治上的庇护者与支持者,于是官商勾结势在必然,腐败开始滋长。在如今的中国,所谓的贪官,不过是以资本的运作方式来运作自己手中权力的权力资本家而已。因此,资本的泛滥是原因,大面积的腐败是结果。
中国的gg已经任由了资本的泛滥,如果这样的gg继续“深入”,直到将腐败合法化,特权也就获得了合法的地位,那时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就彻底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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