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历史上的共同体

　　之前有文章谈到“单位共同体”，很多年轻的朋友不太明白，略作解释。

　　当年的“单位共同体”，在城市以“国营企业”为主要形式，在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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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营企业”对当年的工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领工资的地方”，还是工人的生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

　　一家国营企业的“标配”，在理想状态下，不仅要有车间、仓库，还要有食堂、俱乐部(包括图书馆和进行文艺演出的地方)、澡堂、托儿所、医务室等等，一些大型国营企业，还有附属学校、武装部和民兵营等，到了七十年代，“七二一工人大学”也兴起了。

　　简言之，一个劳动者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基本都可以得到满足。并且，企业也基本没有权利开除工人。

　　当年国企之所以发展成了劳动者的“命运共同体”，变成了“社会”，是基于如下理念：

　　1、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凌驾于“社会”之上，靠榨取社会养肥自己;社会主义社会则要建立起“社会”对“资本”的驾驭与统治，把社会从资本的压榨下解放出来;

　　2、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他们所享有这些权益与保障，是做为“主人”权利的具体体现;

　　3、社会主义要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把人变成生产利润的工具，变成“单向度的人”。

　　与这种状况相对应的文化，则提倡“以厂为家”、“爱厂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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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讳言，当年的国营企业并不是完美的，发展的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其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通过强化管理、增强劳动者主人翁意识以及民主权利的方式逐步改善。

　　在下面这幅出自工人画家之手的油画《沸腾的钢城》中，作为企业的鞍钢被表现得像纪念碑一般雄伟、像圣地一样充满激情，可见工人对工厂的感情。

　　关于这些，大家也可以参阅著名作家曹征路的小说《那儿》【点击阅读】，也可以看看电影《钢的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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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公社的情况，和国企有很大不同。

　　五十年代后期，经过一系列艰辛探索之后，公社所有制形式被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约略相当于今天的自然村)为基本的所有制单位。

　　这种状况，主要是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当时共和国的任务是快速工业化，国家要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提取剩余发展工业，还没有到“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

　　第二，农村发展也不平衡，“队为基础”可以防止相对富裕的村庄的财产被平调到比较贫困的村庄。

　　但按照毛主席的构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所有制水平也要逐步提高，最终跨入全民所有制，使农民和工人一样也享受国家保障。

　　当年有一种说法：“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指的就是这种构想。

　　关于人民公社在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创办社队企业、提高粮食产量等方面的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了。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依托人民公社的财力支持，逐渐在农村普及了中学教育。这使得中国在八、九十年代能够凭借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承接西方的制造业转移，实现经济腾飞。

　　此外，依托人民公社的支持，普及了赤脚医生制度，改变了农村千年以来缺医少药的情况，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对社员来说，人民公社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尽管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失去劳动能力的社员，可以被纳入“五保”， 即，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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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获得安全感的角度来说，制度是基础性原因，但还不是全部原因。

　　还需要什么呢?价值观与文化。

　　当一个社会把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核心价值观，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每个人的安全感就会大大增强。

　　“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也会柔化、润滑制度所必然带来的冷漠与无情。

　　比如一个医生，下班时间到了，这时有人求医。依照制度，他可以走了，但是，如果他一心为病人着想，他就不会对病人置之不理。

　　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

　　应该说，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社会氛围已经基本形成，人民群众在学雷锋，干部在学焦裕禄，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很高。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意味着他帮助了很多陌生人，而这些陌生人也坦然地接受了他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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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昆德拉写过一本在中国颇有知名度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句话的意思是，生命中有太多事，看似轻如鸿毛，却让人难以承受。

　　这次疫情，很多人可能会刻骨铭心地体会到这一点。

　　未来，要防止“尘埃”变成“大山”，不要让“轻如鸿毛的事也变得难以承受”，我们要认真考虑重建各种小共同体，变已经沙化的社会为共同体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