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先生说：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
莫言这话对不对呢？对，也不对。
在《小马过河》这则寓言故事里，小松鼠说河水很深，说的是真话 。老牛说河水很浅，也说的是真话。为什么同一事物在不同的人眼里会结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呢？
原来，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正确与否，不仅要受到人们是否敢于讲真话的影响，还有受到其立场和对事物认知能力的影响。
抛开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作家对客观事物的认知高度，谈作家是否讲真话，其作品是否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性，显然是不全面也是不科学的。
《小马过河》里的小马，谁的话对它才是真实可信的呢？谁的话又是真实却不可信的呢？这就要看它与老牛和小松鼠中哪一个的“体量”更接近，哪个的话就更真实更可信。
如此看来，莫言先生关于作家要讲真话的论点，还应该有讲谁的真话的问题。
回到正题，同样是前三十年，同样是写小说，在莫言的作品里，前三十年是充满罪恶充满灾难充满黑暗的，是中国人受苦受难的日子。在浩然的作品里，前三十年，是充满光明充满幸福充满希望的《艳阳天》，是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走向自信自立自强的《金光大道》。
两个人谁真谁假，谁是谁非？站在莫言的角度，他认为自己说的是真话，自己是对的。站在浩然的角度，他也认为他说的是真话是对的。
对于解放后前三十年，究竟是“好的很”，还是“糟的很”。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结论。
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们认为那是“糟的很”，而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们压榨欺凌的农民如高玉宝杨白劳喜儿吴琼花他们会认为那三十年“好得很”。
这是我们今天关于莫言和浩然作品真实性争论不休的社会矛盾的根源。
解放后的刘文彩们失去了往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肆意压榨欺凌贫苦百姓的生活，这些人要么被镇压，要么被监督改造，要么过着自食其力的普通百姓的生活，这是从天堂掉入了地狱。而高玉宝杨白劳喜儿吴琼花们则再也不用过房没一间地没一垄遭受刘文彩们的肆意压榨与欺凌的生活，在他们心中那是从地狱升入了天堂。
所以当莫言把解放后前三十年描写成暗无天日的时候，必然会引发这些解放后才翻身的中国广大民众及有正义感大局观的人们的反感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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