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动消费”需要保护群众的劳动果实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然条件。”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困境的本质——资本增殖的逻辑天然要求劳动者保持“可被剥削的贫困”。当少数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攫取超额利润时，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必然被压缩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资产阶级经济学鼓吹的“拉动消费”，本质上仍是将民众视为待宰的“消费羔羊”，而非守护其劳动果实的主体。真正的消费提振，必须从保护群众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开始，在以下六个关键领域筑牢防线。

　　一、遏制权力寻租：让公共财富回归公共属性

　　当某地官员家族以“影子公司”套取数亿扶贫资金，当城投公司万亿债务背后浮现“借新还旧”的利益输送链，权力的贪婪正在吞噬本应属于民众的财富蛋糕。某省纪委监委数据显示，2023年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涉及民生领域的资金占比达35%，这些被挪用的教育经费、医保基金、保障房资金，本应是激活基层消费的“活水”。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地方将公共资源异化为“特权提款机”：土地出让金连年攀升却用于政绩工程，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偏低却热衷海外并购，这种“取之于民却不惠之于民”的财富流向，从根本上消解了群众消费的底气。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连，让每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才能让劳动者真正享有发展的成果。

　　二、破解住房困局：卸下压在民生上的“钢筋水泥枷锁”

　　某新一线城市调查显示，普通家庭为购置婚房平均需耗尽三代积蓄并背负30年房贷，月供占收入比超过50%的家庭占比达42%。这种“六个钱包掏空”的畸形模式，本质上是将住房这一基本民生需求异化为金融投机的工具。当年轻人把工资的一半用于偿还房贷，当中年人因担心断供不敢换工作，当老年人被迫拿出养老钱帮子女凑首付，消费市场的活力自然被冻结。某研究机构测算，若将房价收入比控制在合理区间（国际警戒线为6:1，我国部分城市已达25:1），释放的消费潜力足以支撑内需市场扩容15%以上。这迫切需要建立“住房双轨制”：一方面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让新市民住有所居；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商品房金融属性，通过房产税调节投机需求，让住房回归“居住本质”。

　　三、守护教育公平：别让知识成为新的“负担”

　　某三线城市家长算过一笔账：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普通家庭需承担的教育总成本超过50万元，其中隐形支出（如择校费、兴趣班、补习课）占比高达60%。这种“教育军备竞赛”正在制造新的社会焦虑——家长为“不输在起跑线”节衣缩食，学生为“内卷化竞争”疲于奔命，最终整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被不断挤压。更值得关注的是，某些校外培训机构与资本合谋，将教育异化为“提分生意”，某上市教育公司财报显示其营销费用占比超过45%，而师资投入仅占20%。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政府加大基础教育投入（特别是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严控校外培训资本化运作，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落实，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中成长，让每个家庭不再为教育“透支未来”。

　　四、改革医疗体系：重建“生命至上”的价值坐标

　　湖南湘雅医院的极端案例暴露出医疗市场化的深层矛盾：当医院考核指标与创收挂钩，当医生收入依赖药品回扣，“救死扶伤”的天职就会被利益扭曲。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虽从2008年的52.2%降至2022年的27.7%，但重大疾病患者的自费比例仍超过40%。某肿瘤医院的调研显示，普通家庭为治疗癌症平均花费20-50万元，相当于城镇居民5-12年的可支配收入。这迫切需要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加大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确保基本医疗公益性），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降低虚高价格），完善分级诊疗制度（缓解大医院压力），让群众不再因看病返贫，不再因担忧医疗费用而抑制消费需求。

　　五、托举老年群体：让“银发经济”成为新增长极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97亿，但他们的消费潜力远未被释放——农村老人月均养老金不足200元，城市普通退休职工医疗自费比例超过30%，高价墓地价格（均价超10万元）甚至超过商品房。这种“养老焦虑”正在形成恶性循环：老年人不敢消费（担心生病没钱治）、不愿消费（传统观念重储蓄）、不能消费（服务供给不匹配）。某养老产业报告显示，若将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力释放30%，可带动内需增长3万亿元。这需要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特别是农村居民），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降低照护成本），规范殡葬服务市场（打击暴利行为），让老年人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从而激活“银发消费”这一万亿级市场。

　　六、调节贫富差距：夯实共同富裕的消费基础

　　当前我国基尼系数仍维持在0.466左右（国际警戒线为0.4），农村适婚男性超过3000万（部分省份光棍率超20%），这种贫富分化直接抑制了社会整体消费能力。某农村调研显示，年收入低于3万元的家庭，恩格尔系数高达55%，消费支出中超过70%用于食品和基本生活资料。更严峻的是，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高达80%（高收入群体仅30%），这意味着缩小贫富差距对提振消费具有倍增效应。这需要通过三次分配调节收入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保工资增长与GDP同步），完善税收调节机制（扩大财产税征收范围），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加大公益慈善投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最终形成“消费-生产-再消费”的良性循环。

　　恩格斯曾警示：“当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恶化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撞上自己的界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拉动消费”绝不是简单的刺激需求，而是要通过制度性安排保护群众的劳动果实——让权力不敢任性、让资本回归理性、让民生更有保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激活内需市场的源头活水，让人民群众既有能力消费，又敢于消费，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坚守，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