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革命现代性及其遭遇到的“封建余孽”四十年批判
有人写了篇文章，接续李锐的造谣路数，说毛教员提出消灭麻雀和除四害如何如何。这个话题真的很有趣，属于“封建余孽的现代性批判”的典型症候，显然，现实的政治逻辑与文章作者编写的故事，是相反的。这个问题，老田恰好关注过，值得好好理一理。
至今还有这样的文章和文人，除了揭示出新时代出卖灵魂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高度，也恰好说明这帮子“封建余孽”的现代性批判方式多么可笑，他们已经没有能力理解和分析现代社会的任何大事情了——而这样的事情肯定需要透过大范围分工协作网络去认识和解决。
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个体需要加入集体协作网络，才能够搞事和成事。葛兰西说政党是现代君主，还需要有机知识分子群体去集体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思路属于“现代性”的一般境况——不管是政治领导权还是文化领导权，或者达到领导权的认识过程，都只能够集体地实现。而各种前现代想象力则反过来设计，例如古代儒家所指望的圣君贤相，就是圣君一个人掌握政治领导权，然后贤相一个人掌握文化领导权，然后，还期待由一个人承担无限的信息搜集成本和学习成本，走完全部的认识过程。
这样一种想象力虽然无法在现代社会实现，但是，却能够用于在“臆想中”反抗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贬低——大范围协作总是把个体下降到局部的螺丝钉位置和工具地位，毋庸置疑会由此造成普遍的客体化体验，这肯定还会激起不满和反抗，其中一站流行的向后看的反抗模式，是在臆想中间重建全能的绝对化个人，以此潜在地反抗协作网络对人本身工具化和客体化的“不义”。这样，就开创了一个“封建余孽的现代性批判”路径，认真说来，这个过时的想象力，总是徒劳地想要把个体从集体网络中间独立出来，设想各种全能的个体努力会有效的幻境。
中国革命曾经设计和实践过“兼容人民政治主体性”现代性方案，虽然还处于学徒工阶段的低水平，但是，很多劳动者还是从中真切地体验到了“翻身”和“解放”，再后来，这些都被“新启蒙”彻底颠覆、扭曲和遮蔽了，此后继续设想一种在集体努力中间结合主体性存在的可能性，就不那么顺畅了。
不管怎么说，只要是一个人还在痛切地感到现代社会对人本身的异化和客体化，如果不加反思的话，就会本能地对各种“全能个人”的宣传故事抱有好感，这样，封建余孽的现代性批判事业，就还能够吸引到听众。
二、毛教员如何遭遇到了“有限理性局限”——集体理性是如何扭捏着不肯出场的
按照美国学者赫伯特·西蒙的看法，由于信息不完备和知识不完备的局限，最优决策是达不到的，任何决策都只具有有限理性。为了克服这两方面的局限，就需要组织与分工协作，去缓和有限理性局限。这样，透过多部门的分工协作，把搜集信息的成本和学习知识的成本，分摊下去，然后，再加以综合，这样，个体理性就能够透过集体理性的路径，去接近客观理性了。
在除害灭病方面，毛时代真实的历史与文章所言，是截然相反的。解放后，似乎只有毛教员对于屁民的环境卫生和传染病高发状况，感到忧虑，接连号召了十多年，但卫生部的老爷们和精英们都不接茬。这样，在决策和执行之间，就始终差了一个调查研究寻找合适政策工具的环节。如同毛教员与外宾所言，虽然我名气很大，但有时也不太管用；显然，这个不是推卸责任或者自谦，而是现代社会的一般状况——个体的努力只有有效地结合了集体力量之后，才会产生效果，但是所需要的集体力量或者理性，常常不会及时到场。
毛教员号召“除四害”，也只是基于个体经验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性，还远远达不到实操水平。实际上，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开始，合作化时期继续提出“除四害”，十多年过去了，都没有人认真响应过，主动进行调查研究和落实。虽然建国初就提卫生工作要搞“预防为主”，虽然毛教员本人上蹿下跳，号召除害灭病，但直到四清运动之前十多年，卫生部的老爷们与相关行业的精英们，就是八风不动。所以，集体理性还缺失一个关键环节，只要他们不出场，毛教员的号召就还只能够停留在纸面上。
到了四清运动时期，大批老爷和精英“非自愿地”下农村，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段时间之后，有关环境卫生的体验和经验，就迅速积累起来了，而具有政策实操水平的管控措施，才在这么一份“大数据经验”基础上提炼出来，最后收敛为对农村地区实施“两管五改”——管粪、管水；改造排水、厕所、炉灶烟囱、畜圈、环境。就这样，与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害灭病工作有关的号召，才算是获得了一个实操性的政策措施。在此之前，是毛教员一个人，已经唱了十多年的独角戏，在他上蹿下跳之余，只有行政体系给了一点点面子上的回应而已，主管部门的老爷们和行业翘楚都置若罔闻，为时十数年之久。
毛教员确实不是卫生专家，但他看问题是敏锐的，提出来的政策目标也具有合理性。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是传染病，到五六十年代依然如此，而想要对此有所干预的努力，思路很一贯，问题在于透过灭四害方式去消灭传染病，缺乏很好的操作手段——人工抓蚊子苍蝇老鼠，难度高，效率差。
彼时，六分之五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民众的生存环境和卫生状况显著改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有限管控，虽然花钱不多，但是效益极端显著。而从消灭传染病入手，搞预防为主，真的就显著改善了大多数中国人口的健康状况，到了1970年代，传染病就不再是威胁中国人口的第一位因素了，甚至，相当多的传染病还在中国绝迹。
等到“两管五改”搞好了，“除四害”什么的，就丧失了重要性，自然地过时了。到了1970年代，一些外宾到中国参观，在广州等地看到，还有一些小朋友吃饱了饭没事干，手持苍蝇拍到处追扑苍蝇蚊子什么的，这个硬说成是响应毛教员号召当然也可以，如果说成是小朋友自己要锻炼身体或者做有趣的游戏，可能更接近于实际。
三、从决策到执行的“肠梗阻”问题及其一般表现
这份经验说明：有点好想法是容易的，作为政策目标的潜力也很大，但是，要老爷们和专家们都行动起来，认真调研，找到配套的好做法就有点难度。从决策到执行之间，长期欠缺的是专家和精英们门槛水平的投入，没有集体理性出场，个体理性与客观理性的距离总还是无法缩短，这样，毛教员一个人的“有限理性局限”就总是存在着；但是，要老爷们和精英们认真出场履职，不那么容易，他们向来不那么在乎屁民的生存状况，毛教员号召了十多年，他们就是雷打不动，实际上也不怎么往心里去。要不是毛教员在四清期间，把他们强硬地赶下去搞四清，他们肯定还是照旧不理不睬。
卫生部的老爷们和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出场起作用，是在四清运动时期。很多医学技术专家“非自愿”地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很短时间内，就搜集到大量数据，最后，农村环境卫生与除害灭病工作，就收敛为“两管五改”，这样，除害灭病工作才算是有了可资凭借的政策干预措施。然后，加上文革期间赤脚医生的普及，及其对于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有效管控；就共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人均预期寿命上升记录——中国人口人均预期寿命，依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65年从全球平均83%起步，1976年就达到105%的水平。后来，在中科大教书的黄卫东先生考证，世界银行把毛时代预期寿命减去3岁，加在邓时代的成绩单中间，这样，1976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数字，就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5%（原本相当于平均水平的110%，减去之后，预期寿命曲线能够相对平滑对接后续的趋势，要不然会出现曲线向下拐，那就很难看了），但这依然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
虽然毛教员看起来威望很高，他对除害灭病提了又提，这个政策目标的改进潜力也确实大——后来的人均预期寿命指标的快速上升就是证据，但卫生部的老爷们及其手下的精英们向来都不照板，也不理睬你；直到四清来硬的，都给赶下乡去跟农民混在一起，才附带地获得大数据，集体理性才“非自愿出场”了，并由此得到一个可行的方法。
这一段历史经验，认真体会，还是蛮有趣的。就决策而言，选择一个合理的目标，甚至指出一个大概的政策方向，这些其实不太难，毛教员一个人有能力完成，但是，要针对农村的具体环境状况，提出有针对性和一定普适性的政策措施，那就需要“大数据”支持了——这就需要动员相当数量的人力去做深入而非浮泛的调查才行，需要付出相当多的人力物力资源才能够得到结果，恰好在这个环节，政策难产了十多年。结果，落实预防为主和除害灭病的号召，从决策到执行的时间跨度，不可谓不长。
看起来，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和人人平等了，虽然很多人也口头上天天说要为人民服务，真要老爷们和精英们主动弯腰，下去务实地做点政策调查工作，把决策落实，那真的很难很难。除非来硬的，否定你怎么号召他们就不动，十年八年都不动。写到这里，忽然发现，今日网红医生他们也一样不怎么在乎民众的死活的，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努力方向，都放在向中国推销美国政策和神药去了。
看起来，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跷跷板：在高扬人民主体性的时代，精英们会感到自己的统治主体性被压抑，不会积极到场，等到他们积极到场出场的各种条件具备了，就会显著地工具化或者对象化大多数，这会带来另外一个方面的客体性高涨。我们看到的，似乎就是这样的循环。
【文/老田，知名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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