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港⼈为何不关⼼经济制度和政策

⼤公⽹ 2017-3-15

　　许久不谈⾹港问题了，特别是极少再谈⾹港经济问题了。因为，⼗⼏年前，在《⾹港的超级地租》和《回到⼀九⼋三年》这两篇⽂章中已经说清楚了。说清楚了，会有⽤吗？结论很残酷─没一点⼉⽤。⾹港市民极少关⼼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令⼈震惊的是，全社会的焦点竟然仅仅在于谁会当特⾸。试想，⼿机坏了，不换晶⽚，⼀根筋地要换⼿机套。这，能不让⼈感慨吗？

　　⾹港的繁荣，源于⼀九七⼀年到⼀九⼋三年的黄⾦⼗二年。⼀九六七年暴动后，港英当局被迫开启了历史性的改⾰，港英当局开始赋予港⼈部分当家作主的权⼒，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调整极⼤激发了港⼈的潜⼒，⾹港经济迅速地崛起，成为四⼩龙并跻⾝发达地区⾏列。历史证明，好的制度和政策，就能带来全⾯的发展和稳定。

　　可惜，⼀九⼋三年后，港英当局着⼿部署主权交接后的运作，开始扭曲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英国⼈设计了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开始通过超级泡沫转移在港形成的巨额财富。⾹港社会整体上是幼稚和单纯的，完全不明⽩⼀九⼋三年到⼀九九七年发⽣了什么。所以，在⼀九九七年之后，社会开始集体抱怨祖国，特别是到了⼆0⼀七年，这种迹象没有缓和。

当思维⽅式⾛偏后

　　国家给了⾹港⼀系列优惠，不向⾹港居民收取税费，中央政府担负驻军和外交费⽤，并⼤规模提供各种经济政策的红利，这难道不算是祖国和祖国⼈民的爱吗？但，祖国的爱，更应该是⼀种⽗亲的爱，那是⼀种在制度和政策层⾯的匡正。为什么不阻⽌超级地租和检讨汇率呢？三⼗四年前不能阻⽌，二⼗年前呢？二⼗年前不能阻⽌，今天总应该可以了吧？

　　如今，普通港⼈承受着巨⼤的经济压⼒，当房地产泡沫年复⼀年地吞噬着⼈们的梦，除了发泄怒⽓，似乎⽆法再有多的作为。社会缺乏独⽴的思想家，⽆法解读数⼗年来的巨变，整个社会没有能⼒站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度审视历史。多数⼈能讲⼏句英语，但⽣长在畸形的⽂化环境⾥，年长的有封建迷信，年轻的有或多或少的洋迷信。⽽作为⼀个国际⼤都市，定位于国际⾦融中⼼，所需要具备的理性和务实，在⾹港却显得是那样的难能可贵。

　　当思维⽅式⾛偏以后，看待问题的结果会变成怎样？⽐如，超级地租、联系汇率，这是两把“杀猪⼑”，遗憾的是，部分港⼈却认为这是⾹港制度的“骄傲”。⾛遍⾹港，遍访港⼈，对于满地的商机，不乏有头脑的商⼈，⽽传统的商业经，在⾹港也已代代相传，成熟发展。但是，有多少⼈懂财政呢？有多少⼈知道⾹港真实的税负呢？有多少⼈认真思考过，为什么⾹港弹丸之地，却能出世界级超级富豪？⽽又有多少⼈计算过，英国⼈这三⼗四年从⾹港转移⾛了多少财富？

　　⼀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它的⼼态总是相关的。普通⼈⼼⾥苦，却⽆法倾诉。于是，他们决定换“⼿机套”。所以，就看到⾹港近乎滑稽的选战了。⼿机坏了，不想换晶⽚，⼤家集中精⼒，拚了命挑选⼿机套。但⼿机套，能改变⼿机的晶⽚吗？如果说⾹港还没有认清楚问题的根源，内地同胞能否成熟⼀些呢？内地的专家学者能否帮助⾹港，做⼀点有意义的事？⽐如说，告诉国家，⾹港的经济制度是哪⾥出了问题，经济政策是哪⾥出了问题，⾹港应该如何改变这种⼏乎荒谬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当然，内地的学者和专家也应该想想，内地学⾹港的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意味着什么。难道，⾮要挨到不可收拾，才会改弦更张吗？

重新回到狮⼦⼭下

　　接触⾹港这块⼟地二十二年了。在这⾥，有各⾏各业的好朋友，我深切地了解他们的内⼼世界。闹哄哄的选举，很快就会过去。可是，以后呢？超级地租和联系汇率要再搞⼆⼗年吗？或者，⾮要将⾹港搞成中央补贴的⽼少边穷地区吗？今天，在反对派的煽动下，部分港⼈确实幼稚⽽单纯，有时候甚⾄显得有点⼉愚昧。

　　但是，⽆论如何，⾹港曾经奋⽃过，曾经辉煌过，只是在后殖民时代的新纪元中，⾹港⽬前还未能真正建⽴起主体性和⾝份认同。我必须说，⾹港市民是可以“幼稚”和单纯的，因为他们⾝后有⼀个强⼤的祖国。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认为港⼈能够⾃⼰检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因为终极⽴法权掌握在国家的⽴法机构⼿中。或许，这就是⾹港市民不关⼼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外在原因吧。

　　在⾹港，谈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了。说多了，上下左右都不喜欢。好，那就简单⼀些。请注意我以下的叙述逻辑：真理在质疑中产⽣，不许质疑的怎会是真理。不要仰望太平⼭，重新回到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