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今天，我重提“教育要革命”的命题

　　我常想，22世纪的孩子们会读什么书?到那个时候，不能让孩子总说19世纪的事，而一说起21世纪的文化成就，开口就是娱乐“大腕”。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就面临精神危机了。今天我们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清末那一代学生，为什么会出现思想大觉醒?因为要亡国了。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文化大自觉的时候，都是民族面临危亡关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国家顺利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将来哪一天可能面临生死危难。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当年居安思危，在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准备，我们今天才没有走苏联那条路。而苏联就是在教育上吃了大亏。

　　1、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要讲政治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本人的思想成长和转变经历有关。

　　毛泽东同志本人就是学生出身，1963年1月6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说：“我这样一个人，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也曾经过一个过程。许多革命者都一样，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自身思想成长和转变的经历，认识到教育不能脱离实际。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和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说：

　　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中心问题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些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

　　1968年7月12日，毛主席在谈话时提出“教育要革命”，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办教育要讲政治。毛主席极其重视文科教育中的政治教育问题，认为大学文科不讲政治是很危险的。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更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指向。1961年年底，毛泽东对大学生说：“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教育要讲政治，首先要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人说人要有信仰，我认为关键是要培养唯物主义世界观。如果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那就会产生唯心主义信仰，这样我们就难免出现苏联后期那样的情形。戈尔巴乔夫不能说没有信仰，他有的只是唯心主义信仰，这种“信仰”于国于民只能是灾难。“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反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真理的逻辑也是从反面展开的，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教育就不能完成其应有的任务。因此，唯物论，辩证法，是从学校学不出来的，要到有丰富的对立面斗争的实际生活中，从实践中学习。所以毛泽东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要政治挂帅，要走从工人中培养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之后又回到实践中去。参加实践可以有多种做法，重要的是到切实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中实践。学生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实践，他脑子中就没有国家了，因为他不饿肚子，没有对立面的斗争，更没有生死感。

　　我们今天讲教育，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是某个具体学科或某种教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这是当代教育的大道理，也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服从的大道理。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的，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那就脱离了政治，而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往往是亡国灭族的开始。

　　中国战国时秦国和齐国的命运类似于同时段欧洲罗马与希腊的命运。就在秦国和罗马的兵团在东方和西方世界铁血前进时，齐国人则在闭门搞“稷下学宫”，玩不靠谱的“纯学术”和“百家争鸣”，希腊人更是“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结果是齐国和希腊这两个曾经的强国，先后倒在讲政治和注重经世致用学问的秦国和罗马的脚下。

　　2、有了文化自觉，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反者道之动。历史的逻辑和真理的逻辑都是由反面展开的。在中国历史上，人民的文化自觉及其代表人物总是在民族大危机的时候出现。这是思想进步的大背景。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思想首先针对时代最迫切问题。孔子当时身处春秋末期，眼看国家要解体，社会要大乱，他想维护统一，所以特别反感学界的空论，鲁国大夫少正卯有些类似今天的只知处士横议的“公知”，孔子上任鲁相第七天就向少正卯开刀。后从政不成，孔子便致力于教育并由此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今天看来，孔子维护周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孔子思想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其错误在于他用拉历史倒车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最后由秦王嬴政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它的战斗性。毛泽东说：“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东汉末期中国历史出现大的衰落，这些衰落因素经过唐朝的否定又在宋朝复活：文人不拿枪，武人假念书，都不练真把式，唐时知识分子那种“论功还须请长缨”的气慨已荡然无存。东汉自缚于名学，致使国家三分。至两晋又走向另一极端，从名学滑向玄学，从教条主义跳到虚无主义，这种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为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意识形态空间。

　　当时中国大江南北大有一种“全盘佛化”的势头。大诗人谢灵运(公元385～433年)毕生谈佛，梁武帝萧衍更是弃道归佛，以护法人自居，以至中国历史学家翦伯赞庆幸：“佛教没有取得国教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唐时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复兴，与此相伴的是近三百年的大唐盛世的出现。北宋偏执于天理，整个社会唯心论盛行。毛泽东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读起来很优美，实际上并不着调，充满禅意，有些像今天的《雾里看花》，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这种诗实际上是要把人的思想搞散的，让人不能担当。写这首诗的人死后大概26年，北宋就亡国了。

　　北宋末年，司马光编撰了《资治通鉴》。毛泽东喜欢读《资治通鉴》，因为书里一个故事就是一滩血，没有空话。司马光所以写这样的书，是因为当时社会上空论成风，问题还是出在教育制度上。它那个教育制度，读上硕士本科就可以当官，当了官还是脱离实际，其政策不接地气。

　　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南迁后第三年出生，救亡是南宋知识分子关心的主题，也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为了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朱熹将“四书”列入大学课程中的至尊位置，由此将北宋的飘浮在天上的理学拉到大地上。“四书”的特点是不讲天边的事，专讲眼前的事。不信鬼神信现实，不知生焉知死，不谈怪力乱神。不空谈，重实践。朱熹后来官也不当了，就是写书、搞“教育革命”，当时朱熹办的那些学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问必须经世，人才必须致用。为什么要这样呢?亡国了，救亡，是朱熹思想的核心，也是南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脱离“亡国”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就不能理解朱熹思想的战斗意义，就会错误地将朱熹描绘为搞所谓“纯学问”的学者。

　　元蒙入主中原对中国汉族知识分子是一大刺激。明代中后期，中国汉族政权又面临边疆动荡的威胁。面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王阳明将朱熹教育改革继续推进，将进一步“正心”作为学问形成的核心范畴，正心不是“禅心”，相反它是反禅的。

　　明代的王阳明强调“正心”。他不是要求学生只会读经典，而是要叫你知道自己是谁即自己的社会属性，这叫正心。正心就是正根，根正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心不正，国则歪。与孔子、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是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们是战士。现在有人把王阳明说成是一个禅学大师，根本就不是。禅学兴，国则亡。好端端的宋王朝，其知识界上下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没有担当，没有立场，结果竟被自己昨天瞧不起的民族打败了。明朝也是临到大危机才出现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正蓬勃向上的时候，毛主席就考虑到教育这个百年大计，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其提醒我们汲取明亡教训，要居安思危的目的不言自明。

　　立场问题，是宋明知识分子最缺乏因而必须直面解决的“时代问题”。有立场就有了对立面，有了对立面，就有了斗争的方向，有了斗争方向，学问才有力量。先解决立场，其次再谈学问;也就是今天说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孔子、朱熹、王阳明等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今天我们在宣传古典文化中抽掉了这些战斗性和革命性的内容，把我们孩子培养得只知埋头念经，搞复古仪式，这些形式主义的浮浅表现，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大变化，他们一边读书一边打仗。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书都写得好，也懂得打仗;清朝的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还有蒋介石等都懂得抓枪杆子。毛泽东更是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其文韬武略，更是无出其右。民族大危亡促成的文化大觉醒至延安整风达到高峰。这个高峰又可溯源于朱熹以来中国教育革命。其结果又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这样才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那一代坚持“实事求是”(即“格物致知”的另类表述)认识路线、带领中国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而又政治成熟的领袖集体。

　　3、推进伟大事业，必须早做人才布局

　　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再次找回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有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基础，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先进思想。这个先进的思想，来源于延安整风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建国以后毛泽东汲取苏联领导人治国能力不足的教训，高瞻远瞩搞教育革命，意在为未来造成能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治国理政人才。今天看来，毛泽东教育革命的目的基本实现。

　　现在我们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后我们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不仅需要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还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今天的资本主义治理世界能力迅速下降，我们共产党人要给我们、给世界一个证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事业是能够站得住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这个斗争是非常伟大、艰巨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伟大的征程中，我们亲眼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衰落，也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进程。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未来中国会不会出现苏联式的失败?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了毛泽东思想。

　　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为未来二三十年的人才布局早做谋划，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行稳致远，实现我党“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为此，今天我重提“教育要革命”的命题，我说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我认为它是保证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时代问题”。

　　本文原载： 浙江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节选自文章《教育要讲政治、重实践——在《人民公开课》出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首发于《经济导刊》2017年第10期。

　　作者张文木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人民公开课》一书的作者之一。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