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非必需:论经济组织形式的多元可能
“没有了资本家,很多人都得回家种地”的论断近年来在公共讨论中反复出现,其核心逻辑建立在三个未经证实的假设之上:1、唯有资本家具备组织生产要素的能力;2、资本家独自承担经营风险;3、资本配置效率只能通过私有产权实现。然而经济机制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实践表明,这些假设与事实存在显著偏差。
现代企业制度的演进已经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普遍分离。标准普尔500企业的数据显示,超过80%的CEO是职业经理人而非控股股东。阿里巴巴、腾讯等中国科技巨头的日常运营均由专业管理团队执行,创始人更多扮演战略决策者角色。这种分离现象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预见:信用制度发展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突破私有财产限制,形成向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态。风险分担机制的多元化发展同样值得关注,风险投资、保险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等制度创新,已将经营风险从个体资本家转向社会系统分担。2008年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印证了现代经济中风险社会化承担的本质特征。
二十世纪全球经济实践提供了多种非资本主义工业化路径。1928至1940年间,苏联在国家所有制和指令性计划驱动下实现年均16.8%的工业增长率,第聂伯河水电站等标志性工程在缺乏私人资本主导的条件下建成。更值得研究的是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社集团的发展轨迹:自1956年创立以来,这个由工人自治的企业联盟形成了独特的治理结构——最高权力机构为员工代表大会,管理委员会由全员选举产生,工资差距限定在6:1范围内,70%利润投入员工个人资本账户。2022年该集团实现140亿欧元营收,雇佣8.1万名员工,其55年存活率达80%,显著高于私营企业平均水平。这种模式证明劳动者完全具备自我组织生产能力。
当代经济体系中,替代性经济组织模式正在不同领域蓬勃发展。员工所有制企业(ESOP)在美国覆盖超过1400万劳动者,宾夕法尼亚大学2019年研究发现这类企业员工任期延长40%,国家经济研究局数据显示其生产率平均高出常规企业4-5%。平台经济领域涌现出纽约网约车合作社Driver's Cooperative这样的创新组织,由司机100%持股的平台仅收取15%服务费,远低于行业巨头30%的抽成比例。公共资本管理模式在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得到充分体现:政府作为唯一股东却不干预运营,专业团队实现过去20年14%的年化回报率,管理资产规模超3000亿新元。
制度创新的可能性正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德国《共同决策法》要求2000人以上企业监事会中职工代表占半数席位,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21年评估表明这种设计改善了长期投资决策质量。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将自然资源收益转化为全民资本,为42万居民提供年度分红。区块链技术支持的生产资料登记系统,正在实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新型经济关系。这些实践共同指向一个结论:经济活动的组织核心在于专业管理能力和有效激励机制,而非特定的资本人格化载体。
“回家种地”的表述本身隐含对农业的认知偏差。荷兰以仅占劳动力2%的农业人口创造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额,其集约化生产模式彻底重塑传统农业形态。联合国粮农组织2022年报告显示,垂直农场、精准农业技术使单位土地产出提升300%。美国农业合作社覆盖83%奶制品生产,证明集体化经营同样可以实现规模效益。现代农业早已超越生存经济阶段,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种论断实质陷入三个认知陷阱: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永恒化的历史决定论陷阱,将组织创新等同于资本家人格化的创新垄断陷阱,忽视经济制度多元演化可能的制度单一性陷阱。现代经济史表明,生产要素组织方式具有高度可塑性。从蒙德拉贡到淡马锡,从德国共决制到员工持股计划,多样化的制度安排正在重塑我们对经济组织的理解。
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是如何构建既能保障效率又能实现公平分配的新型制度架构。这要求我们超越“资本家不可或缺”的思维定式,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探索更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治理模式。经济组织的演变从来不是单一路径的线性发展,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作出的制度选择。当我们将视野拓展至全球经验和历史纵深,便会发现人类创造经济组织形式的可能性远比想象中更为丰富多元。
【文/顾慎言,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