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困境的警示：社会各界亟需建立“通报思维”

　　这几天，武汉大学卷入网络舆论的漩涡。这座老牌的985高校，本以为他的责任就是为国培育人才，但是未料到日常还有责任向网民做好通报。一张两年前对于学生的处分在今天被翻出来，成为引爆网民愤怒的导火索。而且，面对网民愤怒，一而再、再而三的应对失误，终于将学校带入一个困境。

　　困境在于，学校如果不撤销对于学生肖某的处分，那么没办法面对法院依法宣判的结果，就此和网民、和法律形成对峙局面；如果撤销处分，那么怒气冲冲的网民群体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会追问当初的处分依据是什么？总之如今是进退维谷，进退两难。

　　但是其他高校，在面对类似事件的时候是否就能规避武大的困境？我看未必。

　　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国不少高校和机构都形成了理工科思维、工程师思维为主的现实，而舆情应对，恰恰需要一种复合的文科思维，但是文科正处于历史性的退潮期，这构成了当下一种结构性的矛盾状态。很多负责人的理工科、工程师的思维，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应对不了当下网络舆情频繁的形势。这是需要提醒的。

　　一、负责人一句话搞砸“局面”，是当下大型机构的显著风险

　　我相信武大内部肯定一直在紧急商议如何应对，但是为何网民的怒火反倒越烧越旺呢？这源于武大对此局面，一直保持了沉默。

　　而在正式回应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复核之前，在媒体和网民逼问之下，相关人士说出了“等上级的安排”这样一句话。这个答复不光网民不满，预计上级部门也深感不悦。

　　此言一出，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几种揣测：一是上级部门自始至终在参与事件的应对处理，甚至可能要求学校不要随便出面表态，以免“破坏大局”。以我对一些事件的内部流程的理解，这种参与大概率是真的；二是武大作为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对于上级部门的干涉或许感到不满，以这样一句话隐晦地表达了自主权的缺失；三是内部一直在商讨此事，包括新传院和法学院教授专家都已经济济一堂进行了献言，但就是忘掉了要尽快通报、及时通报，更可能的情况是，通报文字在内部走流程、等领导签字批示，结果导致网民迟迟看不到学校回应发声，认为学校在忽视民意，火气就越来越大。

　　但是无论如何，武大回应媒体的一句话，将自己带入了更大的尴尬局面之中。如同将一个本就负重之人，一把推到了武汉东湖里。

　　实际上，在此之前，引人关注的爱康国宾体检事件也在这方面犯下大错，甚至影响更为深远。

　　近日，爱康国宾就“体检十年未查出癌症”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起诉作为消费者的张律师，理由是“维护员工尊严”，其本质或许是以法律手段来应对舆情困扰。然而，此举引发更大的舆论反弹，这源于CEO张某在发布会上强调，“几百元体检无法保证查出所有疾病”，虽然此言是试图解释体检的局限性，公众却将其解读为“推卸责任”，并可能无意中将行业潜规则和“月之暗面”一举暴露在公众面前。

　　此言将带来更为复杂的网络影响后果。由于此言引发了公众的不安和不满，对于行业形成偏见和成见，预计未来即便是爱康赢得了官司——而且大概率将赢得官司——网络舆情也不会消停，因为网民已经出现了群体性的情绪对立，或将导致“舆论审判”和法律审判的长期冲突。

　　二、他们并未意识到舆情通报已成社会生活的重心之一

　　今年7月以来，网络舆情爆发的频次和烈度都是近年来少见的。这或许和发展的不景气程度有所关联，因为就业和工作的不顺利，以及高温天气，导致人们情感更为脆弱、更容易情绪化，更易把事件放上网曝光，把小事炒热炒爆。

　　这背后也潜藏着一种风险，那就是线下的现实工作机制未能取信于民，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线上曝光机制来推动问题解决，线下社会机制因此被架空、被边缘化。但是线上机制越是容易解决问题，越是吸引网民向线上聚集，线下机制越是面临空转的局面。社会因此需要反思，因何导致这种信任的转移？

　　但是人们上网发泄，大体上是一种不太坏的行为，也不会导致更坏的后果。这源于，网络舆情一方面的确会推动社会的自我变革，让假丑恶行为暴露于公众监督之下，在权力的主导下，社会实现自我革新；另一方面，网民上网发泄不满，有利于宣泄心中压力，从而在现实社会中轻装上阵，这验证了另一种舆论现象，“版面上脏的时候，社会反倒干净了”。

　　中国数十年来的网络舆情，倒逼了中国进步，客观上为改革开放事业肃清了体制和观念的羁绊，舆情功不可没，和各种创新的政策做法一起，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暗线和明线。而且，各种舆情事件警示我们，把事情藏着掖着，只利于地方的因循守旧，反倒才会导致更坏的后果。

　　正因如此，所以当下网络舆情的频繁发生，我们不应对此抱以过于负面的看法。地方政府只要抱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舆情，并真正执政为民，把舆情暴露出的问题切实解决，事情就会化危为机。但是舆情应对依然是讲究方法论的，这其中，舆情通报至为关键而重要。

　　每个舆情事件爆发之后，就需要给出一份严谨认真的舆情通报，这已经成为事件的标配，并成为社会稳定的预期。由于事件多发，而且中国最新数据显示网民数量已经高达11.23亿，他们非常关注事件之后的通报，并寄望于以此获得真相和说法。因此，动辄数千万、数亿网民阅读的通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新媒体报纸”，也是媒体融合最为成功的产品。

　　因此，舆情通报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心之一，但是非常多的机构和负责人，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导致他们在某个场合发声的时候，并未认识到他们是在面对公众发声，是一种严肃的公开表态，反倒认为是小范围的、仅仅是面对眼前一群人的私下聊天，或者认为是朋友圈内部的发声。这种认知的反差，是巨大的风险，常常引爆巨大的舆情。

　　就以上述武大和爱康负责人的发声那样，一句话就引爆了舆情，更可能源于他们意识不到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进入网络舆论空间，影响通报的内容，更认识不到通报在如何严肃地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

　　三、大型机构负责人需要尽快养成“通报思维”

　　所谓“通报思维”，就是认识到任何舆情事件一旦发生，社会大众就需要及时看到一份严肃认真的客观通报，因此，需要从通报来倒推、倒逼我们养成这样一种意识，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向网络和民众通报此事？

　　正如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认识到，地方在出台政策之前，首先考虑的常常不再是领导怎么看、主管部门怎么看，而是首先带着敬畏的心理想到网络怎么看？网民怎么看？媒体和舆论怎么看？因为一旦出事，不光上级部门救不了你，而且更可能殃及公信力，上级需要以切割来取信于民。这种敬畏心理，有利于地方决策者从“以我为主”的权力视角，转向“以民为主”的民生民主的视角。这种转变，是悄无声息的，却是具有历史的社会的价值的。它起码说明，在历经数十年的舆情发展之后，群众在慢慢获得真正的尊重，也获得了值得敬畏的权力。

　　而“通报思维”，有利于社会各方，尤其是大型机构和相关负责人，认识到一旦出事，就必须通报，不通报就会遭遇舆论和民意的反弹，通报是事件发生后必经的一个大型关卡。通报成功了，过了关卡就是阳关大道；通报不成功，过了关卡，就是大坑。

　　为此将会养成敬畏舆情、敬畏通报的心理。这在两个方面是有利于社会的，一是，那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型机构和相关负责人，由此将形成舆情素养，不再动辄引爆网络舆情；二是，被舆情和通报倒逼，在大脑里时刻绷紧一根弦，时刻警惕和防范冒犯网民，为此不得不做好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或者万一出事了，就要想着该如何向民众和舆论解释。这是一种真正的“向人民汇报”，而且大众有权质疑你，为此你需要做好更多的调查研究，给出最好的答案，否则上级部门还会问责你。

　　上述几个大型机构的负责人，如果养成了“通报思维”，认识到任何事件都是需要以通报为最后表达形式乃至最终成果的，那么就会倒逼自己谨言慎行，为自己的每句话负责，然后就会带着敬畏的心理，做那些符合通报要求的事情。

　　“通报思维”应该成为各种政府部门和大型机构的工作人员的重要素养。当他们认识到任何事件发生后，通报几乎是唯一的对外发声交流窗口，通报好坏，直接决定舆论走向和舆论结晶，决定舆情应对和个人职业生涯的成败得失，那么他们就会带着敬畏的心理看待一切，并追求以最大的合理合法性，来和网民达成理解和和解，最后达成共识。

　　最后再说一句，如果有了“通报思维”，“会车遇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迫让路、派出所民警上门要求删帖道歉”的事件就会减少发生的可能性。很简单，车载视频构成“天眼”，事件一旦上网，总归要有通报，他们需要明白这样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