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现状：NPC、做题家、打工人、牛马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一种网络亚文化，就是屌丝叙事。我们在讲“普通学”的那两篇文章里提到了普通学在中国年轻人群体中越来越流行，普通学要求个体学会接纳和习惯自己的平凡和普通，从而消解掉竞争和比较所带给个体的心理压力。但我们当时就说到，普通学试图通过拒绝和否定掉自己对超越性的追求来换取某种虚假的心灵和解，然而普通学本身仍受限于成功学的逻辑框架，它仍然是以默认了世俗评价体系的合法性为前提的，因而这种心灵的平静是脆弱和虚假的，真正的和解不是去放弃追求普遍性和超越性，而是要意识到主流社会所推崇的超越性可能只是一种虚假的超越性。因此，要追求真正的精神解放，意味着需要触及社会现实，去批判和解构那些虚假的优秀，最终建立起真正有普遍性的评价体系。

　　这一点其实也同样适用于许多中国人的精神现象，比如中国社会长期流行的“屌丝文化”。如果说普通学是通过强调自己的普通来消解成功学带来的压力，那么屌丝文化则是通过更为激烈的自我贬低、自我嘲讽来实现对主流价值观的戏谑和抵抗的，因此它比普通学的影响更为深远。那这篇文章我们先来简单谈一下屌丝文化的演变。

　　我们所说的屌丝文化指的是这样一种网络亚文化，个体以负面的、贬义的甚至是侮辱性的称呼作为自我指称、自我命名的符号，借助这些符号，人们建立了区隔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空间，并通过在网络上不断自嘲来实现宣泄和狂欢。

　　屌丝文化可以追溯到2011年百度贴吧的“李毅吧”。在当时的网络骂战中，其他网民创造了“屌丝”这个侮辱性的称谓来攻击李毅吧的会员，但是李毅吧的会员们却对此欣然接受，并以屌丝自称。不仅如此，他们还创造或总结了一系列与之高度相关的网络语，比如土肥圆、矮矬穷、高富帅、女神等等。

　　在屌丝文化所表征的符号系统中，整个社会被夸张地割裂为泾渭分明、二元对立的两个群体，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与生理意义上的身体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强势阶级是美和富的，而弱势阶级则是矮的、穷的、丑的。由于这套符号系统简单粗暴却又十分空洞，反而能最大程度地唤起了网民们普遍具有的相对剥夺感和弱势感，越来越多的网民以屌丝自称。在这种诡异的自嘲和草根式的黑色幽默中，屌丝文化得以迅速出圈，甚至成为了中国各种网络亚文化的一个底层逻辑。

　　从各种近年流行的网络模因来看，我们能观察这样一种共通的模式，个体以一种自我贬低、自我投降的“精神失败法”来表达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无力感和困境，同时获得短暂的情感宣泄和身份认同，比如近年来的做题家、打工人、鼠鼠、牛马、NPC等等。

　　NPC起初指的是游戏中不受玩家操控的游戏角色，这些角色整天对不同的玩家说着同样的话语，做着同样的动作，以配角身份服务于游戏剧情和玩家，后来被引申为没有价值的、无关紧要的、生活单调乏味的人。比如有网友表示自己每天的生活毫无新意，都是在走流程，但又像NPC一样必须随叫随到。每个人一开始都质疑NPC，经历毒打后理解了NPC，最后也不可避免地成为NPC。与屌丝文化类似，NPC文化借助游戏的隐喻，表达了个体在体系中被机械化、程式化和工具化的不满。

　　另一个网络流行词“做题家”，则更多体现了中国的名校学生对高考叙事的解构和戏谑。做题家一词起初指的是擅长在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下得高分，但缺乏社会能力的人，这显然也是一个侮辱性和讽刺性的称呼，但却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以此自称，加入了这场自嘲的仪式。2020年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建立，小组成员大多毕业于中国知名的大学，但他们纷纷称自己为废物做题家，废物是five的谐音。

　　如果说“做题家”表达了对高考叙事的解构和调侃，那么“小镇做题家”则附加了对于城乡不平等的隐晦不满，以及自己无法通过高考的努力摆脱小镇人身份的无奈。对于许多来自小城镇或农村的学生，高考常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然而这条路径在改革开放初期可能确实带来了一些公平的机会，然而在当下，许多人感到自己即使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走出了小镇，也仍然感知到家庭背景和城乡差距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

　　正如美国社会学教授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所表示的，美国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在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家庭采取的是协作培养，表现为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使用语言去梳理和对话，不仅大大提高了孩子的词汇量，还能帮助孩子熟悉与成年人打交道的方式，结果是孩子更容易把自己摆在和成年人平等的位置，并常常对周围的成年人做出评判，这种能力更容易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承认，并成为通行的文化资本。而工人家庭或贫困家庭则更容易采取自然成长的策略，在这些家庭内部，通常不会出现长篇大论的讨论、商量、对话，用词也比较简短、朴素，语言只是一种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实用技能，而不具备培养说理和抽象思考的价值，因此工人家庭的孩子更容易有相对轻松和悠闲的童年。

　　虽然美国和中国的社会环境是非常不同的，比如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也并不怎么强调对话和说理，工人和贫困家庭孩子也没有悠闲和轻松的童年。但弱势群体的那种被主流规则和秩序排斥的状态是相通的，比如美国贫困家庭的孩子在长大后会出现一种局促感，会感到自己并不擅长与他人协商交流，以及清楚表达自己思想观点的能力，而这与许多自称“小镇做题家”的学生对原生家庭以及自己性格中社恐、敏感、自卑的反思是类似的。由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做题家这个梗也迅速出圈，包括大量非名校的大学生也开始使用做题家作为自己的身份认同。

　　如果说“做题家”这个梗体现了对教育体制内卷化的无力感，那么“打工人”“牛马”这两个词则主要指代的是职场压迫。“打工”的本意指的是体力劳动、苦力活，与白领所从事的知识性、办公室性质的工作有鲜明的反差。但是，在网络上玩打工人梗的恰恰是以白领为主，而非那些真正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打工者，这里带有一种刻意的降格和解构。

　　在中国，许多公司和老板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强调工作本身的光鲜亮丽和神圣意义，强调工作内容的专业性、职业性和重要性，并以此来要求员工要有精英意识、主人翁意识，要对公司有使命感、归属感等等，同时将那些不认同这种文化的员工定义为不努力进取，缺乏格局和奋斗精神。而“打工人”这个梗则是彻底剥离了这些包装和附加的光环，将自己的白领工作与重复乏味的苦力活等同起来，以讽刺劳动的机械、无意义和压榨性，而将自己称为“牛马”则是一种深刻的自嘲，也就是暗示自己在职场中被物化、异化和非人化，只被看作完成任务的工具。

　　另一个更抽象也更具有侮辱性的自称是“鼠鼠”，就是一些网友将自己比作老鼠，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苟且生活，自己的父母就是鼠爸鼠妈，鼠鼠文学通常以“鼠鼠我呀”这个句式开头，表达自己被生活摧残后的状态。比如某网友表示“自己拼命考上了一个二本，但亲戚还是看不起鼠鼠”；也有网友表示自己“在实习期间被老板压榨，找不到好工作，让鼠爸鼠妈失望了”。

　　与“做题家”这个限定于教育领域的称呼相比，“鼠鼠”这个称呼更加模糊化，它所指代的痛苦也更加广泛普遍，它既可以称呼自己，也可以延伸到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比如父母。因此，“鼠鼠”常常暗示了年轻一代与父母共享的无力感和痛苦经验，也是一种对代际痛苦、身份困境和社会压迫的隐喻。

　　通过对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屌丝文化”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传播。起初，“屌丝”一词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自我贬低的标签，尚未对不同领域的痛苦作出区分，而随着社会内卷化的加剧，屌丝叙事在职场、教育、原生家庭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更为精细的分化，展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巨大的生命力。

　　面对这些解构和戏谑，主流秩序的反应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打压和说教，二是安抚、美化和收编。比如人民网曾发过一篇名为《小镇做题家亦不平凡》的推文就说道：

　　小镇做题家绝对不是一种自嘲，它更像是大多数青年人的一种信念，一种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肯定，是当今社会每一个渴望改变命运的平凡人的代名词。每一个追求梦想的人都该被鼓舞，而不是被嘲讽。不是所有的星星都喜欢挂在夜空，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对于成功这个词汇，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从来没有定义。

　　这种套话表面上是肯定了个体的自强精神，但实际上是一种相当虚假和冷漠的积极向上。通过煽情和诗意化的语言，将个体的现实困境包装成一种浪漫化的奋斗故事，制造一种温暖的幻觉，而完全不去触碰造成这些困境的根源和社会矛盾。

　　再比如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打工人自嘲背后也有坚韧和奋斗》也说了“年轻人吐槽吐槽职场也是好事情，认识到大家都是打工人，有助于消除职业鄙视链，谁也别瞧不起谁，这说明了职业偏见正在慢慢消失”。这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

　　官方固然是希望将那些反抗和批判性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娱乐化的甚至是正能量的东西，然而从根本上说，屌丝叙事也的确不具备洞彻和解构官方话语的能力。毕竟一个人自己已经承认自己是失败者，默许了世俗体系的权威性，他也就更难有力量和自信去解构那些渗透在教育、媒体和政策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说，这种自嘲的狂欢虽然存在着某种反抗性，但这种反抗性也不可高估，也就止步于某种情绪上的宣泄，因而它反而容易被主流秩序给收编、利用和改造，成为一种并不触及结构的无害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