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19日签署了一项法案：一旦检测到胎儿胎心则禁止妇女堕胎。
一般来说，怀孕满6至8周会检测到胎心。但是据医学专家介绍，此时大部分女性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
也就是说，当女性意识到自己怀孕的时候，她就已经失去了堕胎的机会。
但女性堕胎权这事，在美国从不是个单纯的科学问题，甚至也不仅是个人权问题，而是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高度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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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州这一法案如果成真，就会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
如今在大部分国家，堕胎被视为一项妇女的基本人权。但这一认识那是在现代社会才逐渐形成的。因为，在现代医学得到充分发展之前，无论堕胎还是生育，都对女性有非常高的危险性，那时候要是动辄堕胎才是侵犯妇女的人权，这也形成了社会普遍的反堕胎意识。
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美国建国初期，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社会价值观普遍保守。再加上主导美国社会的是清教传统，苦修式生活被视为荣誉，堕胎则被视为滥交的副产品，从而被归类进了不检点行为。
后来，哪怕现代医学得到发展，可以在保证孕妇健康的情况下堕胎，但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往往滞后。
到1970年代之前，美国大部分州都执行着严格的反堕胎法律。
但由于现代化生活的发展，城市中“人与人的连结”增加，传统上对于堕胎的限制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由于反堕胎法律的存在，根据官方的统计，仅1930年就有近2700名美国女性因非法堕胎而死亡。到1965年，因生育而死亡的女性中，有17%是非法堕胎所致。
须知，在1960年代，人流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这样高的死亡率与死亡数字，是非常离谱的。
改变，已经箭在弦上。而改变的落实，得从一名叫作诺玛·麦考维的女性说起。
诺玛是得克萨斯州人，她的父亲是一名电视维修工人，在那个年代这个职业颇受尊敬。但诺玛的父母感情不和，在诺玛13岁那年，夫妇俩离婚，无人照管的诺玛便开始离家打拼。
因为父母感情的问题，诺玛的成长过程并没有得到关注和指引。10岁的她曾经抢劫过一家加油站，并且在得手后逃跑。
1963年，16岁的诺玛与年长她七岁的伍迪·麦考维结婚，并于1965年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随后她便与丈夫离婚，然后染上了毒瘾。两年后，她再次怀孕并生了一个婴儿，被收养。
诺玛接下来的生活自然很难顺利，21岁时怀上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
此时的她，早已居无定所，流落街头。靠着替人打扫卫生挣来的微薄收入度日，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她花在酒精和毒品上。走投无路的诺玛，决定要去堕胎。但得州当时对于堕胎的限制很严……
更倒霉的是，诺玛还有一群不怎么懂法，也不怎么靠谱的朋友。
这群朋友劝诺玛谎称自己是被强奸导致怀孕，但是直到诺玛报警之后才发现，当时得州的法律竟然也不允许一个被强奸致孕的女性堕胎。
也就是说，哪怕一位女性肚子里的孩子是强奸犯留下的，她也必须把孩子生下来……
走投无路之时，诺玛结识了两位律师莎拉·威丁顿和琳达·考费。两人认为得州的反堕胎法令侵害了当地女性的权利，当时正在寻找一名合适的原告人选，好将得州政府告上法庭。
很快，双方达成委托协议。诺玛·麦考维化名简·罗，将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告上了法庭，要求得州取消堕胎禁令。
整个官司旷日持久，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称为“罗诉韦德案”。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颁下判词，承认妇女的堕胎权受到宪法中对隐私权的保护，而限制妇女堕胎的法律违宪。最高法院还对堕胎权的限制应采取严格审查标准，并提出“三阶段标准”。
妊娠第一期（妊娠头3个月），孕妇有自主决定权；
妊娠第二期（妊娠中3个月），出于孕妇健康考虑，各州可以限制但不能禁止堕胎；
妊娠第三期（妊娠后3个月），除非孕妇有生命危险，各州可以立法限制或禁止堕胎，保护胎儿。
按理说，最高法院已有定论，关于美国妇女堕胎权的争议就该终结了。但令美国社会没想到的是，这不仅不是结束，反而开启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反堕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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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21世纪，美国播出了这样一则反对堕胎的电视广告，广告中一位年长的女士“义正辞严”地说道:
“自 1973 年以来，仅美国就有 5000 万无辜的婴儿死于堕胎。堕胎也给无数堕胎后的母亲、父亲和家庭带来伤害。”
然而定睛一看，屏幕上的女性，正是当年推动联邦最高法院堕胎权判例的诺玛·麦考维。
她还声情并茂地讲道，这些年来她一直被操场上空荡荡的秋千之类的东西困扰着：
“我想，哦，天哪，游乐场是空的，因为没有孩子，他们都被流产了。”
哟哟哟，这不简·罗嘛，几年没见，怎么“叛变”了？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的“盖棺定论”似乎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倒是激发了反堕胎一方的大举反攻，一方面不断游行示威，一方面积极与各级立法机构联系，希望能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
仅仅3年后，美国国会不得不通过《海德修正案》，禁止政府资金为堕胎手术提供补助。
1992年，在“计划生育联盟诉凯西”一案中，最高法院判决，只要不会对寻求堕胎的妇女造成“不应有的负担”，各州可以立法限制堕胎。
这种和稀泥一般的说辞，开了口子，许多州紧跟着开始出台各种限令来阻止堕胎，如对诊所的硬件设施提出要求、强制延长等待时间、限制堕胎周数等等，给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低收入女性带来了很大负担。
至今，美国反堕胎运动仍然盛行。2018年，路易斯安那州小城史莱夫珀特就经历了这样一场“文化冲突”。
这座小镇上有家不大的诊所：希望妇女诊所。它竟然是方圆200英里内仅有的一家做人流手术的诊所。来这里堕胎的女性，80%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堕胎费用（大约500美元左右）得自掏腰包，因为《海德修正案》的存在，联邦、州政府和保险公司都不买单。
由于缺乏经费，过去十来年里，该州的堕胎诊所陆续关闭，现在只剩3家，每年做10000例手术。因为法律还规定咨询问诊和手术之间至少有24小时间隔，因此很多孕妇必须承担交通、住宿等额外开支。
事发的那个周六，诊所预约满员，有大约50名孕妇等着做手术，护士们在忙着做各种准备。
但在诊所门外，却聚集着一群反堕胎人士，他们共有30多人，打着伞，握着十字架或圣经列队缓行，边走边祈祷。还有一辆面包车缓慢行驶，车上巨大的广告牌，一面是胎儿图像，文字是“你会保护我吗”？另一面是蹒跚学步宝宝的脸，配的文字是"我出生前就能听到妈妈的声音"。
跟抗议者两阵对垒的是一群女权人士，穿着亮色背心，在诊所外指挥交通，或者陪孕妇进诊所。
当地反堕胎运动发言人、宗教人士克里斯·戴维斯说，围绕堕胎展开的是一场"文化战争"。而他们的“文化基础”，正是在美国举足轻重的宗教势力。
宗教人士这些年着力于游说本选区的议员，教会则付钱给游说公司，在各级议会中为反堕胎法律立法铺平道路，保守势力则充分动员，积极为反堕胎运动站台。
有了“教义”作保，他们说话腰杆子就硬，甚至不惜使用各种恐吓手段，去威胁堕胎诊所与堕胎医生，还自认为是“正义”行为。
一位医护人员的描述：在美国南方的人工流产诊所里工作有点像处于重围之中。在诊所里的感觉就如同上战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是战战兢兢的，心里害怕着那些抗议者，担心他们会攻进来。
希望诊所的负责人凯塔琳·皮特曼是这个诊所的顶梁柱，她在这里工作了35年，她说，要是早30多年有人告诉她，今天她会坐在这个诊所，面对各种规定和限制左右为难，被气势汹汹的"反"派人士责骂威胁，她会觉得不可思议。
"可这一切正在发生，"她承认。
当然，文的（修法）武的（威胁）都未必能改变一个人的立场，但钱，却往往可以。
当年的堕胎权推动者诺玛·麦考维，在事后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直到1980年她看到报上有人公开质疑“简·罗”是否纯属杜撰时，才终于决定不再沉默，对外承认她就是这宗案件的原告人。她公开身分后，积极参与争取堕胎权的运动，出席游行、在妇女诊所工作、向群众发表演说、写自传、拍摄纪录片。
她成为争取堕胎权的风云人物，备受关注。
1989年，诺玛的故事被拍成了电视电影《性控诉》，女星霍莉·亨特还凭诺玛·麦考维这个角色，拿到了一座艾美奖。
1994年，诺玛出版自传《我就是简·罗》，成为美国女权运动的一面旗帜。她还在家乡达拉斯主理着一家堕胎诊所，为寻求“选择权”的女性提供帮助。
但事情后来的发展，令人瞠目结舌。
就在诺玛所开的诊所隔壁，一家名为“拯救行动”的公益组织入驻。那是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反堕胎组织，负责人是一位名叫菲利普·宾汉的中年牧师。
这一行为被达拉斯当地的女权主义者视为挑衅，她们纷纷站出来在“拯救行动”的房子附近游行抗议。
这些游行又被当地的反堕胎主义者视为挑衅，他们也纷纷站了出来，在诺玛的诊所周围游行抗议。
这么你来我往了一年多，大家都有一些审美疲劳。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诺玛此时却突然辞去了堕胎诊所的工作，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她加入了“拯救行动”，随同宾汉等人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以亲身经历宣讲堕胎的种种坏处（尽管她本人其实从未堕过胎），甚至委托律师重新打起了官司，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推翻1973年的审判结果，重新宣布堕胎为非法。
就这样，诺玛·麦考维由女权组织代言人，摇身一变成了反堕胎运动的旗帜人物。
据诺玛自己说，是宾汉牧师的宗教大爱感悟了她，让她重新回到了神的怀抱中。
诺玛的“突然叛变”给了反堕胎运动极大的士气鼓舞，美国舆论场一转攻势：一位开启了美国堕胎权法案的女性，一位女权斗士感受到了神的爱，弃暗投明，回归了信仰的阵营，这为宗教保守人士继续推行反堕胎运动提供了信心与理据。
但事实上，如果说诺玛是受了“神的召唤”，那这个神，大概名为 Dollar。
根据诺玛去世后公布的纪录片，她之所以转变阵营成为反堕胎运动的旗手，就是为了钱！
“我拿教会的钱，他们让我出镜，安排我说那些话。他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说得可好呢，我是个好演员。”诺玛如是说。
诺玛·麦考维历年来的纳税报表显示，她从各种反堕胎组织收到的以“礼金”为名的各类报酬，总计为45.6911万美元。换句话说，真的就是全为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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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堕胎运动为什么如此舍得下血本——运作法律，威胁医生，策反对手？真就为了“神圣”的教义？
的确，不难发现，走在反堕胎运动第一线的，多是宗教人士；而反堕胎运动的倡导者也多数把人类的胎儿（在大多数情况下指人类胚胎）已经是一个人，因此有生命权这点，认作是符合宗教理念的。
但要知道，在圣经中并没有明确的福音说多大的胎儿已经是一个人，更没有福音讲明不可以堕胎。
反堕胎宗教人士最大的理据是在歌罗西书1章16节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反堕胎人士将这句话理解为“这里所说的这一切，包括了胎儿的生命权”。
好家伙，胎儿算人，那妇女算不算人，有没有选择权，他们倒不在意了。
其实，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多数基督徒、天主教徒也并不关注堕胎权的争议，有不少教会人士对于此事还持有很开放的态度。当时在美国宗教人士中间，流行一种叫作“实用主义道德观”的东西，这要求教徒认同世俗文化，强调个人自由。根据当时的民调数据显示，在信教人群中，大部分人对于是否允许堕胎无明确态度。
但正所谓“每次反动浪潮的背后，都有一场革命失败的影子”，美国宗教界普遍转向反堕胎，其原因还是在于政治。
1960年代美国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在社会领域取得一些进步的同时，也彻底激怒了美国的保守派。
尤其是宗教势力产生了沉重的危机感，在他们看来，民权运动是要颠覆美国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遗产。于是，以福音派基督教徒为主干的南方保守派人士纷纷抛弃了支持民权运动的民主党，共和党则接受了这部分遗产，两党选民基础彻底颠倒。
而由于宗教的影响力在民权运动中大幅度下降，南方教会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维持教徒的身份认同。而想要维持一群人的认同感，一起反对某些事情无疑是最好的工具。
美国南方福音派教会在社区根植多年，其网络可以覆盖到几乎每一个家庭。而偏保守的福音派信众对于教会的信任程度非常高，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教会的理念。
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区内，反抗大多数人的想法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在教会的宣传与鼓动下，本身可能并不关心堕胎问题的教徒们开始转向。如今，在南方福音派社区的群众中，反对堕胎的比例几乎达到了90%。
其实，当是否反堕胎成为是否是一个“好教徒”的标准时，信众们普遍反堕胎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政治环境的变化让宗教势力需要通过倡导反堕胎来聚集信众，宗教环境也就发生了变化。而政治环境则再次随着宗教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当南方福音派信众普遍反对妇女自由堕胎，以这批人为基本盘的美国保守政治势力也必然要依附这一立场。所以可以发现，推动反堕胎立法的州，如阿拉巴马、路易斯安纳、得克萨斯等，全部是共和党执政的地盘。
美国保守政治势力喜欢讲“个体”，讲“自由化”，他们平时嚷嚷：
公权力不能介入市场！
公权力不能禁止民众的拥枪自由！
公权力不能劫富济贫！
公权力不能强迫民众戴口罩！
公权力不能管市场、枪支、富人、口罩，但同样的一批人却认为，公权力能管女性的子宫呢……
而当一个朝不保夕的孕妇生下婴儿，迫切需要政府帮助抚养孩子时，还是这些“保护胎儿生命”的政客反对给单身妈妈发放福利……
所以，什么宗教理念、政治理论，都是扯淡，利益才是宗教与政治在反堕胎问题上结合的原因。教会为了维持信众的身份认同，保守派为了维持南方基督教信众对他们的支持，在反堕胎问题上他们不作他想，只能积极推进反堕胎运动。教会与政治保守势力互相借力，也就互相绑架，构成了美国反堕胎运动的战线。
此次得州通过的严厉反堕胎法案，其内容与“罗诉韦德案”的判例有明显的冲突。要知道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案件如同宪法，所以本次得州的法案一定会被联邦法院禁止执行。
那他们为啥还要干？
就如当年两名律师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从而胜诉一样，现在得州共和党人的目的，也是在等法案被联邦法院禁止执行之后，将联邦法院的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再利用目前最高法院中保守派6:3多数席位的优势，得到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判决，甚至直接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例。
虽然目前6个保守派大法官中，有2人对反堕胎运动没有好感，另有一人对于改变之前的判例非常反感，所以想在短时间内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可能不大，但如果长时间下去，又有谁能保证局面不会发生变化呢？一如我们前面说到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案例……
可叹的是，美国社会的混乱局面，无休止的政治纷争，最后却是让那些无辜的女性为之买单，不能不说是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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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NBC：最高法院的判决将会撼动2022年的中期选举
《纽约时报》：共和党疯狂攻击的终点会在哪里？
MSNBC：得州的新反堕胎法案有何特殊之处？
纽约时间：美国会倒退回1973吗？
BBC：合法45年后 堕胎议题还在撕裂美国社会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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