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论金融危机(15)：居安思危——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原编者按：本文是思想火炬独家推出的“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系列文章的第十五篇，原文分两期刊登于《红旗文稿》2015年第22、23期，原题为《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须居安思危，坚定信心》。

　　作者指出，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这是我们进行科学顶层设计中亟待弄清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客观现实问题。”“金融帝国主义决不是一种暂时现象和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最高即最后的阶段。尽管时代的主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金融帝国主义决不仅仅是一个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更根本的是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的问题。金融帝国主义的历史，决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就结束了的，而可能要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随着世界长期积累的各种各类矛盾的不断深化，我们这个世界就可能进入真正的‘一个更加动荡和跳跃、充满灾变和冲突的时代’。”

　　作者指出：“如果平心静气谈论世界大势，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看到和承认，现在，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金融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忙着‘收获’其金融霸权所‘创新’的金融及其各种衍生品的暴利。当金融帝国主义把全球几乎所有财富都数据化为金融及其衍生品并装入自己私囊之后，生存权遭到最终剥夺的全球占绝大多数的人们必然要叩问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这种情势下，资本要么忍痛改良，相对缩小仍在急遽拉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权宜之计下增加社会相对的有效需求，以推迟自己的灭亡；要么在当下就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现在就开始走向死亡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一旦踏入金融帝国主义之路，也就是踏上了死亡之路。在通往死亡之路上，改良，仅仅是延缓死亡的策略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金融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作者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总资本家’的时期正在发生新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家机器，都已不是自身完全意义上的全部‘法人’，它们正在进一步强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奴仆和代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各资本主义强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真正主导我们这个地球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是操纵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背后的以极少数人为主导的日益联合成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权，互相勾结，互为补充，一起构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人权高于主权’可以从这一跨越民族国家形式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中找到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美国在这一跨越民族国家形式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中，是核心和主导。这一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当然同样会相互‘倾轧’、‘争霸’，但是他们也会依靠直接结成鲜为人知的神秘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直接操纵各种国际组织，以企图达到极少数人永久掌控和享用世界上愈来愈少的各种资源之目的。竞争与垄断是资本主义相互交替的规律。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神圣同盟在全世界人民的反抗面前，在它们自己争霸的倾轧之中，将无法最终摆脱其失败之命运。”

　　作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世界上各种各类矛盾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蕴聚、激化，必然导致金融帝国的‘乐极生悲’和世界人民的‘悲极生乐’。历史辩证法正在向着人们展示，在21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希望迎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再一次英姿勃发的大好机遇，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劳动阶级怎样发挥着波澜壮阔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也决不是社会主义，但是贫穷和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社会主义。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叶前后将要诞生一大批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

居安思危：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说明时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大家来自不同部门和单位，都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1]

在上述要求中，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顶层设计”。而什么是“顶层设计”呢？接着他作了精辟的阐发：一是符合党和国家的全局事业，二是符合党和国家的长远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全局是指空间，长远是指时间；空间＋时间＝历史。强调全局和长远，而不仅讲局部和眼前，特别不仅仅只是讲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自己的任期内，这才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真正全心全意和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机统一。全局事业与长远事业相加，也可以说就是宏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而真正要树立全局与长远观念，搞好我们的“顶层设计”，不仅需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迫切需要正确认识我们当今所处的列宁所界定的时代。

不管承认不承认、正视不正视、认识不认识列宁所界定的时代，但它都时时刻刻都存在于我们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亟待统筹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们进行科学顶层设计中亟待弄清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和客观现实问题。

　　科学判断时代性质，是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战略策略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带有根本方向性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认清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仅对于进一步认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正确应对其和平演变即西化分化的图谋，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且对于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何谓时代及时代主题?这是讨论当今我们所处时代必须首先要明确的。

　　人们用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电力时代甚至“互联网+”时代等;人们也用主要产业和产业的产值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准，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

　　马克思、恩格斯用占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来确定和划分“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社会发展形态，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时代”这一概念。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他所说的时代，是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划分的独创，是对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阶级本质特殊表现形式认识的独创。列宁明确指出：“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2]

　　列宁有句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3]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时代”作出了具体分析。按照列宁划分时代的标准，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分别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商业资产阶级，二是工业资产阶级，三是金融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同时相对应把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分别细分为三个较小的历史时代：一是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二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同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集中并日益融合为金融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则是垄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时代。

　　依据列宁的思想，我们还可以作如下判断：时代，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是处在时代中心的特定阶级，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发展方向和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处在时代中心的阶级本质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改变，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改变，那么时代的主要特点即时代主题也就会跟着发生改变。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就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大的历史时代”、时代，常常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则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转换，由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变化，其时间相对“大的历史时代”、时代则要暂短很多。因此，时代与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无疑有着本质的区别。时代规定着自身所特有的不易被人们所直接感知的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是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的上一个层次的问题，而时代问题或时代主题则是易被人们感知的特定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的多样的外在表现形式。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更不是相反。现在理论界有的同志把时代性质与时代问题或主题混为一谈，把时代性质的本质内涵与时代性质本质内涵的外在表现形式混为一谈，就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来。

　　列宁当时所讲时代的国际关系是围绕着战争与革命展开的，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形势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推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和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运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为时代主题的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到来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正是由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演进，国际资产阶级虽然仍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性质，但国际资产阶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战争的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和平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苏共二十大后苏共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战争的力量又得到了增长。还有，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包括独立自主研发“两弹一星一潜艇”的问世，随着美苏争霸和苏联对中国企图进行军事打击的企图而引起的中美关系的松动，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逐步倚重，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等等，总之由于这些“历史的合力”，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使得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转换为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毅然决然地抓住这一时机，力主集中主要精力，搞好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搞好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30多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这充分展现了邓小平作为伟大政治家、战略家敏锐的政治目光和果敢的政治魄力。

“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都是处在资本帝国主义或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同的历史时代内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时代问题。“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又属于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关系，永远处在既矛盾又统一并最终发生质的变化的历史运动之中。矛盾的核心或者说主要矛盾就是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当然，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有“多种多样的层次”。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国际资产阶级。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依然处在时代的中心，当今时代依然是“资产阶级时代”这一大的历史时代，同时又是资产阶级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中“金融帝国主义”这一相对小一点的历史时代，还要看到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看到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到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就是我们对于时代性质判断的“两点论”。看不到前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仍然很强大，我们就可能在时代性质判断上犯“左”倾错误，就可能盲目乐观，急于跨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放弃在一定条件下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机会，与西方国家搞全面对抗，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犯“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错误，甚至“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把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看不到后者，看不到国际资产阶级即金融帝国主义的相对下降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总体上升，看不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就可能在时代性质判断上犯“右”倾错误，就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丧失信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伟大理论就会失去立论的前提和理论的基础；丧失对金融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必要的警惕性，甚至重蹈苏联亡党亡国之覆辙。

在马克思主义的字典中，对于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片面和静止地去理解，而是从矛盾运动、对立统一、相互转化中去理解。正如所列宁所指出的：“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4]“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斗争形式。正因为处于“大时代”之中的时代主题不会凝固不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何时转化，如何转化即转化的空间方向、方式和具体内容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二

　　如何对时代主题进行判断?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使用“时代主题”这一提法，而所使用的是“时代问题”。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5]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又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6]虽然邓小平自己始终没有直接使用过“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提法，但在1989年5月31日他明确肯定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7]而党的十三大报告则指出：“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更多了。”[8]十三大报告中虽没有正面论述但却出现了“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这一明确的表述。这说明，邓小平是赞成“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这一提法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正式表述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9]。其间历经党的十五大直至十八大，这一提法基本上没有变动。十八大的表述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10]

　　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间接肯定“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后，则又多次强调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中存在的问题。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1]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又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2]可以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所要解决的两大课题，但更是跨入21世纪后我们所竭力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两大问题极有可能变得更为严重，也决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所发生的转化。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两大问题”，决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乃至更长一点的历史阶段所能轻易解决的了的。原始社会存在100多万年，奴隶社会存在1600多年、封建社会存在2000多年，资本主义社会方才存在370多年，尽管现在历史加快了自己的发展步伐，但我们没有理由更没有力量让资本主义现在就寿终正寝。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强国只要主导着我们这个世界，这两大主题、两大课题和两大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战争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列宁的判断依然科学而准确：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十多起较大的局部战争，都直接间接与帝国主义大国有关。之所以说世界和平有希望，主要是说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世界和平既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追求，对帝国主义的现象和本质的认识、对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策源地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处于衰退之中，世界多极化也在深入发展，美国称霸全球常常是力不从心。鉴于用“和平演变”的办法在苏联获得成功，它们今后将主要运用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等霸权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对其它发展中国家搞“颜色革命”，以企图达到永久称霸世界、掠夺世界之目的。正因如此，世界和平的整体总格局仍将会维持一段时间。

　　列宁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现在(约从20世纪初开始)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时代，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13]列宁之所以作此判定，主要是依据当时世界存在着以下三个基本矛盾：一是包括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三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这些基本矛盾的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深刻变化，决定着时代的性质和基本特征。

　　为了深刻理解列宁的时代思想，有必要重温列宁的相关论述。1914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一切而转向衰落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并非……虚构而是存在于实际关系之中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14]在1915年底和1916年初，列宁还明确指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15]1916年初，列宁又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16]接着，他在1916年上半年的著名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十分明确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17]“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18];“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19];“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主义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20]笔者认为，列宁当年在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金融帝国主义的简称；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简要表述；我们常说的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也正因如此，我们说，如果使用列宁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直接、更加深刻地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有助于深刻认识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有助于科学地找到应对的战略举措。

　　重温列宁上述一系列论述，我们还可以对迄今为止的资产阶级的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这三个时代作如下分析：在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均处于上升时期。尽管它野蛮、冷酷、无耻，但它打破封建藩篱，到处开拓市场，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对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随着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的到来，从总体上来说，资产阶级则逐渐步入了寄生、腐朽、反动和没落的历史阶段。列宁明确判定金融帝国主义“这个时代将延续多久，我们无法断言”，这一判断同样完全正确。我们虽然无法断言金融帝国主义这个时代能够延续多久，但有一点则完全可以肯定，这一时代决不是以几十年甚至百多年为单位，而至少是以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为单位。人们对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诘难，就是把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看短了，是以百年甚至几十年为单位来衡量列宁对错的，从而得出了列宁所说过时的结论来。其实，这不是列宁所做判断的过错，而是我们理解上的偏狭和过错。

　　当今时代无疑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但这决不是历史的终结。1917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21] 1918年，列宁又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22]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的到来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与唯物辩证法表现出的两面。我们之所以说当今时代仍然是列宁当年所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而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要是二战之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世界的三个基本矛盾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并在新的形势还有所激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缓和了，但都没有消失;国际垄断资本有了新发展，其间的矛盾有了新的表现。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原有殖民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迫使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剥削和统治方式，从而矛盾转变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集中曾经表现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主要表现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各国又表现为贫富两极的急遽拉大，这就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如果平心静气谈论世界大势，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看到和承认，现在，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金融帝国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忙着“收获”其金融霸权所“创新”的金融及其各种衍生品的暴利。当金融帝国主义把全球几乎所有财富都数据化为金融及其衍生品并装入自己私囊之后，生存权遭到最终剥夺的全球占绝大多数的人们必然要叩问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在这种情势下，资本要么忍痛改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就主张在维持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对资本的高征税以对金融帝国主义实行改良），相对缩小仍在急遽拉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在权宜之计下增加社会相对的有效需求，以推迟自己的灭亡；要么在当下就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现在就开始走向死亡之路。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主义一旦踏入金融帝国主义之路，也就是踏上了死亡之路。在通往死亡之路上，改良，仅仅是延缓死亡的策略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金融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随着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各种基本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如影相随，接踵而至，这也正如手心手背或者是钱币之两面须臾不可分离。前几年发生的以美国“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政治行动，便是这一矛盾重新尖锐的突出表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个决定时代性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消失，反而在特定条件下有所激化，这更加彰显了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存在。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使美国成为剥削、掠夺全世界的唯一金融霸权和超级帝国主义国家，并在世界上引发一次又一次金融其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摆脱这些危机，它们首先要把这些危机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已经在这么做了，并且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功。与此同时，它们还会并必将继续在世界各国、各地进一步挑起各种各样的冲突、战乱，甚至赤裸裸地对外发动战争，其寄生性、腐朽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不仅是长期的，其进程不仅是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列宁曾明确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23]对苏联东欧的剧变，对当今社会主义的低潮，完全可以作如是的理解。

　　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列宁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像“涅瓦大街的人行道”那样“宽阔、畅通、笔直，在走向胜利的途中根本不必承受极其重大的牺牲，不必‘困守在被包围的要塞里’，或者穿行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24]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是要经过漫长的、艰苦的道路”[25];革命在发展中既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迅速发展时期，也会有“‘和平’龟行发展”的“政治消沉”时期。[26]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此，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消沉时期的这一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甚至要告别革命，它仅仅是时代不同发展阶段上主题的变化。列宁说，“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要利用政治消沉”时期“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27]

　　毫无疑问，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加速推进，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与资本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进而使得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邓小平和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从对国际环境的认识角度为把我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决不能轻易发生动摇。应该说，2008年底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但是，也决不能轻易据此就认为时代的根本性质发生了改变，“直把杭州作汴州”。

　　几年前，有的同志提出了“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观点。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时代和时代问题、时代主题或时代潮流尽管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但是，两者所特有的内涵和特指的范畴都是特定的。作为子系统的时代的问题、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潮流不能随意顶替作为母系统的时代。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是充分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二是明确提出了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实现任务和目标所应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三是指明了在大的时代背景中，有可能争取到的甚至是有可能利用的时代主要特点的历史机遇。正因如此，我们说，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还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在谈到和平与发展时，邓小平都称之问题;当然，如前所述他也赞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提法。但是，时代和时代主题是不应混淆的，也是不能随意顶替的，否则，就可能走到问题的另一面。

　　提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同志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和平与发展是相对于世界大战而言;只要不打世界大战，便可称之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但资本主义兴起后，仅有20世纪上半叶发生两次共10年的世界大战，那么，除这10年外，是不是都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美苏冷战对峙时期，特别是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倾其国力进行战备的准战争时期是叫和平与发展时代还是叫别的什么?处在战争时期的朝鲜、越南、波黑、南斯拉夫、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和我国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时，算不算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呢?观察、理解和判断时代，不应机械地从战争进行时间的长短和两个战争间歇期的长短来确定。毫无疑问，战争与和平都有不同阶级和力量的主导即性质的不同，又是对立统一和质变与量变的关系。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从时间而言，从整体而言，相对温馨的和平时期是常态，而血与火的战争却是短暂甚至极其短暂的。但是战争一旦发生，既会给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十分巨大的灾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导致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新生。这正如同经济危机与经济发展时期一样，经济发展是常态，经济危机是非常态，但短暂的经济危机的非常态的发生，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较长甚至很长时段的极大的苦难，又可能促使一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走向觉醒和振兴。

　　还有的同志认为“对时代的判断，源自对时代特征的深入分析”。这实质上是颠倒了时代与时代特征的决定与被决定作用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时代决定时代特征，而不是时代特征决定时代。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来没有否定当今世界时代的性质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恰恰相反，他们都直接间接肯定了这一时代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1969年3月，毛泽东在召集有关人员的碰头会上明确指出：“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28]而早在1960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拉丁美洲12国兄弟党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不同的解释，发生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个论断合不合用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概括说，列宁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帝国主义特征没有改变”。[29]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陈云在1989年十分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30]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31]2005年，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人类实现普遍和平、共同发展的理想还任重道远。”[32]2013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33]不仅毛泽东、邓小平，而且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上述论断，都直接间接肯定了当今世界仍然是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总资本家”的时期正在发生新变化，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国家机器，都已不是自身完全意义上的全部“法人”，它们正在进一步强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奴仆和代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各资本主义强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真正主导我们这个地球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是操纵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背后的以极少数人为主导的日益联合成为一体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各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权，互相勾结，互为补充，一起构成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联盟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人权高于主权”可以从这一跨越民族国家形式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中找到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美国在这一跨越民族国家形式的“新型全球性的国家机器”中，是核心和主导。这一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内部，当然同样会相互“倾轧”、“争霸”，但是他们也会依靠直接结成鲜为人知的神秘组织，运用各种方式控制甚至直接操纵各种国际组织，以企图达到极少数人永久掌控和享用世界上愈来愈少的各种资源之目的。竞争与垄断是资本主义相互交替的规律。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神圣同盟在全世界人民的反抗面前，在它们自己争霸的倾轧之中，将无法最终摆脱其失败之命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晰看到，列宁所讲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是特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和各种矛盾积累激化到一定阶段并由此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的一定历史时期。金融帝国主义决不是一种暂时现象和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也是最高即最后的阶段。尽管时代的主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金融帝国主义决不仅仅是一个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更根本的是属于经济基础领域的问题。金融帝国主义的历史，决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就结束了的，而可能要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随着世界长期积累的各种各类矛盾的不断深化，我们这个世界就可能进入真正的“一个更加动荡和跳跃、充满灾变和冲突的时代”[34]。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错误地等同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虽然可能是由于没有正视客观现实的良好愿望使然，但这必然会犯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或其它什么错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认清这次仍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找不到正确的应对之道。如果在时代性质及时代主题上发生误判，将会对“党和国家的全局事业”“长远事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甚至犯下不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三

当今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与列宁当年所揭示的金融帝国主义相比，其表现形式和特征却已经还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世界多极化也加快了自己的步伐。

　　小结：1、高度重视对时代问题的研究。对时代问题的认识紧紧联系着我们的最低和最高纲领。有同志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只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行了。甚至有的认为，只要提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当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政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各项政策。但是，我们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特别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35]这也就是说，没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必然是三心二意。我们承认，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并有着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段。但我们坚信其最终必然实现。这恰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不容置疑。没有共产主义这一社会的最高理想，现实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毫无疑问，我们没有必要把共产主义这一词句天天挂在嘴上去“空谈”，更多的却应是脚踏实地去“实干”，并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中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进而指导我们的实践。而要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有机有效结合与统一，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时代问题。

2、当今时代仍然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真正弄清所处的时代，不仅是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各种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各种战略和策略的理论依据和前提。正如列宁所讲：“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判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之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36]当今时代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这是时代性质的主导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甚至统治全球的时代。尽管这一趋势在减弱，但仍然没有质的改变。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决不能把这一时段看轻了，看短了。认为当今时代已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就是把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时代看轻了、看短了。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和与金融帝国主义合作、竞争、博弈本质上是较量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当今世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70多万亿美元，而债券市场则为95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000倍以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价值则达到466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6657倍还多，世界上每24小时流动的资金总额就相当于一年全球GDP的总值。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拥有金融霸权这一经济基础，也就拥有了其它霸权的各种手段。现在，美国经济开始有所复苏，这标志着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正在并将继续把自己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转嫁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欧盟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从总的历史趋势讲，资本帝国主义无疑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纸老虎，在战略上和本质上，我们必须这么看。因为这是规律和未来必然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必然记住列宁如下的其它论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是最高阶段》里明确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37]甚至会出现“惊人迅速的发展”。[38]因此，在战术上看，金融帝国主义又是真老虎、铁老虎，真老虎、铁老虎是要吃人的。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的大党大国不是被吃掉了吗？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高度警惕，认真应对，不能有丝毫马虎。只有认清金融帝国主义既腐朽、垂死又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惊人迅速的发展这一重要特征，我们才可能头脑清醒、积极主动地准备各种复杂形势的伟大斗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赢得主动。

3、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没有变化。一是美国已踏上衰落之路。尽管这一进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二是世界多极化正在深入发展。比如，截止到2015年3底，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地区)总数已达52个，其中31个国家已成为正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筹建迈出实质性步伐。三是各大国各战略集团都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之道、之妙。所以，可以较为肯定地说，较大规模战争在未来三、五年内极可能打不起来。在人类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相当长的共处阶段，相互间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合作、竞争、博弈直至较量；合作、竞争、博弈直至较量的本质与实质，则是阶级的国家的经济利益，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在各种较量的形式中，也决不排除赤裸裸的战争这一政治的最高手段。2015年5月20日，美军一架侦察机2突然飞越中国正在开展建设的南海岛礁上空，遭到中国海军的8次警告。这一态势，在特定条件下，有可能变成中美两军的“新常态”。但我们更要警惕的是，是由金融帝国主义者挑起的代理人战争。比如，中日、中菲、中越甚至朝鲜半岛等等之间的战争。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中国是世界和平的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主动把握“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辩证统一及其相互转化。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深化，这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彰显独特的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优势。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昂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我们应坚定信心，坚持开展全方位外交，坚守合作、共赢的底线，在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同时，应努力构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巩固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我们应长期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避免一切战争，但也要下决心做好一切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立足打赢捍卫祖国领土和海疆的任何一场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拓展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安全环境，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

4、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是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时又有着“和为贵”与“求同存异”的优良民族传统，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还处于低潮，这都要求我们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最大力量争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如此，就要犯下无可挽回的重大错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金融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首先和主要是金融霸权。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根本表现，也是其它霸权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一经济基础，其它霸权将不复存在。二是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和贸易上的规制霸权。这是金融帝国主义霸权在经济上的两个翅膀。三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的意识形态霸权。意识形态霸权中，历史虚无主义不仅是其主力军，而且是为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所谓“宪政”和普世价值等各种错误思潮的开路先锋。四是军事霸权。军事霸权则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柱石、后盾与护身符。

　　笔者认为，现在，美国在全球有四个战略伙伴同时更是战略对手。在欧洲，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俄罗斯。美国通过乌克兰冲突，让这两个对手相互牵制制约，从而企图逐渐把自己的战略重点转到亚洲。在亚洲，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美国企图通过东海甚至南海，让日本与中国相互牵制制约，从而在今后一些年内腾出主要精力以对付中国。美国为何要搞亚太再平衡?关键是中国的和平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对它具有极大的潜在威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十八大后，美国企图在中国最高层搞苏联式的“和平演变”的希望完全破灭，所以正在改变其战略策略。美国在今后一些年内仍会对我进行“硬施压”，比如在东海、南海，但不会与我直接“迎头相撞”(基辛格语)，因为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已经直接较量过，最多是鼓励、唆使和支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甚至印度等与我“相撞”。它们好在几头贩卖军火。我们在警惕金融帝国主义军事霸权的“硬实力”即“硬战争”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广义上的战争，即硬战争+软战争。软战争有三种形式，即金融战、规制战和意识形态战，其中更为现实和直接的是金融战和意识形态战。在当今中国的金融战，集中体现在股市、期货、汇率等各种金融衍生品上，而意识形态战则集中体现在几亿网民手机的微信上。美国一是通过意识形态特别是网络，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二是通过制造金融风暴把我们的经济搞乱和社会搞乱，从而利用所谓的民意“乱中取栗”，进而在适当时机改变我国政权格局，扶持戈尔巴乔夫之类人物上台，然后再逐渐改变我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2015年6月，中国股市开始的激烈动荡，值得我们深思反思与高度警惕。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和就业压力的到来，西方敌对势力在今后三、五年内可能会更加倚重金融战和意识形态战这一战略策略。对此，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美国在苏联搞得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在我国则是要搞“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也就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与本质。

5、辩证看待形势，居安思危，坚定信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一次专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一次专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意味深长。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入当今世界依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放入世界动荡重组的多极化的视野，放入近14亿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便可以更加感知，这是一项无比宏伟壮丽的事业。宏伟壮丽与艰辛曲折必然相伴，不相伴便称不上宏伟壮丽。我们既要努力抓住当前各种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同时准备迎接当前各种世所罕见的严峻挑战。有这一思想准备，会比没有这一思想准备主动的多。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资本主义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美国已踏上衰落之路，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力量也处于曲折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创和取得伟大成就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今时代既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又是由十月革命开始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一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根本原因则是我们所从事的是多数人的为着多数人的真正正义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9]所以，多数人的人民的正义事业最终是要必胜的。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世界上各种各类矛盾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的蕴聚、激化，必然导致金融帝国的“乐极生悲”和世界人民的“悲极生乐”。历史辩证法正在向着人们展示，在21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希望迎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再一次英姿勃发的大好机遇，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全世界劳动阶级怎样发挥着波澜壮阔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贫富两极分化也决不是社会主义，但是贫穷和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社会主义。可以预言，在21世纪中叶前后将要诞生一大批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之所以作出这一乐观预言，根本依如下：从一定意义上讲，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互联网+”为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未来几十年内，必然会出现一批又一批的无人工厂，并必然带来工人大量失业，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进一步急遽拉大，社会矛盾必然进一步激化。现有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及分配关系越来越容纳不下“互联网+”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必然呼唤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全党同志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全国人民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依据所在，是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所说的“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的深意所在。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入手，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逐步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

面对世界新的大好机遇，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发问：金融帝国主义的秋天极有可能即将到来，若果真如是，世界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的春天，还会很远吗？当然，在我们迎来世界社会主义艳阳天之后，也决不排除出现新的曲折与挫折，世界社会主义就是在多次甚至像苏联亡党亡国这样大的曲折、挫折乃至苦难中不断凯歌行进的。这就是历史发展的铁则。

　　[1]《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1988年版，第143页。

　　[3]《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4]《列宁全集》第2版 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版，第2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96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281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3年版，第296页。

　　[8]《十三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7页。

　　[9]《十四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35页。

　　[10]《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

　　[13]《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1985年版，第474页。

　　[14]《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1988年版，第36页。

　　[15]《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1990年版，第142页。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1990年版，第254页。

　　[17]《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1990年版，第400页。

　　[18]《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1990年版，第403页。

　　[19]《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1990年版，第361页。

　　[20]《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1990年版，第374页。

　　[21]《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1985年版，第474页。

　　[22]《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1992年版，第278页。

　　[23]《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1988年版，第143页。

　　[24]《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1985年版，第55页。

　　[25]《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1992年版，第410页。

　　[26]《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1992年版，第78页。

　　[27]《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1992年版，第78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2013年12月第1版，第233页。

　　[29]《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62页。

　　[30]《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370页。

　　[31]江泽民：《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

　　[32]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9月15日于美国纽约，《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33]《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34]《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1990年版，第141页。

　　[35]人民日报2015年9月12日。

　　[36]《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37]《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页。

　　[38]同上，待查。

　　[39]《毛泽东选集》，(《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

（原文分两期刊登于《红旗文稿》2015年第22、23期）

（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