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做好中国研究，需先完成“思想解殖”

　　【文/ 温铁军】

　　一、去殖民化知识生产的历史经验与新条件下的危与机

　　最近20多年，我一直在做的一种努力，就是继承当年去殖民化斗争中所形成的，第三世界的思想家们的遗志。我将他们留下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建设，变成今天我们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需要锤炼的话语体系。

　　不仅是我，很多在国内外开展乡村建设试验的学者，以及各个方面的社会组织等，大家都在向老一辈中像萨米尔·阿明这样的思想家请益，不仅是阿明，我们也向同时期世界上能够提出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学者请益。

　　萨米尔·阿明资料图

　　例如，我曾经和近几年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小约翰·柯布（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进行过长时间交流，并且和他的智库团队的主要成员进行了多次座谈。我还与美国世界体系论的重要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耶鲁大学）、方索瓦·胡塔（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以及写出《华北小农经济》的黄宗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写出《亚当·斯密在北京》的乔瓦尼·阿瑞吉（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进行过面对面长谈。我们试图用老一代有批判性的西方学者具有理性高度的思想，来帮助我们分析在发展中国家调查研究所形成的感性认识。

　　某种程度上，在发展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与我们的认识是具有质的差异的，或者叫道的差异。道之不同当然就很难直接进行所谓的对话、交流等互动。所以，客观上说，我们只要坚持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客观存在的“反殖—解殖—去殖”道路，就一定要形成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因为西方国家是数百年殖民化的始作俑者。

　　如果从道之不同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应该是常态。由此看，我往往虚心地接受社会各界对我提出的批评，并且认为我们都有道理，只不过我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去殖民化，那就要对殖民化的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整个文化、制度等做出解构，并开展某种程度的批判，因此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容易被主流接受的提法。可将其归纳为“道不同”的体系之下话语建构的差异。

　　“三个世界”理论就是对冷战时期殖民化话语体系的解构，是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老冷战如火如荼、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之后的1974年提出的。

　　因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对于冷战具有比较重要的话语解构的作用，某种程度上，第三世界国家信奉的19世纪以来的老一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普遍认同的国际主义理论体系，逐渐被毛泽东思想的“三个世界”理论所替代。“三个世界”理论把当时冷战阶段被西方认同的、“一个世界两个体系”框架下的苏联东欧联盟阵营构建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话语体系做了相当程度的解构，努力地团结了大多数仍然没有完成解殖运动或正在处于去殖民化斗争之中的发展中国家。

　　因此，“三个世界”理论是对这个世界话语体系重构具有价值，也是对世界地缘政治重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话语建设。所以毛泽东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至今仍然应该是我们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的“新冷战”的重要的思想理论武器。于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大量阅读《毛泽东选集》，形成21世纪的“毛泽东热”……

　　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中国做了“硬脱钩”，制裁、封锁中国。相对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演变为列强分割、强取豪夺，1950年则是十六国联军针对中国发起朝鲜战争，最后以停战告终。

　　虽然从结果看，朝鲜战争不分胜负，但是我们把战线从鸭绿江边推回了三八线，所以双方都不认为最后签订的是终止战争的协议，只是一个停战协定。历史地看，这意味着冷战阶段爆发的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参与的热战，至今仍然没有达到决出胜负才彻底停战的条件。[1]所以，当今天“新冷战”再度爆发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整个演变过程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开城板门店举行。图自共产党员网

　　1960年，中国与苏联也发生了“硬脱钩”。此后，中国因须支付双重成本而困难重重：一是偿还朝鲜战争的军事援助和战后结盟时期无须即期支付的援助额，这是显性成本；二是还得支付改变对苏依附阶段形成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制度结构的隐性成本。

　　1950年的“硬脱钩”和1960年的“硬脱钩”是美、苏两个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推出的，并不是中国主张“硬脱钩”的，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需要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建设的资本极度稀缺的阶段，“硬脱钩”对中国来说损失很大。不论哪一方发起的“硬脱钩”，中国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否则，西方霸权主义就不这么搞了。

　　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硬脱钩”也使中国虽然被动却彻底实现了“去依附”。中国在完成了主权独立的政治条件下，接连进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的艰苦努力，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上，如何真正实现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延续的大国的自主发展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画句号。同理，我们在教育、医疗、文化、思想、理论、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仍然没有形成在真正意义上可以支撑我们的独立话语体系。

　　当谈到我们如何继承老一辈的遗志时，我们应该明确，即使在今天全球化解体的大潮之中，我们能够使用的话语仍然是非常羸弱的，我们还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拿出能够保证我们应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挑战的完整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所做的努力，不仅是应对现在的全球化挑战，也并不只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摆脱自帝国主义问世以来，长期形成的殖民化的话语体系。虽然我们都清楚，去殖、解殖运动在全球化大潮下处于相对弱势，但并不意味着因此我们就要放弃去殖、解殖赋予我们大国的历史使命，而是要坚持下去。

　　因此，我们在知识体系上、在思想理论建构上，尤其要自觉地做到去依附，才能有效地服务于发展中国家去殖、解殖的历史的经验过程，尤其是现在全球化解体所表达出来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向内爆的演变过程。

　　萨米尔·阿明去世之前，我们深谈过多次，他对中国寄予厚望。在分析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必然走向内爆的规律的同时，他指出，中国的同志应该讨论如何规避金融资本阶段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内爆所形成的全球化解体带来的巨大代价，如何使我们这些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体系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能够在全球化向区域化重组的过程中继续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我们今天的重要任务，尤其是思想理论建设、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任务。

　　在网络时代，我们有幸看到各类人群都有相对低成本介入网络的条件。所以，相当多的年轻人不满足于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在教育文化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就开始了自己艰难的求知探索。

　　同样，受益于网络上的学习条件相对容易获得且成本较低，我们通过调查研究所获取的大量资料、针对这些资料所开展的交流讨论分析，以及话语建构的多种努力，也都得到了广泛传播；在社会上，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反响。大家愿意学习这些对发展中国家大量调查研究所形成的经验性的讨论，并最终演化成的知识积累和话语传播，这说明年轻人的那种求新知的自觉性还存在着。

　　我们希望大家多交流，不要太急于把在经验层次上形成的认知借助某个现代学术方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坚持脚踏实地的作风。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形成问题意识，只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对信息资料的搜集、筛选、研究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