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男主人公。《英雄儿女》是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根据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而成，堪称中国电影史上最优秀的影片之一。自1964年问世以来，伴随着“风烟滚滚唱英雄”和“向我开炮！”鼓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团圆》是小说。小说是一种以艺术虚构为特点的文学体裁。王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虚构的人物也源于生活，源于当时现实中的类似的人物。在改编成故事片电影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家要进行再创作，同样要源于生活，源于当时现实中的类似的人物。
抗美援朝期间，巴金曾两次入朝，深入到多支志愿军部队采访，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英雄儿女》上映后，好评如潮，一票难求。一位叫赵先友的志愿军烈士所在的部队，是巴金采访过的部队。在那里，巴金曾被赵先友的事迹所感动。因此，后来赵先友生前所在的部队194师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时候，把赵先友烈士定格为“王成式的干部”。上世纪90年代，194师582团在营区建赵先友塑像时，派人前往巴金处，请巴金题词纪念。
抗美援朝时任194师作战科长的邓静农在《怀念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巴金笔下的〈英雄儿女〉》中写道：
“著名作家巴金曾赴朝鲜采访，听取了团长和同志们的介绍，根据赵先友和众多抗美援朝英雄事迹，构思了小说《团圆》，后改编成电影片《英雄儿女》。”
“为宣传英雄事迹，决定在194师582团营区办公楼前立一个‘王成式的战斗英雄赵先友’的英雄塑像，并请我国老作家巴金同志题字。近90高龄的巴老身体不好，正在医院治疗。见到张振川将军（抗美援朝时赵先友所在团的团长，曾向巴金介绍赵先友的事迹）的信后，他欣然题笔写下：‘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巴金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巴老想的很细，他写了一份横的，又写了一份竖的，供塑像时选用。”
还有多位当年的志愿军指战员和一些学者、作家，都写过这段事情经过，例如：
巴金身边工作人员、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作家协会陆正伟写的：《巴金与〈英雄儿女〉》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朝鲜，巴金先后写下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会见彭司令员》等文章。他在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将来能写好战争题材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给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志愿军某团六连所在的部队生活的两个多月…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战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1961年，巴金经过了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团圆》。在这部只有两万多字的小说《团圆》中，巴金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用‘我’的耳闻目睹，向读者娓娓地叙述着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
陆正伟还在《巴金：这二十年》中这样写道：“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
在巴金的《团圆》中，王成并不是主要人物，着墨不多。在改编电影时，为了把王成塑造得丰满，电影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首先想到了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杨根思在阵地上仅剩自己时，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为了让这个形象更加丰满，毛烽和武兆堤又继续扩大资料查阅量。毛烽2003年7月26日接受《沈阳晚报》记者采访时说，“开始写这个剧本时，每天以2000字的速度进行着，但写到王成如何牺牲时却卡住了。一天，他突然想起了在朝鲜战场上保留过两个厚厚的《志愿军一日》通讯集。这可不是普通书，而是前线战士亲手记录的真人真事，其中步话机员于树昌的壮举，深深地感动了我。”
——23军73师218团步话员于树昌在参加281.2高地东山腿的争夺战中。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整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不断用沙哑的声音呼唤炮火支援，从早晨到中午，有时来不及调炮，他就跳出去，用手榴弹阻击敌人。战斗到了12时，敌人从三面包抄上来，密密麻麻的向于树昌逼近，他连续呼叫我军炮火：“快打周围50公尺！打30公尺！打20公尺！”，团长孙斌急切问他：“你在什么位置，有何危险？”他庄严急切地呼喊：“别顾我，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最后，他高喊：“首长同志，亲爱的战友，再见啦……”接着，拉响了手榴弹，冲入成群的敌人，同魔鬼同归于尽。
看过这段真实的记录，毛烽直接把于树昌的事迹“移植”到王成身上，搬上银幕。毛烽指出，他在写剧本时不知道蒋庆泉这个人物，王成的原型就是英雄烈士于树昌。
因此，在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手持爆破筒扑向敌人的壮举是根据烈士杨根思的事迹设计的；“向我开炮”的经典情节则取自于树昌的事迹。
再简单梳理一下，巴金笔下的王成，是受赵先友事迹的影响；改编成电影时，编剧和导演进行了再创作。至此，作为电影艺术形象王成的事迹，先后来自于赵先友、杨根思和于树昌。也就是说，这三人电影《英雄儿女》中原型。按照文学艺术语解释：原型是特指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
到了2000年以后，随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和中美在经济合作上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抗美援朝的思潮。于是，有人推出了一个新的王成的原型，一个活着的王成：蒋庆泉。他不同于前面三位王成的原型——最终都壮烈牺牲，蒋庆泉是被美军俘虏的。
右一：烘炉；右二：蒋庆泉
推出这位王成的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报记者。据他说，他写过一篇《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因为蒋庆泉后来被俘，因而发表不了。现在形势变了，所以拿出来发表，并认为蒋庆泉也是王成的原型。蒋庆泉在被推出来后，是怎样看待抗美援朝的呢？
1、2010年，《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记者对蒋庆泉的采访：《蒋庆泉：一个人和他的战争》。文章写道（文中的洪炉即那位军报记者）：
“我对农民蒋庆泉说，我想知道你所经历的战争。他回答：战争就是一场演义。”
“我和洪炉老师良久无语。”
“蒋庆泉喜欢看书，学知识，他家有一个小小的书柜，里面最显眼的是四大野战军战史。洪炉老师送给他自己写的抗美援朝书籍和一本23军战史，他爱不释手，当场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他很想知道自己四年的从军生涯，从国内到国外，到底打了两场什么样的战争。”
“不过，当洪炉老师跟他讲，根据最近公布的资料，朝鲜战争是北方打了第一枪。他第一次沉默了。也许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相对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所说，他内心的战争从未停止。”
2、2011年11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蒋庆泉的口述《<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成为战俘之后》。文中写到他负伤被美军俘虏后，“我给自己编了一个假名，叫蒋东阁，我承认了自己是通讯兵，但是敌人问我都给首长传过什么信，我啥也没说。”
顺便说明一下，洪炉称，之所以他的《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未能发表是因为，是他获悉“蒋庆泉”出现在换俘名单中，所以文章按规定不能发表。但蒋庆泉被俘后用的是“蒋东阁”的名字！他怎么知道“蒋东阁”就是蒋庆泉？！但不管怎么说，经过烘炉的推出后，蒋庆泉终于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认可为活着的“王成”。总之，烘炉们终于取得了胜利。
言归正传，来看看蒋庆泉在口述中关于美军给他治疗时的情况：
“这里的医生对病人照顾得都很好，他们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之间都会来给我们换药。这里的伙食也很不错，一日两餐，早餐是一杯牛奶、两片面包，晚餐是西餐。他们在一个方形的钢盘里放了四样菜，有蔬菜、鱿鱼、火腿肠、卤肉、鸡蛋、牛肉罐头之类，每日轮换，有时候还有雪糕和果汁。”
“有一天，医生又准时来给我换药，还为我打了一针，然后为另外一位难友处理伤口。我趴在床上，歪脖盯着医生，看他如何处置那位断肠难友的伤口。”
“那位医生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揭开难友肚皮上的纱布。我看见难友裸露的肠子在冒泡，喷出来的东西是黄色的粪汤。这时候，病房内许多难友都用手捂住了自己鼻子，然后把头扭过去，我也忍不住，憋了一憋气。那位医生和护士却没有扭头，也没有捂鼻子，看不出有丝毫厌恶的反应。医生用镊子夹住一块棉花，一遍一遍擦拭，直到清理干净后才离开。”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大夫的模样，谢谢，美国人有恶人，但是同样也有好人。”
他还回忆了归国后的经历：
“我们在朝鲜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数有2.1万多人，最后回到大陆的只有6064人，其余战俘全部去了台湾。我们回归大陆的这6000多人其实都挺悲惨，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以前军籍。在2900多名共产党员当中，绝大多数被开除了党籍，保留党籍的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党内警告和留党察看等处分。”
“在昌图改造完毕，我被责令复员。于是我回家了，回到锦州大岭村，在那里耕田种地，劳作了大半辈子。”
关于蒋庆泉提供的数据，笔者没有核对具体史料。在此就不展开了。
2011年前后，蒋庆泉迅速火起来。其中有篇最火的文章是《电影英雄儿女王成原型因曾被俘埋名数十年》。文章写了洪炉的美国华盛顿之行：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读完上面这些资料，读者会有什么印象呢？印象最深的应该有这么几点：
1、朝鲜北方打响了第一枪，因此抗美援朝……；
2、美国军人优待俘虏的人道主义；
3、美国政府对被俘美军的尊重。
简单解读一下。
关于第一点，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冷战思维发酵，2020年中国纪念抗美援朝的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用所谓的“第一枪”来对抗美援朝进行污名化的现象有所收敛。
关于第二点，不否认美国有过优待俘虏的行为，但那只是极少的现象。相反，中国优待美军俘虏是普遍的现象。关于这一点，曾经参加朝鲜战争战俘遣返解释工作的贺明将军，生前曾用十一年时间写出了《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一书，深刻而全面地揭露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残酷迫害我方战俘的罪行，用强迫刺字（刺反G反D的言论）、写血书（写反G反D的言论）、订“连环保”和种种毒打乃至杀戮等恐怖手段控制我军俘虏人员，使其不敢回国。
关于第三点，不否认我们国家当时对被俘人员归国后的安排有不妥的地方，至今可能还有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但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当年志愿军回国后，复员回乡的很多。正如关于抗美援朝回乡老兵孙景坤事迹的报道中所说：“和上世纪50年代许多中国军人一样，孙景坤的人生被时代洪流分成了上下半场——上半场征战沙场保家卫国，下半场回归家乡参加建设。”他们之中很多都立过战功，例如湖南安乡的张庭芳和湖北孝感的张崇寿等等，不胜枚举。他们都没有认为自己过得“挺惨的”。更没有认为如果自己被俘后能去台湾就是一种“幸运”。那些自己认为过得“挺惨的”，应该主要还是自己的原因。
第二、中国的传统是对被俘者看低一眼，对牺牲者看高一眼。今后对被俘人员的安置工作，当然有改进的空间。但是，中国在今后也不可能给参战军人提供象美国军人那样的条件：随身携带有13个国家文字的投降书。这也是国情，至少短时期内不可能与美国接轨。
第三、实际上，美国很多退伍军人的生活也过得很惨。比如，就在洪炉在华盛顿发出感叹的那几年，美国官方公布每天平均有22个美国退伍军人自杀。
为什么一直有人热衷于炒作所谓“活着的王成原型”？答案应该不难发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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