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比利时大学的清洁工“扫除”了她们的老板

　　五十年前，比利时一所大学的清洁女工举行了罢工，并随后成立了自己的合作组织，名为“解放的扫帚”（Liberated Broom）。一部新电影展示了她们如何赶走老板，并开启了一场持续14年的自我管理实验。

　　访谈者：丹尼尔·科普（Daniel Kopp）

　　受访者：科琳·格兰多（Coline Grando）

　　翻译：踏青

大学清洁工在举行一场会议的剧照，来自科琳·格兰多的纪录片《解放的扫帚》（Le balai libéré）

　　1975年，在比利时成立不久的法语鲁汶天主教大学（UCL）中的三十多名清洁女工举行了为期三周的罢工，“解雇”了她们的老板，并决定成立一个自我管理的合作组织（cooperative）。这场激进的经济民主实验——她们将其命名为“解放的扫帚”（Le Balai Libéré）——使她们的工资增加了两倍，也让合作组织的规模扩大至一百名工人以上，并证明了工人可以管理好自己的事务。经过十四年的成功运营，仅仅因为公开招标制度的强制推行，让私人竞争者得以削弱她们，也使得这一项目戛然而止。

　　到2010年代末，法国纪录片导演科琳·格兰多（Coline Grando）在这所大学学习时，“解放的扫帚”的故事几乎已被遗忘。幸运的是，她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这段历史，并迅速决定开始恢复这段记忆。经过五年的档案梳理、敲门去寻找这些合作组织的参与者的活动，以及与如今在这所大学中工作的清洁工对话，格兰多于2023年发布了她的纪录片《解放的扫帚》。

　　在《雅各宾》（Jacobin）杂志的采访中，格兰多向丹尼尔·科普谈到了她的电影、自我管理的成功与挑战，以及我们如今是否还能创造类似的政治想象力。

　　丹尼尔·科普：1975年，清洁女工为何举行罢工——这样一个将促成自我管理的合作组织成立的行动？

　　科琳·格兰多：1970年代初，新鲁汶（译者注：为建立新大学开发的新城）与法语鲁汶天主教大学刚刚建成。雇佣这些女性的公司ANIC是一家典型的分包商（subcontractor）——大学决定将清洁工作外包给它。但工会不同意。

　　随着大学预算的削减，这一分包商想把其中一些工人调到比利时卢森堡地区的另一个工作地点，也没有为工人提供交通工具。在比利时，每天通勤80英里上班根本不合理。她们无法接受这一点，于是其中有些人去找了工会。

　　清洁工们发起了为期三周的罢工。你可以想象，一所大学三周无人打扫会是什么样子，尤其还是一个在建设中的大学。工人们告诉我，罢工期间，教授们和学生们甚至到大学广场领取厕纸。斗争的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活动，比如焚烧老板的肖像并放入棺材的示威，总是会有一些东西在提醒大学中的人们：清洁工在罢工。

　　工会官员立即建议转向工人的自我管理。他们受到了早些年法国贝桑松一所历溥（LIP）手表厂自我管理倡议的启发。一些去贝桑松考察的比利时工会成员在见到了历溥工厂的自我管理如何运作后，带回来了发起自我管理的愿望。“解放的扫帚”便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

　　丹尼尔·科普：所以，自我管理的想法是工会提出的？

　　科琳·格兰多：是的，对于清洁工来说，她们要么留下来加入自我管理的热潮，要么另谋高就。罢工时清洁工中有42人参与了，最后有38人接受了这一倡议。罢工期间还组织了工作坊，比如一个法律工作小组就提出了这一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结构？也有与大学学生合作的小组们负责宣传这场斗争。每天都有工作小组们到现场。

　　重要的是，工会、大学和老板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因此，一旦与分包商发生纠纷，大学校方就被拉入了讨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服大学校方去接受自我管理，因为这意味说服校方与分包商解除合同，并与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解放的扫帚”签约。但是，幸运的是由于基督教工会联合会（CSC）的工会成员认识鲁汶天主教大学董事会的人，这让校方接受这一诉求变得顺利了一些。

　　有一论点认为，如果支持这种不寻常的倡议，也就是尝试一种新的管理形式，这可以提升大学的声誉。事实上，这运行得很好——合同从几个月延长到一年，再到三年，不断更新直到1989年才终止。

　　丹尼尔·科普：清洁工们经常提到“解雇老板”。这种职场权力的倒转是象征性的吗？

　　科琳·格兰多：是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解雇”。我在档案中找到了一封信，是一位工会成员写给老板的，他也基本上可以说是创建合作组织的领头人之一。在信中，他指责对方是一个糟糕的老板，缺乏对工人的考虑，也不遵守规则。工人们同意在信件上签名，并把这封信寄给了老板。

　　丹尼尔·科普：信的开头是这样的：“先生，经过持续一周的在工作小组和全体会议上的碰头，您的公司的工人们注意到以下问题：首先，经过对我们工作的深入研究，我们注意到我们自己可以完美地自行组织。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您完全是多余且寄生的。”

　　科琳·格兰多：是的，这封信很有趣。它在我的电影中被朗读了两次，因为它确实非常幽默。当然，这是象征性的，但也是激励士气的一种方式，这也表明工会正在撸起袖子加油干。但实际上，真正的解雇是大学校方决定与分包商解除合同，而分包商也没有反抗。大学校方本可能因违约而被追究责任，（但实际上并没有）。我相信，谈判结果是校方保留了与该分包商在布鲁塞尔另一个地点的部分合同。

　　丹尼尔·科普：清洁工们是如何处理“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也就是设备的？

　　科琳·格兰多：罢工期间，她们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在工会的建议下没收了设备，并称之为“缴获战利品”。

　　罢工结束后，她们归还了设备，因为这些显然属于公司。罢工期间，她们通过出售贴纸筹集资金，购买了基本设备，比如抹布和刮水器。实际上，清洁也只需要水桶、抹布和刮水器。后来与大学签订新合同后，她们用这笔钱购买了机器。

　　你应该要明白，在“解放的扫帚”，她们真的想要使用好的设备来工作。因为她们可以决定资金的使用，所以会发现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工人对设备没有选择权。由于分包商的合同可能只有五年，他们可能在那也就五年，所以他们不会继续投资（来更新设备）。在电影中，有一个吸尘器无法吸尘的故事。而在“解放的扫帚”，她们拥有优质的设备。

　　丹尼尔·科普：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西欧兴起了一波占领（occupations）的浪潮。但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制造业和工厂。这也是“解放的扫帚”之故事的独特之处，它讲述的是处于价值链条底部的清洁女工决定去自我管理她们的工作的故事，而非工厂工人的故事。你能详细介绍一下实践中这种自我管理的具体运作方式以及她们面临的挑战吗？

　　科琳·格兰多：她们已经相当自主。有许多小团队知道如何工作和组织自己。每月举行一次全体会议，每周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来处理更实践的事务。她们建立了结构，例如每个团队都有一位代表每周一参加管理委员会会议——并且必须有人员轮换以共享责任。

　　至于“解放的扫帚”的成功，重要的是知道利润是非常可观的。在全体会议上启动自我管理后，她们决定怎么处理利润：我们雇佣更多人是为了减轻工作量吗？我们投资设备是因为这能让人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更好地工作吗？或者是否应该给她们自己发奖金，然后平分一笔钱？

　　因此，她们的工资比之前提高了。以前是每天36法郎，后来提高到95法郎以上。然后还有工作时间，她们确保工作时间调整得与开往大学的公交和火车相匹配——因为她们都不住那里。她们为工人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如果有一段时间她们雇佣了太多人，她们不会解雇任何人，而是让所有人每周减少一天工作时间，直到达到平衡。当然，如果有人犯了严重错误，她们也会解雇。

　　丹尼尔·科普：那么，挑战是什么？

　　科琳·格兰多：主要的挑战是保持自我管理的精神：组织全体会议与管理委员会。

　　她们还希望团队能够融合，避免在全体会议上形成对立的小团体。但这完全没有奏效。工人们希望留在自己的建筑里，因为一旦熟悉了一栋建筑的清洁工作，就不想换地方。即使是今天，工人们也说，每当有人休假回来发现同事的清洁方式不同时，就会有很多冲突。

　　当她们继续前行时，大学建筑也不断扩建。工作量增加，她们不得不雇佣更多人。和许多公司一样，她们从自己的家庭中雇佣。因此有时整个家庭都在公司工作，丈夫做窗户清洁，姐妹、女儿和儿媳做清洁工。这让自我管理变得更难，因为全体会议上仍然存在“家族”（clan）观念。

　　工会一直通过派会计和主持会议的人介入公司事务。尽管她们希望工人们完全自主，但这并未实现。

　　丹尼尔·科普：你的电影还讲述了“解放的扫帚”在1989年因公共采购规则加剧自由化而终结的故事。合作组织是如何以及为何结束的？

　　科琳·格兰多：1989年，大学决定启动之前从未实施过的公开招标，“解放的扫帚”参与了竞标，并且仍然很有竞争力。但出于某种原因，大学重新招标，直到一家佛兰德公司以极低的价格中标。

　　我们可以推测这是有预谋的，但有几个因素：大学董事会对合作组织的支持不再有保障；工会官员也表示工人的斗争意愿下降，工作质量似乎也不如从前。因此，一些因素意味着校方一度想要摆脱“解放的扫帚”。

　　最终，这家佛兰德公司赢得了合同，并雇佣了合作组织的工人。这是一种招标制度，老板换了，但员工不变——至少保留六个月。后来老板保留了她们，因为重新培训这么多人不现实。对我来说，显然那种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丹尼尔·科普：你的纪录片不仅仅是档案的工作。你决定让1970年代合作组织的清洁工与如今在鲁汶天主教大学从事相同工作的人对话。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

　　科琳·格兰多：我想拍一部与当下共鸣的电影，这要求我们提出关于今天的问题。

　　我发现，前工人和现工人之间的对话是非常伟大且丰富的。她们像所有其他行业一样，有具体的行业词汇，老工人甚至能告诉你某栋建筑用的是油毡还是瓷砖。电影展示了这些维护建筑的人们所做的所有工作。甚至有如今的工人告诉我，看到曾经维护这些建筑的人，她们很感动。

　　这是一份支撑其他所有工作的职业。没有它，一切无法运转。但这些工人从未有机会发声。我觉得这种代际交流会让我们学到东西。今天的工作世界是什么样的？虽然我开始研究的是“解放的扫帚”的历史，但我意识到电影中的合作组织将成为讨论我们今天的工作条件提供契机。

　　2020年8月，第一轮疫情封锁刚结束，我就去大学见了清洁工团队。这群工人被新冠疫情危机彻底卷入漩涡，她们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被关注。尽管我和她们素不相识，仍有十四人同意录制访谈、讲述自己的工作。在普遍对媒体（尤其是职场报道）充满不信任的当下，这绝非小事。那一刻我意识到：“他们掌握着关于当下的真相。”

　　丹尼尔·科普：从近五十年的视角来看，你的电影还讲述了清洁工作的演变。在法语中，这份工作的名称甚至变了。她们不再被称为“清洁工”，而是“表面操作员”（surface operatives）。纪录片中的工人们甚至提到了“工厂式工作”（factory work）。例如，“解放的扫帚”一度曾雇佣了一百名工人，而如今五十名工人就要清洁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大得多的校园。自合作组织时代以来，工作的本质发生了哪些变化？

　　科琳·格兰多：我必须说，“解放的扫帚”的工作条件在1970年代也不是常态。但显然，那时候的工作节奏与当今不同，其氛围更像家庭。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好，或者她们没有在工作中受苦。

　　在招标制度下，老板唯一能调整的是工人数量。工资不能变，因为有集体协议；设备也无法被用来提高生产力了。雇佣的人越少，工作节奏越快，工人的负担越重。在大学这种分散的建筑群中，工人整天独自工作，几乎见不到同事。

　　除了身体上的伤害，还有巨大的精神伤害：她们不再被允许合适地工作。这与“解放的扫帚”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们曾为使用好设备做好工作而自豪。她们说没有一丝灰尘的地板和被清洗的墙壁闪闪发光。每年夏天，她们会搬空办公室的所有家具，彻底清洁整个房间。

　　如今，她们不再被要求合适地清洁，被要求尽可能快地让它“看上去”（look）干净。

　　此外，外包让工人在象征意义上被孤立。她们不穿与大学员工相同的衣服，理论上甚至不能在大学研究人员或行政人员专用的自助餐厅和他们一起喝咖啡。她们时时刻刻被提醒她们不是大学的一部分。但是，她们也实打实在大学工作了二十五年，当被问及职业时，她们不会说“我为一家三年后可能换掉的公司工作”，而是说“我在大学工作”。我觉得这种归属感的褫夺非常残酷。她们的工作已经贬值，不再被允许成为这一相当有声望的组织、这所大学的一份子。

　　丹尼尔·科普：工人们还表达了集体性、社区和团结不复存在的感受，更像是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解放的扫帚”的工人说，团结真的是他们的合作组织的基础。电影给人的印象是，今天重复这种实验会更加困难，因为工人们变得更加孤立和分散了。你怎么看？

　　科琳·格兰多：关于“解放的扫帚”的团结，我想强调的是，人们并非相处得更好或更支持彼此。那里有很多人互相看不顺眼。但公司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大家是同舟共济。即使你受不了同楼的人或隔壁的人，你也会去帮忙，因为未解决的问题意味着每个人的收入减少。这迫使人们表现出团结。

　　丹尼尔·科普：所以，公司的结构塑造了团结？

　　科琳·格兰多：当我听到人们说不再团结时，我感觉他们的潜台词是我们每个人都变了。但实际上是今天的结构（structures）在迫使我们变得个体化。

　　丹尼尔·科普：工人们看完电影后有什么反应？

　　科琳·格兰多：电影完成后，在电视和影院上映前，我为她们组织了一场专场放映以让她们能够安静地观看。她们都真的非常高兴。她们告诉我：“我没想到会这样。”我不知道她们原本期待什么。但或许她们不习惯这种要花时间倾听人们的电影。相比之下，电视纪录片通常影片节奏很快，并配有画外音。

　　我还在一门大学课程中放映了这部电影。一些老师决定将其纳入课程。在苏格拉底讲堂（Socrates lecture theater）——这所大学最大的礼堂——我们为350名必修课学生放映了这部电影。很多人并不真的在意，但讨论环节有一些很棒的问题。一名学生问我：“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清洁工？”我认为这正是问题之一——阶级间的团结和斗争的汇聚。毕竟，这正是“解放的扫帚”得以存在的原因。

　　原文：

　　https://jacobin.com/2025/03/liberated-broom-documentary-cleaners-belgium

　　撰稿人：

　　科琳·格兰多是一位电影制作人，也是《解放的扫帚》的导演。

　　丹尼尔·科普是一位工会成员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