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关于“党校姓党”的思考

　　党校姓党，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党校是培训共产党干部的最重要的基地，是共产党意识形态最权威的殿堂，是共产党执政密切依靠的智囊库。中央党校更是位居顶端。

　　可是，从如此高大上的“塔尖”却传出与其身份极不合拍的声音，其奇葩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如果以党章规定的党的宗旨和性质来对照，这些言论完全站在对立的一面，称其“反党”绝不为过。深感疑惑之下，又通过AI进行多方检索，结果表明这些言论确凿无误（有些言论还出现在以中央党校教授身份在干部培训会上所作的指导性宣讲中）。这不能不提醒人们对此加以关注。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两个曾在党校身居高位的教授的典型高论：

　　一个姓周的教授（曾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说：“马克思经济学，以劳动、剩余价值、剥削为核心。大学将这种理论当作经济学的主流课程，学了这种革命的理论，将近一千万失业大学生，当他们遇到就业的不公，看到失业后工作无生活收入，他们会不会拿着《资本论》到农民工工棚中去，号召反对剥削，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呢？”由此，他“向中央和教育部建议”在大中专学生的课程中取消革命理论的学习，声称这些课程“将是极大的社会动乱的不稳定因素”，并且质问道：“为什么执政后还要学革命理论呢？”

　　另一个姓王的教授（曾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说：“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在承认党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和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说到马克思主义，他轻蔑地说：“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它中看不中用。”这个“党建理论的权威专家”声称，改革开放就是要“使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而这种转变其实质就是不再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作为发展动力，而转向“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

　　如果不点明其身份，谁能想到，这些言论竟然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的教授之口？！在这些言论中，党章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被彻底颠覆了，他们心目中的党不仅不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还占有独立于人民大众之外的自身的特殊利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理论被彻底抛弃了，在他们看来，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不仅要改变自身的革命性质，而且还要让青年一代也抛弃革命理想，甘心情愿地当资本的奴隶。

　　其实，只要查阅一下中央党校的资料，就会发现，自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央党校内部的分歧和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仅以十年特殊年代之前而言，中央党校就发生过三次重大论战，这三次大论战分别由哲学界的两个重磅人物艾思奇与杨献珍领衔。

　　第一次大论战发生在建国初，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杨献珍提出“综合基础论”，认为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存在多种所有制，那么新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一种综合经济基础。而艾思奇则认为新中国建立后就进入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的经济情况看作一个定型的经济基础，而应该把这个时期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非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互为矛盾而此消彼长的过程。与此相关，就引发一个上层建筑是适应和保护“综合经济基础”还是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

　　第二次大论战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关于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争论。杨献珍认为，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观点，应该坚决否定。而艾思奇则认为，与一切矛盾一样，思维与存在之间也有同一性，表现为思维可以认识存在，存在与思维可以互相转化。承认这种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而非唯心论。

　　第三次大论战发生在六十年代中期，是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杨献珍认为辩证法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而艾思奇则认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确切表达，“合二而一”论是调和矛盾、否定斗争的观点。

　　联系每一次大论战的政治背景，就会发现，这些看起来似乎“纯学术”的争论其实背后都紧密联系着当时党内的路线分歧。第一次大论战发生时，正值毛泽东批评“确立新民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第二次大论战发生时，正值毛泽东大力倡导思想革命化，提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第三次大论战发生时，正值毛泽东批评“阶级斗争熄灭轮”，向全党敲警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很显然，党校所发生的争论，决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事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深入到意识形态、尤其是哲学层面的反映。

　　党校姓党，毫无疑义。然而，恰恰因为党校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阵地和最高殿堂，所以，党内关于重大政治问题的动向以及分歧必然会在党校出现最尖锐最集中的反映。当年的哲学论战是这样，在新时代下也是同样如此。这正是人们高度关注党校动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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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AI检索“苏共党校在苏联解体中的表现”，得到以下发人深省的回答：

　　苏共党校体系作为党的理论教育和干部培养核心机构，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暴露了系统性失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意识形态教育全面崩溃

　　1. 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

　　苏共党校未能坚守理论阵地，放任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渗透。戈尔巴乔夫时期直接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导致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瓦解 。

　　2. 理论混乱与思想迷失

　　党校未能廓清错误思潮，多元意识形态泛滥造成党员思想混乱。基层党员面对理论颠覆陷入“无所适从”状态，丧失政治判断力。

　　干部培养机制彻底失效

　　1. 精英阶层的集体蜕化

　　党校培养的苏共高层干部演变为特权集团。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第聂伯罗帮”等利益集团，戈尔巴乔夫更替92.5%地方书记，使投机分子掌控权力核心。

　　2. 脱离群众的官僚化倾向

　　干部任命制滋生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党校未能强化宗旨教育，导致党员干部漠视民生，贪污腐败蔓延，严重损害执政根基。

　　政治敏锐性完全缺失

　　1. 对危机反应的集体失语

　　面对解体危机，党校体系未组织有效理论反击。1991年苏共解散时，1650万党员集体沉默，理论工作者无人挺身捍卫党的存续。

　　2. 改革方向的根本性误导

　　未纠正戈尔巴乔夫错误路线。党校放任“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废除公有制”等主张成为改革导向，加速经济失控和制度瓦解。

　　结构性制度缺陷

　　1. 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

　　党校未维护党的组织原则，放任领导人专断。戈尔巴乔夫绕过中央决策机制，单方面宣布苏共解散，暴露制度空转危机。

　　2. 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

　　教学内容僵化脱离现实矛盾，既未解决历史积弊，又无力应对改革风险，导致理论教育丧失现实指导价值。

　　*关键教训：党校体系崩塌本质是苏共政治建设失败的缩影。从放弃思想领导权到纵容干部腐化，再到丧失政治警觉性，最终导致在历史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悲剧。这一过程警示：政党理论教育机构必须坚守初心使命，筑牢思想防线，确保干部队伍政治忠诚与执政能力的高度统一。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