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未来是“薛定谔的猫”，还是马克思的“必然性”？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一)来而不往非礼也

　　朋友来电问：“好长时间不见你写的网文，是不是被敲打了?”

　　我笑了。

　　都2020年了，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怕被“敲打”吗?

　　这让我想起了2018年底的遭遇。对于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有人一脸凝重地给我扣上一顶“左”的帽子。

　　在立场选择上，我只能站在“左”边。所以，扣我一顶“左”的帽子，俺也无话可说。但是，对于这帽子上印着的“不要偏激”的教导，我却不以为然。

　　老实讲，除了上帝，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未见到过“不偏不倚”的圣人。

　　如果是私下“交流”，或个别“谈话”，我也就罢了。遗憾的是，这扣帽子的场合不仅庄严，而且公共。所以，我不能一笑了之。

　　子曰：“来而不往非礼也”。这顶从天而降的帽子，我是不能免费戴在头上的。于是，我写了《费绅士外传》。这叫“礼尚往来”。

　　鲁迅有诗云：“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自打有了破帽和漏船的经历之后，我大概理解了迅哥的洒脱——“帽子多了不压人”。

　　说句给某些人添堵的话，“左”的帽子我已经戴了N多年，难道因为多了阁下制造的这一顶，从此我就“夏特阿普”(shutup)了么?

　　何况，现在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大环境，比过去，那可是好多了。

　　(二)为啥“纯理论”

　　既然如此，为啥这段时间我不写科普文章了呢?

　　答曰：俺去“纯理论”了。

　　之所以要“纯理论”，是因为有很多问题，是绕不开纯理论的，比如：

　　——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到底是“决定论”，还是“目的论”?或者历史干脆就没有必然性可言?

　　——量子力学是否颠覆了因果关系，从而在科学的语境中颠覆了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究竟是马克思的“主观臆想”，还是属于“实证”的科学?

　　这些问题虽然很“纯理论”，既不“热点”，也不“时尚”，但对现实和未来，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有朋友读了我最近写的纯理论文章的初稿后，很是失望：“这些理论问题太深奥、太难理解了，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又有谁会去关注它们呢?”

　　我的回答是：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科学说明和理论澄清，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又将何在?如果这些问题都成了“是是而非”的理论游戏，那么大白话的马克思主义科普，其理论依据又在哪里呢?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

　　现象是直观的，容易理解;而本质却并非一目了然，所以难以把握。问题是，如果没有纯理论的本质分析，以为只要有生动的现象就可以OK了，那是庸俗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三)警惕“釜底抽薪”

　　这里，我还是要感谢费先生。虽然我研究纯理论的兴趣爱好，与他们制造的帽子无关。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动则拿“理论”教训人，我恐怕也不会用“纯理论”的话语，去澄清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去解蔽被屏蔽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费先生的帽子也有激励作用。这个激励作用，就在于它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那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

　　让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人放弃自己的立场，这固然很难。但是，让他们“打掉了牙也只能咽到肚子里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的题中之义。这里面有一个理论的表达方式，以及理论的言说方法问题。

　　一般而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是科普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纯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某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却往往利用学术垄断的话语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展开屏蔽和歪曲。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须占领纯理论的阵地?因为在学术话语的屏蔽和歪曲下，某些专家一直在理论源头上动摇科普马克思主义的根基。

　　这就是“釜底抽薪”。

　　我必须指出，在当下流行的话语体系中，最“高明”且最“科学”的歪曲和屏蔽，已经形成了三个“重大理论成果”：

　　一是把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搬运到社会科学中来，从而衍生出否定历史必然性的一系列理论;

　　二是将计算机的经典逻辑和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作为“实证”的唯一标准，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三是以大数据和统计因果为依据，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必要性。

　　通过纯理论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被解构成了类似于量子力学中，那个神秘的波函数的迭加态：“过去时的”态与“现在时的”态。

　　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以及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命运，被“重大理论成果”解读成薛定谔著名思想实验中的那只“猫”：猫的生死完全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也就是取决于观察者的“最后一瞥”。

　　(四)结 语

　　我问大家几个问题：

　　——如果历史是“不确定的”，如果未来是“薛定谔的猫”，那么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还能成立吗?

　　——如果计算机的“抽象力”才是科学的抽象力，那么马克思的“抽象力”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如果“跑数据”无所不能的话，那么用“跑数据”能不能写出《资本论》?

　　——如果经济学的理论主张是“非中性”的话，那么按照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进行假设、演绎以及实证的计量经济学，又怎么保持自己的中性呢?

　　——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检验才是科学的“实证”，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质”，又在哪里呢?

　　如果这些“如果”都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那么且不说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又何以可能呢?

　　所以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应当努力解读并构建中特理论，更应该花些功夫整明白这些“如果”。

　　正是为了澄清这些“如果”，促使我不得不花费精力和时间去研究纯理论问题。于是，我陆续“纯理论”出如下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即将在《政治经济学评论》刊出)，

　　《“劳动决定价值”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即将在《学术月刊》刊出)，

　　《唯物史观何以“唯物”》(已在《社会科学研究》刊出)，

　　《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抑或历史目的论》……等等。

　　我的学生希望我把这些文章尽快挂出来。但是很抱歉，在期刊尚未正式发表之前，我必须遵守有关的版权规定。所以，待文章公开发表之后，在尊重且不影响发文期刊版权要求的前提下，我会把这些研究结果陆续在网上公布出来，供大家参考。

　　最后打一个广告：拙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即将在《政治经济学评论》刊出，之后我将以7集的形式在网上挂出来，欢迎方家赐教。

　　(2019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