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战争危机来临之际，总有人大喊和平，高唱和平至上的调子。人们习惯地将这些人称之为和平主义者，这类东西古今中外都有，中国就更多了一些。
比如1937年抗战初起，全中国都高呼要全民抗战、抗战到底的时候，以胡适为首，包括张君劢、陶希圣、梅思平等著名精英，以及国民党陈布雷、陈立夫、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等大员，这些人一起组织成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战到底，而主张妥协和谈。他们的理由就是，同日本打仗，只能灭亡，连三个月都坚持不了。胡适称“抗战到底”是唱高调，是“歇斯底里的风气”。当此之时，在这些人散布煽动之下，中国“三个月亡国”论于当时甚嚣尘上，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而他们背后给他们撑腰的后台就是汪精卫。
这些人都属于上层人士，以精英自居，号称了解世界大势，拥有全球视野。他们瞧不起老百姓，更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并且他们自身同日本侵略者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战争面前，主张妥协、退让，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他们认定，只要不打仗，不管是怎样的和平，也都比打仗好，都能保住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一旦艰苦抗战持久深入的发展下去，他们歌舞升平、荣华富贵的生活也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些和平主义者就打着热爱和平、珍惜和平的招牌，反对一切战争，摆着居中的假面目，对战争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允和不偏不倚的样子。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这些人不久之后很多都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沦为可耻的投降派，他们终于撕下和平主义、中立主义的假面具，而跑到侵略者的那一边去了。其中即便没有当汉奸的那些人，在全民抗战中也不积极，也基本上也是一副消极抗战的姿态。
中国的和平主义者是这样，世界包括西方在内其他国家的和平主义者也是这样，他们最后也大都堕落投降了。
今天的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和平主义者呢?
今天的中国并未面临直接的战争危机，因此还不能说存在和平主义者。但今天的中国又确实存在潜在的战争危险，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其中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高举和平主义的大旗，高唱和平至上的调子，不加区别的反对一切战争与战争准备，认为一切争端矛盾都只能通过和平谈判和协商解决，对霸权磨刀霍霍视而不见，对中国发展自卫力量心怀不满、横加指摘。这些人在思想情感、价值观念、利益立场同上述“低调俱乐部”里的那些人高度一致，在政治身份上属于前后辈的关系。
此外，今天这些人还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号称具有国际视野
这些人往往打着经济全球化的名义，抹杀霸权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根本对抗的性质，主张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刻意扩大自己同霸权的共同点，抹杀或掩盖同霸权的矛盾与冲突，打着“和为贵”、“合则两利”的旗号，说什么一切都应该通过协商谈判来加以解决，要在深化战略互信与合作中实现同侵略者掠夺者的“共赢”;
二是存在实际利益的牵扯牵连
这些人大都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属于中国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或者同这个体系有密切的利益关联，他们财富身家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就是现有的国际金融资本秩序。可以说，在他们这些人的眼里，现代金融资本在相当程度上没有祖国，这就像当年贵族无祖国一样，国家民族利益已经被这些人所抹杀漠视。在现有的国际金融资本秩序之下，一切矛盾冲突无非是分赃问题，因此只有多寡之别而不存在生死较量。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所说的那样，一个地方的老百姓归哪个国家管理，主权属于谁不重要，只要能发财致富就可以了。其实，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们嘴里的老百姓，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而不是真的基层农民工和普通市民那样的老百姓，他们只不过是借用他们的名义以而已。打着为民请命的名义反对一切战争，其宗旨在于遏制中国这样的国家反抗霸权，保住他们的发财之路，这才是这些人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三是精神意志薄弱，缺少民族气节
考诸中国历史，历朝历代都不乏缺少民族气节、腰杆不硬而站不起来的一些人，现如今中国这样的人更是不在少数。中国当代资产阶级整体上缺少民族性，这一点，这些人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同他们当年的前辈一样，他们实在鼓不起勇气同强大的霸权一绝生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根本没有舍生取义的坚强意志，在这些人看来，那么好的花花世界，那么多的金银细软，还都没有充分享用，说什么“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那不是傻透气了吗?
能指望这样的精英或上层人士担负救亡图存的大业吗?
历史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根本不能。当年抗战初起之时的那个“低调俱乐部”就是很好的案例;
进一步问，当代中国能指望现代版类似的人担负起抗击霸权实现民族崛起复兴的大任吗?
恐怕还是不行，历史还将在今后做出自己的回答。
正所谓鉴往而知来。和平主义滑向绥靖主义，最后堕落成投降主义，这是古今中外和平主义发展演变的一条基本路径，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纪念“七七”事变和全民抗战开始，这条经验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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