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追踪了近期热议的两起性别相关事件，并从交叉性的视角，审视了互联网舆论中隐藏的传统性别话语与暴力。同时需要声明的是，在性别问题上，叁零柒编辑部整体上包容多元和冲突的观点存在。
作者注：感谢好友Eugene提供关于涉及此事的地域歧视和受害者有罪论的相关言论素材
近日爆出的郑州人民公园暴力分子围殴男性同性恋者一事，充分暴露了恐同仇恨分子的邪恶与肆无忌惮，暴露了中国性别多元群体真实的生存困境。
与此同时，有朋友注意到，有部分人将此事与关于河南的地域刻板印象强行关联，借机炒作地域与阶级歧视。这既是对河南劳动人民的污名化，同时也对性别多元群体境遇的改善毫无益处。必须指出：一方面，河南有着大量友同的进步人士，河南绝大多数民众也绝非此等极端暴力分子；另一方面，在河南之外，全国——即使是最“文明”的地区——的性别多元人群的生存状况都十分严峻。面对此等仇恨犯罪事件，我们必须摒弃中产精英本位的矛盾转嫁，充分意识到一切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压迫和窘境的互通性，摒弃底层互害思维，倡导交叉性团结（intersectional solidarity）。
此外，还有部分人发表诸如“谁让他们去公园而不是gay吧”之类的受害者有罪论，就此，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保卫弱势者免于欺凌不只是弱势者自身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制度性与文化性责任；我们必须抵制新自由主义强加于个人的“为自己负责”的枷锁，转而寻求社会性的制度正义和文化改造。
应当补充的是，这件事中同样存在被严重忽略的一点：有非常多的人借机（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传播关于无业底层年轻人的“社会青年”刻板印象。我们必须意识到：面对当下严峻的经济形势和严重的分配问题，底层年轻人无业或者失业绝不是TA们自身的过错，TA们绝不应该被扣上“游手好闲”的帽子，更不应该被贴上“恐同”“暴力”这样的标签——事实上，由于阶级和性别两个维度上的交叉性困境，性别多元人群中无业年轻人的比例几乎一定显著高于顺直人中无业年轻人的比例。
至于此事件中的施暴者，诚然，他们是一群必须被严惩的恐同暴徒。但是，在要求法律加以制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堕落至此？毫无疑问，社会广泛存在的恐同保守思想是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在经济上不够平等的的社会，同样也在促使TA们中的一些人堕落成此等极右翼暴力分子，这与一些西方国家年轻男性的右转高度相似。
有必要重申，性别多元权益——乃至一切社会正义问题——都与经济议题密不可分。尽管社会议题绝不低于经济议题，经济平等本身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社会正义问题，但西方国家的历史教训已经充分证明，中派自由主义者肤浅的社会正义观根本无法有效保障边缘群体的权益。必须呼唤一种以经济平等为基础的、充分考量经济与社会双维度交叉性的进步左翼社会正义范式。
（文字：Edward）
同样在近期发生的“红姐事件”，不仅揭示了在公共场域中遭受歧视与暴力的非典型性别表达者的脆弱处境，也深刻反映了性别、阶级和年龄交织的歧视问题。我们坚决谴责偷拍和未经允许传播私密视频等违法行为；然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相关网络舆论的重点基本都集中在对“红姐”的性别身份与性实践的猎奇围观和污名化。
在相关舆论中，我们看到许多自称女性主义者和酷儿权益倡导者的人迅速与“红姐”切割，甚至用“TA不是女人，是个老头”之类的语言来将TA排除出自身所属的范畴，这种对“身份资格”的争夺与排斥让人心寒。值得指出的是，“红姐”尚无明确自述是否将自己视为跨性别者，在讨论中直接将其认定为跨性别者并不严谨；然而，在现存的网络暴力与污名机制中，TA无疑被当作一个跨性别形象遭受着羞辱。我们所要反思的，正是这种身份与暴力机制之间的错位与共谋：一个在主流性别秩序中身份模糊的人，在没有声明自我定义的前提下，已被社会强行归类、贱弃、驱逐，并由此暴露了我们在性别话语中诸多未曾考虑的缝隙。事实上，性工作的特殊劳动形式在很多性别话语体系中依然被视为“低等的存在”，因为性工作者没有符合一些人所期望的“进步”标准。对TA们的排斥不仅加剧了跨性别恐惧症、酷儿恐惧症，也彰显了性别多元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在我们几乎下意识地嫌恶性工作的“肮脏属性”之前，是否能先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是为谁发声？是为那些年轻、美丽、时尚的中产阶级酷儿发声，还是为那些身处经济困境、年老、外貌平凡、生活艰辛的劳动者发声？
在全网的恶意围观中，跨性别恐惧症与阶级、年龄等向度的歧视交织在一起，在相关舆论中尤为显著。即使是在性别多元社群内部，也难以避免使用“清理”与“贱斥”的逻辑来处理群体内部的异类。当郑州人民公园恐同暴力事件的评论区出现“表面上打TXL，背地里去找红姐”这种言论时，“清理机制”通过将施暴者与“红姐”联系起来，无形中强化了对“肮脏”的边缘性别存在的社会污名，使得当事人在“公序良俗”的审判中被进一步边缘化。这样的言论不仅没有反思性别暴力的根源，反而无意中推动了性别暴力的蔓延。
最终，性别、阶级、年龄和外貌的歧视在这一过程中被充分交叉。那些不符合“好看”标准的性别表达、贫困状态和衰老的身体，成为了被歧视、被污名化的理由，而某些所谓“进步”的言论反而掩盖了边缘群体所面临的真实困境。这也让我们反思：当我们呼吁性别平等时，是否真的为所有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发声？如果不能突破这些社会偏见的框架，性别平等是否就成了某些特定阶级的专有，忽视了那些同样迫切需要帮助的个体？
最讽刺的是，一些自诩为反父权的声音，竟完全复制了父权制本身的语言与污名机制。所谓“反击男性”的方式，则是利用边缘身份在主流社会中的羞耻位置——比如暗示与“红姐”发生关系的男性“表面直男，背地里搞同性恋”。这类言论其实并不是对父权制的反击，而是对非异性恋取向的又一次公开羞辱。这种羞辱的逻辑本身就依赖于父权制下对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污名与贱弃，把“外表女性化”“非异性恋”“性工作”当作道德污名，其效果不是反击性别不平等，而是借用原有的压迫性机制来完成一次“合作式羞辱”。这不是对父权制的挑战，而是深度共谋。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话语的生产者并不总是男性，甚至常常出自一些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女性。对自身不平等地位的愤怒，在表达时却变形为对“男性”的嘲讽，而嘲讽的武器，则是对边缘性别群体的持续排斥与污名化。这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很多女性主义话语的根本逻辑并不是去摧毁性别秩序，而是要占据既有秩序中的某种话语位置：它以父权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以二元性别制为基础，最终呈现出一种斗而不破、批判而不颠覆的姿态。这就像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幻想的“公平私有制”一样：用父权制的机制，包装对父权制的控诉；用厌男的口号，行性别贱弃之实。
（文字：叁零柒计划性别组）
（AI总结）
两起事件共同指向两个困境：
话语共谋：网络舆论将地域歧视、阶级污名与性别暴力交织，用“受害者有罪论”（如“不该去公园”）和“身份纯洁性”（如切割“红姐”）重构压迫等级。
进步幻象：部分女权/酷儿话语陷入父权逻辑的陷阱——通过污名化男性（如“找红姐的直男”）进行“反击”，实则强化对边缘性别表达和性工作者的羞辱，沦为“用父权制反父权”的悖论。
根本出路在于打破身份孤立的迷思。首先应拒绝将经济议题与社会正义割裂，警惕将受压迫处境个体化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其次，应当建立真正的交叉性认识，理解青年失业、性别非常规者被猎奇、同性恋者遭殴打的根源，同属于相互交叉的结构关系；最后，尤其警惕“体面进步主义”的排他性——当平等话语仅服务于“边缘群体”中光鲜的精英，却抛弃“红姐”这般在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多重绞杀中挣扎的生命时，我们已在背叛正义本身。唯有让所有受压迫者的伤痕成为共同的战斗坐标，才有可能瓦解这座压迫迷宫。
就在本文即将发布时，又一起令人愤怒的事件发生：
稍有道德水准的人都可以看出，当事女生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Zeus传播私密照片，是纯粹的受害者。而大连工业大学非但不对受害学生加以保护和帮助，反而将其开除，并堂而皇之地在公告中直接暴露受害学生的姓名。真是令人发指！
查询所谓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我们可以看到令人震惊的表述：
试问：究竟什么是“不正当交往”？和外国学生交往，是如何损害了大连工业大学的“校誉”？该校又是凭借什么将学生的合法个人行为打成“有损国格”？须知：一个女性的性自主权并不是任何“公序良俗”所控制的附属品，也不是被各种沙文主义者视若珍宝的“价值物”，而是只属于她自己的自由权利。
而第二点对“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的惩处已经荒唐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我国法律并未限制成年人进行互相同意的性行为，无论其婚姻状况如何。这条校规中如此反动的性观念是从旧社会穿越过来的吗？
第十八条的内容甚至更是荒唐的“禁酒令”，请问大连工业大学是否是否尊重大学生作为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在制定和执行这些校规的人眼中，学生究竟是自己教育和服务的对象，还是被集中管理的、甚至连成年人的基本自由都被限制的存在？
我们在推送本文时临时决定加入这一段文字，因为大连工业大学对受害女生的无理开除与上文所讨论的性别暴力、性别歧视类事件一样，警醒着身处于当下的我们：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其自主定义的性别身份与自主的性实践而遭受侮辱和损害，这事关我们所有人。
（文字：叁零柒计划性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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