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打开微信，首先映入眼帘的居然是陈小鲁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由得大感意外。怎么走得如此突然?
看到讣告和相关资料，才得知陈小鲁先生享年72岁，这在古代属于“古稀”，今天在他们这个阶层的老人动辄得享米寿、白寿的情况下，“古稀”还属“英年”，至少还应该有二十年好日子。
陈小鲁先生得享盛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是备受尊敬的开国元帅陈毅的三公子。
由陈小鲁先生的猝然去世，想到1972年陈毅元帅去世时，不过享年71岁！父子二人去世的年龄如此接近，令人嗟叹不已。
陈毅元帅，为中国革命、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外交事业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令人高山仰止。
陈毅元帅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有三个时刻格外耀眼，特别值得缅怀——
第一个闪耀时刻是1929年。
在当年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和红四军党内一部分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发生了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陈毅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采取了折衷主义立场。导致毛泽东落选总前委书记，并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红四军。
幼年时代的红军，因此面临夭折的危险。激流中的革命航船，也因为失去舵手而险象环生。
毛泽东离开后，红四军遭遇了军事上的失败，内部也因为失去领导核心而渐趋一盘散沙，这使年轻的陈毅迅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在向中央汇报后，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亲自致信毛泽东承认错误:“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并表示要亲手打到“八面美人”的“陈毅主义”。
陈毅的转变促成了毛泽东重回舵手岗位，并为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军队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命运。
第二个闪耀时刻是1936年冬天。
那年冬天，中央红军长征后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了20多天，此时他伤病在身，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献身革命的决心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却矢志不移。
陈毅在生死间不容发之际，写下脍炙人口的《梅岭三章》——
一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二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三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一组诗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其中洋溢的“旌旗十万斩阎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头须向国门悬”的豪迈以及“捷报飞来当纸钱”中对金钱富贵的蔑视，当时就令人热血沸腾，今天读来，仍感激情澎湃。
毫无疑问，《梅岭三章》将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
第三个闪耀时刻是1965年9月29日。
当日，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记者招待会已成为永恒的经典，同时也成了一把衡量中国外交的标尺。
元帅外交家在这场记者招待会上，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大国风范——
其一，是坚定明确的反帝、反霸立场。陈毅外长在回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可能时，铿锵有力的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其二，是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仗义执言。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面挥舞核讹诈大棒，一面又鼓吹核不扩散，意图保持自己的核垄断。陈毅代表已经掌握了核技术，并进行了两次核试验的新中国表示：“中国希望亚非国家自己能制造原子弹，多有几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更好。”并鼓励道：“原子技术，运载技术，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技术，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只要努力，完全可以掌握。”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逝世。毛主席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这是晚年毛泽东出席的唯一一次追悼会。
陈小鲁先生去世，网上有很多人写文章。对陈小鲁先生知之不多，只是有两件事情印象深刻：
一是2013年10月，陈小鲁先生以当年红卫兵的身份，组织“文革道歉会”，回母校向当年被他们冲击、殴打的老师鞠躬道歉，这件事赢得了自由派掌控的主流舆论的一片赞扬。
事后看来，这次道歉有两点值得认真思考：
第一点，很快就有文革研究学者指出，殴打教师，并非“文革”，而是“反文革”。不仅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革纪律要求，而且涉嫌为了“保爹保妈”而转移斗争大方向。所以正确的道歉方式不是“为文革道歉”，而是“为干扰文革道歉”；
第二点，当时，“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由于体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精神【点击阅读】，已逐渐有成为新主流共识的趋势，陈小鲁先生以“过来人”的身份进行道歉，实际上是一种坚持“互相否定”的政治宣示，至少客观效果是这样的。
二是关于陈小鲁先生的财富及财富的来路，坊间一直有各种传言，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小鲁先生才是真正的中国首富。对此并未调查，不能妄议。但想来陈小鲁先生已跻身巨富之列，当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多少有一点尴尬了。
当然，这并非陈小鲁先生的尴尬，而是陈毅元帅的尴尬，甚至是革命的尴尬了。元帅为了革命出生入死，当然是为了天下穷苦人求解放，而不是为了一己之富贵。
陈毅在梅岭死不旋踵之时，想到了捷报飞来当纸钱；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想到了“我的儿子”会为了保卫祖国而和美帝国主义作战；唯独没有想到的是儿子会成为巨富。
当然，元帅是无辜的，革命也是无辜的，但元帅的后人、革命的后人成了巨富，也不能不使革命蒙尘，这也就难怪历史虚无主义会如此猖獗。
没有谁比毛主席看得更深远——革命，内在的包含了继续革命的命题，否则革命必遭背叛，不过是换一批人做富人罢了。
去年到俄罗斯，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墓前，再次想起了他的惊世之问：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
此时此刻，也想起了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其实卡内基还应该补充一句：“也是一种愚蠢，你反正一分钱也带不走。”
陈毅元帅去世，毛主席亲自出席追悼会，这是元帅的无上荣耀，也是对他革命一生的充分肯定！在历史和人民面前，陈毅元帅将永远受到尊敬。
陈小鲁先生去世，物议汹汹，是是非非，并未给父亲增加荣耀，父子二人，泉台相遇，会有一番怎样的对话?
像父辈那样“投身革命即为家”，一辈子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服务？还是利用父辈的余荫混个富贵？
这个问题，让所有“二代”们自己去回答吧，人民的只管观察、评判、并做出自己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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