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晚，北京卫视一档名为《我为群众办实事之局处长走流程》的纪录片，播出了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拜师外卖小哥，体验了一天送外卖的节目。“送外卖的副处长”也由此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评。节目中，王林拼尽全力12小时送出5单赚了41元，他瘫坐在马路边感叹，“这个钱太不好挣了，真的太不好挣了。”
废话，这还用你体验了之后再总结吗？你是第一天知道吗？作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请问王处长知不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在去年已经引爆了舆论？知不知道年底外卖骑手韩某猝死，一开始平台只给了2000元“人道主义”援助？知不知道泰州骑手讨薪无果，自焚抗议，他说：“我命都不要了，无所谓，我要我的血汗钱”！当王处长在过年期间享受家庭温馨的时候，又知不知道还有大量坚持在一线的快递员们正在被平台的奖励机制忽悠，憧憬着徒劳无功的“奖金”？——“钱不好挣”的事实外界早就知道了，莫非王处长还以为如今的外卖员还是“人人月入上万“？
当外界对王处长身体力行下基层赞誉有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当政者的天真和无知。在体验过网约车司机工作后，这位处长说出了自己对于网约车的新认识：“年轻的新业态从业人员，还是更愿意把钱实实在在地握在手里，对他们来说社保还是有些遥远。但一些基础保险，比如职业伤害险，面对突发意外情况，还是会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对于行驶在路上的他们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这位处长真的特别善于倾听，尤其是那些和国家政策相悖的话语。社会保险制度应该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职工，这是当下中国社保体系的基本原则，更是用人单位在法律上有为每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所谓对零工来说“社保还是有些遥远“这种话，明显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首先，不只是零工，在社保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基层很多工人也“自愿”不买社保。用人单位过去经常声称，他们没有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是因为工人本身对养老金不感兴趣。除了企业方面不愿增加员工的用工成本之外，当然也有员工更期望把钱拿到手的原因，更有辩解成农民工认为养老金系统没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缴费比例高、且养老金账户的可转移性差等等。但是背后更重要的问题则被处长刻意忽略，打工者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缴费比例太高，而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和加班后的收入都太低，任何比例的工资扣除都将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有学者研究表明，在2010年之后，伴随着《劳动法》的实施和社会福利改革的推进，政府在珠三角大力推广《劳动法》，很多工厂不得不一次性帮部分员工补足几年的社保；到2018年笔者在东莞和深圳做调研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工友的打算是在东莞继续交满15年的社保，然后退休回家，也就是说，社保已经成了他/她们继续出来打工——甚至忍者病痛——的理由了；另一方面，拉近打工者和社保关系的人，必然是劳动保障部门的责任，王处长此番言论反而是去合理化平台给这类零工工作的低下待遇，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王处长又说：“大家都说外卖小哥的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是否应该对他们进行政策保护，让平台规定一下工作时长，但是外卖员的反馈对我触动很大。一位师傅瞪大眼睛说，这样不好，你们坐办公室的不了解我们，出政策不要一刀切，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工作应该由我自己决定。”自主选择休息和工作事件当然是灵活用工的重要之处，但前提是外卖员的工作安全得到充分的保障。
犹记得年冬至，正在北京送当天第34单外卖的饿了么外卖员韩某陡然倒地猝死，事后饿了么以平台和韩某无劳动关系为由，只为骑手家属提供2000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余由保险公司处理。作为蜂鸟众包的骑手，韩某每天在平台上缴纳3元保险费，但其中只有1.06元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对猝死的赔偿是3万元，剩下的1.94元为平台征收的服务费，相当于平台在变相克扣骑手的保险费。在被舆论围攻后，饿了么才表示将为韩某家属提供60万元抚恤金，并将平台骑手的猝死保额全部提升至60万——这样的压榨，王处长都视而不见？
王处长也很“公允”的说：“劳动者和平台要多沟通。这次走流程不仅走到劳动者身边，也走到企业身边，与平台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可是现实是，美团和饿了么等一众中国互联网资本不仅完美继承了十年前富士康的衣钵，而且借助大数据、算法和互联网，将当年——直到现在仍在运作——的奴役富士康工人的手段全面升级。他难道不知道在平台的巨大权力之下，骑手们根本没有任何议价权，哪怕是“想和平台谈谈”，也只能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真正有法律权力能够代表骑手的官方工会更不知道在哪里隐形。真的不知道所谓“沟通”，是从何谈起？
这样一种“体验“的工作，外界会觉得哪怕是作秀，做了总比不做强，甚至有人说这是为政者体察民情。但是这种“康熙微服私访”的故事到底有什么用？讲点历史，90年代大家很喜欢郑少秋的《戏说乾隆》，所有人都沉浸在乾隆皇帝下江南的迷幻之中，这有时被解释为帝王出于艳羡江南汉民族文化繁盛的心血来潮，更要演绎到走落凡间寻找生母或是游龙戏凤宠幸汉族女性；有时杂以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小故事，表现他与民间的直接接触。其实这都是民间的一厢情愿，历史研究证明乾隆对汉人的不信任感远远高于他的前代祖先们，下江南的主因反而是对于富庶汉民族地区极大的不信任，他的南巡旨在通过权力展示，主动回应当时清王朝所面临的社会安定挑战罢了，最终更好地维护王朝的统治。（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叫魂》、《马背上的朝廷》等书）
其实这种由上而下一两天的微服私访被歌颂，带来的并不是劳动者由下而上的真切诉求，反而是为政者天真且一厢情愿的施政手段。网上有说王处长的“师傅”高治晓是个早已成名蜚声海外的外卖员，更有很多他被官媒采访登堂入室的视频图片。听闻他本人也组织了一个类似工会的外卖员组织，风头一时无两。我们虽不想做诛心之论，但看来至少有个“官方认证”的光环加持还是不一般。
作秀之外，官媒在的集体背书也非常值得警惕。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和第三天，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一种官媒纷纷为王处长点赞，颇收割了一波网友点赞。这种舆论上的操作本身也很值得警惕。因为这种舆论实际上在不停地强化“零工很辛苦，而政府是拯救零工于水火”的逻辑，却遮蔽了正是在政府的“去管制”和动用大量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的资源的支持下，这些企业才能如此顺利地迅速攻城略地，拿下市场的事实——要知道，类似美团的平台企业并非在全世界各地都像在中国一样顺风顺水，如优步在伦敦便多次被取消营运资格，他们在中国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并不是他们的技术有多先进、商业模式有多精巧，而是一路都有政府的支持和大开绿灯。对这一点的遮蔽和对政府“救世主”身份的强调，“巧妙”地掩盖了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以遮蔽的方式掩盖了零工们痛苦挣扎的真正社会根源，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事实上无异于是一种话语暴力，让底层劳动者陷入一个奇怪的循环。令人心痛的是，这种话语上的操作早在90年代末新千年初就已经在中国的主流话语中生根发芽，到今天依然屡试不爽。
最后说到底，底层劳动者主动拥抱灵活用工，并不是因为它是劳动自主的天堂，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在意社会保障和福利，而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这背后是政府在维护劳动者权益上由来已久的失灵和缺席，是资本不断发明新的剥削方式，是后2008年代“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是政府和企业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在劳动者技能升级方面的缺席，是自下而上推动变革的受限和被打压。看不到这一点，再有心的“微服私访”也是令人作呕的无效形式主义，再多地诉诸话语力量弥合社会矛盾也终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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