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必须坚决反对杨奎松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1）第五次战役的撤退阶段初期，志愿军真的像杨奎松所说的那样没有防御准备、不设防线吗？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认为，毛主席和彭大将军都不知道提前设防线，直到苏联在5月29日提醒之后才设防。这是他歪曲历史、污蔑毛主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实际上，我军在撤退的第一时间就决定了组建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线。问题不是我军没有决定构建所谓强大的防线。杨得志将军回忆：“敌人利用我转移的机会，实施它的“磁性战术”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五月二十二日，志司在答复我兵团关于最后抵抗线的请示电中就明确指出:“根据敌人以前的习惯利用高度机械化进行所谓磁性战，企图消耗疲劳我军，我军主力北移休整时，敌尾我北犯是肯定的。”因此，志司在我军转移、阻击以及抗击线等方面都作了周密部暑:根据“志司"的部署，我六十三、六十四军和人民军一军团分左中右三路向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转移;六十五军执行阻击任务，志司特别强调要他们在议政府、清平川地区阻击敌人十五至二十天，确保涟川、铁原一线的安全和兄弟部队的行动。”（《杨得志回忆录》）

杨得志

　　注意——正如杨得志所说，我军已经决定做了比较周密的阻击部署——为的是掩护我军向北撤退，转移到有利于我军作战的地区。防线，也就是一系列防御力量组成的一条线。可见我们当时已经决定设立节节抵抗敌人的运动防线了。大量档案资料证实了杨得志的回忆。彭德怀在1951年5月21日急电九兵团、三兵团、十九兵团、金雄并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二、目前由于我运输困难，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进攻增加困难。为此第五次战役即告结束。三、为争取主力集结休整，总结经验，决将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元通里之线以北。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地采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敌人。四、各部可于23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转移。五、担任防御阻敌进犯的部队，必须掌握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应积极组织反击，迟滞敌人的进攻，以利我主力部队休整。六、各部进至集结位置后，应抓紧时间调整组织，从下而上总结经验，检讨指挥上的缺点。”（《彭德怀年谱》1951年，53岁。）可见，彭德怀在5月21日已经决定组织运动防线。他特别强调：“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地采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敌人。”而且明确提出“必须掌握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应积极组织反击，迟滞敌人的进攻，以利我主力部队休整。”

　　可见我们当时的防线部署是比较严谨的——前轻后重，因前线地形不利于我军、越靠北地形地势越有利于我军，我军由于深知敌我装备差距悬殊，也不会死守那些根本不可能守得住的前线附近的后方阵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记载的更为具体：“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之后，中朝两军“为争取主力集结休整……于5月21日下达指示，决定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杨口、元通里之线及其以北地区进行休整。部署:第19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休整;留一个军(或四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之线布防，利用东豆川里、抱川、机山里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转移至开城地区休整，留一部于汶山、坡州里以南阻敌。第3兵团主力移至铁原、金化地区休整，留一个军从加平、春川(不含)线开始布防,利用华川以西山区节节阻击敌人。该兵团与第19兵团以机山里、文岩里、汉滩川(铁原不含)之线为分界线，以西属第19兵团(线上含)，以东属第3兵团。第9兵团主力转移至华川、山阳里、金化(不含)以东地区休整;留一个师利用昭阳江及华川湖节节阻击敌人。该兵团与第3兵团以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大成山、金化线为分界线，以西属第3兵团(线上含)，以东属第9兵团。人民军前指各军团主力转移至麟蹄、杨口、襄阳之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以一至两个师在于论里、县里、西林里线及以南采取机动防御，阻击敌人。人民军前指所属部队与第9兵团以大同里、四明山及北汉江为分界线，以西属第9兵团(线上含)，以东属人民军。部署规定各部统于23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移动，并要求在转移时各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必须确实掌握前轻后重、纵深配备的原则，特别加强工事，以减少自己的伤亡;尤须严密组织与发挥炮火的威力，予进犯之敌以大量杀伤;对突出之敌，在有利我出击的情况下应即行组织反击，每次以消灭美军一个连至一个营，南军一个营至一个团为目标，以滞止敌人的进攻，争取更多的时间，利我主力部队休整。5月22日，志司在复第19兵团关于我军最后抵抗线的请示电中又指出:根据敌人以前习惯，在我进攻停止后，往往利用其高度机械化条件，对我进行所谓`磁性战'，企图消耗疲劳我军。我军主力北移休整时，敌尾我北犯是肯定的，但前进速度，要看敌人的兵力大小和我军实施机动防御打得好坏而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可见，志愿军司令部早就做好了美军对我们进行“磁性战术”的准备，早就知道敌人很定会尾追我北犯，当时彭德怀并没有忽视建立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线。也如杨得志所说，我们在撤退之后的防御方面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苏联人说我们撤退的时候没建立防线、没决定搞防御工事，那是不客观的。

　　“27日，进攻之敌进占汶山、永平、华川、富坪里、麟蹄线，仍企图向铁原、金化、杨口进攻(南第1、第3军团仍在沿东海岸继续北犯)。中朝两军为稳定局势,决定部分军停止休整计划，立即转入防御，迅速将第63、第64、第15、第26、第20军及人民军第5、第2、第3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可见，当敌军追上来的时候，早在27日，志愿军司令部就根据新的实际情况在南线加强了对防御抵抗的组织部署，投入了更多的军力。根本不需要苏联在5月29日才提醒！

（2）第五次战役的真正教训是什么？

　　上述内容可知，我们早就知道应该设立运动防线节节抵制敌人。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应该设立防线”。我军在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的教训就是撤离的不够迅速。我们相对忽视了敌军的极速，运动防线设的太靠南、没有迅速的向北转移之后再准备节节抵抗敌人的运动防线。在敌人反扑击其迅速的情况下，靠南的运动防御阵地根本也建立不起来。“23日晨,敌人在我主力尚未转移时,即利用我军补给困难的弱点，开始有计划地猛力反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可见，问题在于没有迅速的向北转移。如果主力朝北转移的比较迅速，是可以减少损失的。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记载：“由于对敌有计划地实施这种规模、这种形式的反扑估计不足，以致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有的需要两天的行程，作横向运动方能进入防御地区;有的部队虽进入防御地区，但未很好控制要点与公路，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前文已知，彭德怀的防线部署实际上比较具体了。内容可见，不周密指的不是工事分布不周密，而是防线部署以外的工作不周密——对敌人极速反扑考虑的不够周到，导致运动防御线准备的太靠南，撤退不及时。运动防线设的太接近前线，就难以在敌人到来前迅速的做好准备，难以在到防御阵地之后比较快的进入状态（例如有些我军到达指定地点之后难以进入状态的防御地区）。运动防线设的太靠前线，即使在其中一些方向布置兵力拦截敌人有必要，但是敌人确实可以提前到达，我军也赶不来（例如有些方向我军不得不到，但是执行速度而言，敌军一定先行到达我军需要两天行程的防御地区）。

　　显然，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要有防御工事，我们早就知道设防御阵线，问题在于没有估计到敌人反扑的极端迅速，没有迅速的树立起抓紧向北移动的意识，以至于容易被敌人追上，还没充分设起来，人家就来了。我们在靠近前线的南边根本来不及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越往北越安全，越有更多的抵抗时间。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总结：“因为，我军的补给能力还很低，战役向敌纵深发展，运输线延长，我军供应和伤员转运将更加困难，影响部队的机动同时，胜利之后敌进行反扑时，使我不能迅速地脱离战场。战役第一阶段我停止进攻后，曾原地停留两天等待补给，转运伤员，这也是造成转移初期被动的因素之一。”“经验证明:同具有高度机械化的敌人作战，在组织我军转移时，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对付敌人的反扑，特别是敌人快速部队的反扑，以便稳妥可靠地控制战局，保持我军的主动。这次战役，我军向后转移时之所以一度陷于被动，主要是战役指导上的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向我转入反攻和追击，特别是没有估计到敌人以其快速部队为先导进行反攻和追击……这一教训告诉我们，面对具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组织大兵团的转移，实质是组织和实施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防御，即以运动防御掩护主力和后方部队撤离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可见，不够迅速的脱离战场，不够迅速的脱离南部，不够迅速的向北转移，不够迅速的放弃南部那些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敌人的地区，把节节抵制的运动防线设的太靠南，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综上所述，设立防线的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在21日、22日、27日早就知道，根本不需要斯大林在29日才提醒。而且，斯大林的设想也有严重的战略错误。斯大林说：“我在自己的电报中主要谈的是，如果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没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匆忙地进行机动是危险的，要能够迅速地把主力调到那里去。彭德怀同志写道，他在后方建立3条防线。如果这样做，防线就将是真正巩固的，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好，军队就不会陷入包围。”（《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卷》）可见，他只是在29日不知道我军早已尽力设防，而且他说的将“主力”用来设防是完全错误的。杨奎松采信斯大林脱离战场实际的错误判断，污蔑我军没设防、诋毁毛主席和彭德怀同志的部署，是通过掩盖事实的方式制造历史谣言的拙劣行为。幸亏作战经验丰富的彭德怀没有和斯大林想到一块儿去，不然我军会损失更加惨重。

　　根据前文的经验教训已知，我军要充分注意敌人的进军速度，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线不要设立的太靠近敌人，防御部队应该迅速撤离南部危险地区之后靠北设立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线，这样更有时间、更安全，才能真正设置好防线。节节抵制敌人的运动防御兵力迅速向北撤同时，其余作为主力的部队要更迅速向北撤，从而足够迅速的脱离危险地区，才能保证全军的真正安全。彭德怀也没有用主力来设防。根据前文已知，彭德怀在“27日……迅速将第63、第64、第15、第 26、第20军及人民军第5、第2、第3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注意这里提到的是志愿军5个军、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主力。“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所打的一次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大战。我第二番部队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共6个军已开进前线，加上原有第一番部队9个军，共有5个兵团15个军90多万人参战，加上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8万多人，总兵力达100 万。过去的兵员不足问题缓解了，后勤供应有了好转，空中掩护和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也有所改善。敌方投入的兵力也有百万之众，且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不仅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和炮兵，还有制空权。”（石仲泉：《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66页。）可见，五个军加朝鲜人民军主力，总计最多38万人，仅仅占参加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部队的38%，并不是我军主力。可见，斯大林说的把主力用来设防线而不用来向北撤退，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完全不符合战场实际情况。

　　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是当时最早发现敌军迅速反扑并果断迅速撤退的63军军长傅崇碧。恰恰是撤退阶段初期，傅崇碧及时率领63军迅速撤退，才得以减少了63军损失。如果当时每个军都能如此迅速撤退，我军无疑就可以保持完全主动了。《开国第一战》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打，肯定是不能打的，一旦敌人迂回到后面，自己部队就陷于敌人的南北夹击之中，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而且就是这样也仍然保护不了第三兵团的侧翼。撤吧?兵团又没有明确指示。傅崇碧几经权衡，最后还是觉得应该当机立断:`撤，命令各师留下一个团掩护，主力北撤。将来志司要追究责任，我来负责!'`军党委共同负责，立即向志司发报，报告敌情和我们的决定！'政治委员龙道权心说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把我给忘啦?不够意思。傅崇碧这个非常果断的决定使第六十三军免遭灭顶之灾。他是对`联合国军'攻防转换速度体会最早也是最深的指挥员。”（双石：《开国第一战》）部分兵力迅速撤退之后再从运动中建立防线、主力更快速撤退到安全地区，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敌人机械化程度高、速度快，根本不给你在靠近它的地方提前设防的时间，你想设防只能先快跑之后找机会。斯大林关于主力用来设防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

　　在第五次战役，由于我军在初期对敌人反扑时间估计不够快，对敌人的装备迅速程度估计不够快，撤退不及时，导致了后期的被动。但是，在我军坚决的抵抗和迅速的调整之下，我军粉碎了美军的企图，实现了主力军向北转移。

　　怎样评价第五次战役？“第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投入了十五个军的兵力，连续奋战五十天，歼灭敌人八万二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并使我新参战兵团受到锻炼，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同时，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也迫使敌人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虽然在战役上，敌我损失都比较大，但是在战略上，我军粉碎了敌人完全吞并整个朝鲜半岛的目标，而敌人从此以后不得不考虑和谈——这就实现了我军在战略上的胜利。由于战略对于战争起决定作用，这场战役严格意义上还是我军的胜利。

（3）粉碎历史主义谣言的关键部分：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毛主席究竟是起了什么作用？

　　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毛主席真的像杨奎松说的那样没考虑构筑防线、直到苏联5月29日提醒之后才注意吗？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年谱》和《彭德怀年谱》均记载毛主席批准了彭德怀5月21日关于在撤退过程中设立运动防线的决定。其中，《彭德怀年谱》记载更为具体：“22日，毛泽东复电:21日23时电悉。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彭德怀年谱》1951年，53岁。）21日23时电，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彭德怀关于建立防线和撤退的电报。主席并没有放弃组织防御阵线，而且早在5月22日就且批准同意了彭德怀组建运动防御阵线的部署。杨奎松认为主席在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的第一时间没有注意设防线、在5月29日苏联提醒才知道设防，是对主席的污蔑，是典型的造谣！

　　更难能可贵的是，毛主席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提出了“零敲牛皮糖”正确战略：“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毛泽东文集》：《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毛主席的精妙战略，成功粉碎了李奇微的“磁性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想打大仗、然后用磁性战术折腾我，我就想打小仗，用“零敲牛皮糖”折腾你。

　　那么，打小歼灭战，哪里更合适？主席说：“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毛泽东文集》：《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要知道，朝鲜半岛南部的地形相对平坦，难以发挥我军的优势、有利于美军发挥他们的装备优势，而朝鲜半岛北部地形相对复杂、有利于我军作战。所以，毛主席根据敌我装备差距和南北地形条件，总结防线接近前沿的教训，最先提出——越往北越有利于我军，越不利于敌军，最适合打小歼灭战！毛主席把5月26日正确的论断在6月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解释的更清楚：“在削弱敌人的阶段中，打的地点和打的方法，必须适合情况。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山地甚多，利于防御，距后方近，补给较易。而在汉城附近及汉城以南这两个条件就差远了。”（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在这封电报，毛主席还强调：“在美国不向朝鲜增加大量兵力（例如增加三至四个师）及不从我后方海岸线大举登陆的条件下，就敌人现有兵力来说，它是不可能越过平壤、元山线的。几个月来，敌人因为兵力不足，对于越过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也不敢冒险。而对于我们，则希望它越过临津江，便于打击它。因为临津江以北是朝鲜境内横宽距离最长的地方，敌人一越过该江，它的右翼就完全暴露出来，利于我军打击。”（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可见，我军主力越向北转移，越有利于我军利用有利地形消灭敌人，甚至会导致敌人侧翼暴露而陷入被动。

　　但是，对于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斯大林表示不理解，5月29日，他建议：“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美英军以沉重打击。”（《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卷》）6月5日，他说：“彭德怀同志谈到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采取的先是稍稍向前推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机动作战，给你们的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我担心，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中朝军队的士气。我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一4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卷》）斯大林这两段话完全错误。按照当时战场实际情况，他在丝毫不提缩小敌我装备差距，就让我军打大仗，是完全错误的。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我军决不能打重大战役，不然只能被美军的“磁性战术”所制约。不打大仗，只打小歼灭战，照样可以积少成多、消除撤退带来的消极情绪，照样可以逐渐沉重打击敌人的士气。我军撤退完全必要，因为不撤的地方根本守不住，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之后朝鲜战局的实际发展状况，证明了毛主席的“零敲牛皮糖”战略的完全正确和斯大林期望我军打重大战役的建议完全错误。

　　对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斯大林不理解，彭德怀却理解的非常透彻。郭志刚、齐德学精准指出：“5月27日，毛泽东把26日致彭德怀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显然对电报中提出的小歼灭战思想产生了误解。”“斯大林一时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但长期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彭德怀却心领神会。彭德怀在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于5月30日起草了给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的信， 6月2日转发给志愿军有关部门。”（郭志刚、齐德学：《抗美援朝记》）斯大林的误解，一是将我军北移误认为“重复诱敌深入”，不知道实际上是利用有利地形；二是将打小歼灭战的方法误认为只有“诱敌深入”，没有理解透彻毛主席讲的“精心设计”的深刻内涵；三是误以为我军没有防线，不知道彭德怀21日就决定设防、毛主席22日就批准设防、彭德怀27日就加强了设防力度。

　　虽然我军成功实现了向北转移，但是由于苏联的斯大林和朝鲜的金日成都有”领土不可丢，面子不能没“的“存地情节”，缺乏毛主席“扔下一个延安，换来全中国”的魄力，特别是斯大林在5月29日电报特意强调了不希望平壤有陷落危险，毛主席决定重新考虑北移的程度。当时我军缩小和美军火力差距、制空权以及开展工业化建设离不开苏联的装备支援，向北转移程度太大，会引起苏联和朝鲜的严重不满、甚至会严重影响苏联方面对中国工业化建设支援的积极性。彭德怀当时大发雷霆，警告苏、朝——不让我撤？信不信我干脆撤到鸭绿江？！“一次彭德怀说，他甚至还有考虑把部队开到鸭绿江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这么短的距离，他将有更好的机会消灭美国人。”（《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科切尔金致总参作战部长的报告：关于中国军队情况（1951年6月16日）》）彭德怀的话，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杰出军事家对于战场和广大战士生命的坚决负责精神。然而，同时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处理方式，比彭大将军的方式更加成熟。

　　作为职业军事家，毛主席尽可能坚持北移到地形有利地区作战以及主要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不接受斯大林、金日成要求打大仗的错误意见；作为精明的政治家，毛主席还要考虑中苏关系特别是苏联方面对北朝鲜领土面积维护的重视。所以，为了争取阵营团结，毛主席致电彭德怀：“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1年，58岁。），缩小了北移的范围。这就做到了统筹兼顾。

　　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是真完全按着毛主席的办法打，我军撤到平壤—元山线附近更有利地区，不断和美军打小歼灭战，同时苏联方面真的大力支援我军、全面缩小敌我火力差距，然后，我军积少成多，成功实现毛主席讲的“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毛泽东文集》：《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之后，已经得到充分苏式装备、和美军没有明显机械化水平差距的我军再冲回三八线，无疑会给美帝国主义带来更充分的打击。可惜，由于苏联和朝鲜对于领土的过分重视、对毛主席的正确战略不积极配合，导致我军对美军打击力度没有实现最大化。但是，由于毛主席、彭德怀、邓华为代表的中共天才军事家们的精妙指挥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智勇无比，我军还是给了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以迄今为止最直接、最激烈、最沉重的打击。

　　在毛主席精准指导下，我军“零敲牛皮糖”，取得了辉煌成就，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极大提高了我军的气焰。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2年9月18日起，发起了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10月31日结束，大量杀伤了敌人。面对“零敲牛皮糖”战略取得的巨大胜利，毛主席非常自豪的写道：“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毛泽东传》：《第四十五章、抗美援朝（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事实证明了统帅毛泽东为他们制定的战略方针的完全正确，用事实否定了同盟国的疑虑。

　　综上所述，第五次战役的撤退阶段，毛主席总体上坚持了实事求是：主席在22日就第一时间批准彭德怀设机动防御线的计划，根本不像杨奎松说的那样忽视防线、根本不需要斯大林在29日提醒。而且，毛主席早早根据经验教训提出了北移到有利地形打击敌人的正确战略方针，并第一时间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变大歼灭战为小歼灭战。毛主席的“零敲牛皮糖”战略完全正确，而斯大林的建议是完全错误的。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也不是没有提出过对的建议，例如他根据高岗汇报的我军五月下旬作战的经验教训，认为需要加强中朝军队坦克和炮火配备，这一点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的。当时主席对他说：“据高岗同志回称，你认为我们的要求对于每个师的装备还不够强，提议每师须配备坦克，增加炮火，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帝国主义作战所必需的，我已电徐向前同志完全照你们的意见具体商谈。”（《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1年，58岁。）这时，主席特别注意抓住朝鲜战争的机会，多要一些苏联的军事顾问为战士们讲解现代装备技术的运用方法。但是，战略方针的制定、战役战术的指导，还得全靠主席；战役战术的具体指挥，还得靠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指挥员。苏联顾问起的主要是装备技术教官作用。

结论：

　　毋庸置疑，我军早在5月21日就决定了要布置第五次战役的撤退防线，而且毛主席在5月22日就批准同意彭德怀关于构筑防线的计划，不用苏联提醒。杨奎松的观点完全错误！毋庸置疑，第五次战役撤退阶段出现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对敌人反扑速度的估计不够迅速、决定设防的地点太靠南，导致撤退不够迅速。但是，第五次战役最终还是以我军基本粉碎了美帝完全吞并朝鲜半岛的幻想、把美帝打到了谈判桌上告终。尽管战役上我们付出了很大伤亡，但是在战略上，我们胜利了。毋庸置疑，毛主席最早总结出了第五次战役最主要教训，并提出了粉碎李奇微“磁性战术”的“零敲牛皮糖”正确指导方针。从此，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基本宣告了破产。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