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广俊：精英压制扼杀基层冒尖人士已经是社会常态

　　202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预赛，入围进入决赛的选手有801人，选手平均年龄22岁，主要来自北大、清华、麻省理工、剑桥等知名高校，来自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17岁的中专女生姜萍拿到了93分的好成绩，全球排名12，是阿里数赛举办以来首位打进决赛的中专在读生。

　　网上登载了这件事，犹如平静的湖水中投进了一颗巨型炸弹，激起了惊涛骇浪的舆论反映。赞赏者欢呼，中国又出了一个数学天才。姜萍在贫困的家庭背景下拼搏奋斗的励志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但来自精英界的质疑声，声浪滔天。所有质疑人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就敢诬陷姜萍的成绩是作假而来。主要理由是，一个业余自学数学二年的中专生竟然能够在全球的数学竞赛中取得佳绩，违反了常理，因而断定这是不可能的事。有人翻出姜萍在学校一次数学考试中，分数才只有83分说事，这难道就是证据？刚获得了全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薛其坤考了3年才成为研究生。有人抓住姜萍事后接受记者采访，解释某道数学题的演算过程中一个数学符号抄写笔误大做文章，后来有博士生站出来说，这个符号他与同学都有误写的经历，算不上是什么大事。更有一位高大尚的作者，声称他不质疑姜萍，而是质疑举办者阿里巴巴公司，说这是资本操纵的事。真是阴险的很，即使姜萍在决赛中取得好成绩，也摆不脱是主办方操纵造假的嫌疑。阿里巴巴是中国最著名的企业之一，他们有必要造假扶持一个农村女孩子吗？一个中专生是阿里巴巴数学奖优胜者，这对该奖社会声誉会有所提高吗？如果姜萍连高等数学符号都不懂，那她就像幼儿蹒跚学步阶段，就到了国际竞走赛场上比赛，在别人操纵下，还拿到了好名次。姜萍以后她还能在社会上行走吗？这种国际比赛还能举办下去吗？

　　对姜萍的质疑，我认为不足为怪，因为精英压制扼杀基层冒尖人士已经是社会常态，拼凑出的理由真是千奇百怪。我举我自己亲身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只念了六年小学，期间还转学6次，1970年随知青上山下乡潮流来到了农村。我在农村主要以业余自费形式开始搞作物育种研究，先后在燕麦、小麦、大麦三种作物上育成经自治区审定命名5个新品种，成为自治区旱地麦类作物的主推品种。我虽然属于民科人士，但严格按照科学规范来搞科研。我育成的品种中有3个经过了内蒙古3年区域试验、2年生产示范的科学鉴定，有的还多参加一年自治区级预备试验。试验结果是当时在内蒙古已审定命名的品种中，只有我育的品种全部达到了国家审定标准。（国家最早品种审定标准：区试增产10%，其中试验点增产达到显著标准占三分之一。达不到标准通过命名也正常，因为当时标准太高了，后降低了标准）。比如，我育成的蒙麦35号超大穗品种，三年区试，比对照增产18.7%，二年生产示范比对照增产72.6%，品质达到国标优质标准。然而，在品种审定和评奖时，部分精英专家刻意打压我，过程就不在这里提了。

　　2006年，乌兰察布市出台了一项科技特别贡献奖奖项，奖金高达30万元，评奖条件规定：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的就有参评资格。我获得了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三等奖3项，而且是内蒙古历年获奖项目中唯一3项个人非职务成功，同时是填补了内蒙古燕麦大麦育种空白的成果。我还获得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自治区级其它科技奖项8项，是全市获科技奖最多的人，因此，我理所当然地通过了学科组的初评。按照评奖规则规定，随后评委会评审，他们对学科组评选结果只有择优推选的权力，无权否定学科组的评审结果。各个学科组共评出二位候选人，奖励名额也是二位，因而我是等额当选。可评委中的一些精英人物竟敢违反评奖规则，打压我，作出了本轮特别贡献奖空白的结论。有位领导对我说，你一个农民出身的人得了奖，科研单位里人能服吗？对这个结果，我不服，向市政府、自治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自治区政府法制办竟然违反社会常识，以科技进步奖不属于行政行为为理由驳回我的复议申请书。我只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历经中院、高院、最高法二轮10次裁定判决。（中院第一次判决书，被高院撤销），三级法院9份裁定书，根本不对事情本身对错作出判定，只是在程序上找借口，7年多时间，没有判决结果而结了案。最为可笑的是，我在再审申请书中只提了一个被告，最高法法官却给我强加了另外一个被告，进而裁决说我违反了作出行政决定和复议单位两个单位中只能选择一个被告的原则，这是公然的栽赃陷害。我向最高检提出抗诉申请，最高检转到内蒙古高检，高检的作出的决定更为荒唐，检察官对我申诉的理由不作回应，而是自己杜撰所谓的法律理论来断案，说：“关于申请人称其在上诉状及再审申请中对二被告作出了‘二选一’，法院应当按照其选择进行审理的主张。法院针对同一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般来讲，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在一审时提出，二审不得增加、变更诉讼请求，这种理论的依据主要是对两审终审制以及当事人审级利益的维护。”法院一审是按二个被告立的案，我在再审申请书中按照高院的要求只提了一个被告，可最高法又给我强加了一个被告，进而裁定我违反了所谓二选一的原则。而内蒙古高检又以我不能违反了立案时是两个被告的原则，途中更改被告，再判我无理。法院检察院的裁决相互矛盾，让我无所适从，依法治国还能出这种荒唐事吗？我向有关部门举报最高法的法官、内蒙古高检的检察官，一律不予受理。理由是案子已经走完了司法程序。最高法纪检组的答复是，这不属于纪检范围。无奈，我只好向党中央书记处写信，信件转到了国家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先后4次立案转办我的信访件，后来通过信访渠道，我与乌兰察布市政府有关部门经过调解，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种精英打压基层冒尖人士的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连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当不上院士，袁隆平曾三次申请加入中科院院士被拒，他成为了美国院士，中国工程院才对袁隆平网开了一面，其它人还有啥可说的。

　　201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隆重表彰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社会各界各个历史阶段的278名劳模英才获得了这一殊荣，其中作物育种界有3人入选，他们是袁隆平、李登海和裘志新。耐人寻味的是这3人科研起步阶段都不在正规科研部门工作，属于民间科学爱好者出身，俗称民科，而后二位更是农民身份。

　　为什么受表彰的作物育种界3位代表都是民科出身，而正规科研单位的育种家却没有入选呢？这真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值得关注，值得深入思考。首先得承认，这3位获奖人的科学成果贡献巨大，取得了极其显著的经济效益。袁隆平是社会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李登海是"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裘志新育成的宁春4号在华北西北地区推广种植三四十年。他们获奖理所应当，别人比不过他们。

　　一百多年前，当时科学界几乎达到共识，用金属制作的机械飞不起来，时为工人的莱特兄弟偏不信这个所谓的理论，硬是埋头苦干造出飞机，飞上了蓝天。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开辟了蒸汽动力时代；法拉第发现了电磁理论，开创了电器时代；莫兹利发明了机床，奠定了机械文明时代。这三个人都是工人出身。生物遗产密码是由一个叫孟德尔的牧师最先揭露的。文学上就更别提了，刚去世的魏明伦被称为巴蜀鬼才，他是戏剧大家和辞赋大家，他也只有小学文凭。中国两个影视界大碗导演张艺谋和冯小刚都不是导演专业出身。

　　毛主席曾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为真知真理往往来自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中，只懂啃书本，不深入生产和科研实践中，无论学历再高，工作条件再好，本人悟性再灵，也难搞出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来。

　　人才就是比常人悟性高，他们能够发现被别人漠视的东西，有着孜孜不倦学习研究的好习惯，有着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有着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他们往往在某个领域表现突出，是偏才，而不是全才。比如，陈景润刚参加工作，在中学里教书，被学生赶下了讲台。对人才，特别是誉为天才的人，不要求全责备，要爱惜保护。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人都要有当伯乐的胸怀和气度，不要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有资格当伯乐吗？你们村里有的孩子是念书的材料，只是因家贫面临辍学，你赞助他一点学费，也许日后他就是一匹千里马。有些孩子面临挫折，精神萎靡下来，你开导鼓励他，使他振作起来，也许他将来能干出一番事业。亲友中有的孩子，在某些方面表现差一些，而在另一方面却很有天赋，你不妨建议孩子的家长以材施教，很多体育和文艺界大明星就是这样培养出来。雷佳音初中辍学，可他和他父母对此不失望，雷佳音经过努力奋斗，谁能想到，他三十岁就成了影帝。伯乐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人，只要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善心，你也许也会成为伯乐。姜萍如果不是数学任课老师王闰秋发现她有数学天分，加以培养，她就不会有在数学竞赛中取得佳绩。

　　做人，千万不要做那种盲目跟随别人乘风扬沙、落井下石的傻事，就像津津乐道传播姜萍竞赛造假的无耻谰言。

　　【文/智广俊，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