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我们严词谴责乌托邦、理想主义，“现实”越来越强大，“理想”和幻想失掉了自己的位置。很少像这个时代这样，没有为理想留下丝毫空间。理想、观念和激情曾经经历过巨大的创伤和彻底的失败。在1989年之后，我们对正义和理想彻底失去了信心，而一个失去正义的国家，是黑暗的国家，是绝望的国家。这种黑暗和绝望奇妙地转变成为1990年代物欲的疯狂。我们闯入了一个无根、无道、无法的“消费主义”天堂。
旷新年：中国声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正在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全世界和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都各有各的看法，这些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大相径庭。199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阐释中国的焦虑”。解释和命名是一种掌握和控制的方法。每一个人看到中国的不同方面，每一个人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一位外国人说，在中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中国也许用得着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延续了将近30年。“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早已经从大学毕业了，他们一出生就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之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历史的了解完全来自于“伤痕文学”的叙述。我们不得不超越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眼光。
刘继明：民间曾经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今天的中国是最坏的社会主义加上最坏的资本主义。1979年以来，“社会主义”被官方意识形态定义为“发展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同样作为一种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的社会制度，它跟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邓小平当初提出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也许更多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和权宜之计，可当中国社会出现因片面发展经济带来的诸多现实矛盾之后，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就暴露出来了，如何化解这种危机，不仅涉及到怎样评价今天的中国社会，还关系到如何破解当前面临的一系列思想难题。
旷新年：改革开放以来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5000年文明史上最剧烈的巨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道德都急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迅速地造成了最严重的地区和阶级分化，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这里发生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快速释放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分享了它。“改革开放”可以1989年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1980年代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1990年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在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构造了“自由与民主”、“效率与公平”的对立，以“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和“平等”，以“效率”的名义将腐败合理化。“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最广大的社会群体第一次沦为了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利益集团已经结成紧密、稳定的联盟。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上层和一个被全面剥夺的下层。这种两极格局已经定型。社会学家将当前的中国称为“断裂的社会”。中国的形象是非常矛盾、暧昧的。“中国形象”与社会基础严重断裂。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现在中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中国有着迅速的经济增长，巨大的生产能力。在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国崩溃论”的论调已经谈论了十多年了，但是中国却至今没有崩溃。在中国，专制与自由同体，暴富与贫穷携手，乐观和悲观并存，希望与失望共生。
刘继明：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状况，显然是“左翼文学”产生的重要现实基础，也是左翼思潮在消失二十多年之后重新崛起的一个历史诱因。但严格来说，“左翼文学”并非始于《那儿》这篇小说，更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新的左翼文学迄今只有《那儿》这么一部孤零零的作品。实际上，左翼文学真正复苏的信号应该是黄纪苏创作的戏剧《切.格瓦拉》。有人可能还记得《切.格瓦拉》刚上演时那种空前热闹的情景，但这部作品的影响起初仅限于戏剧领域和一些城市青年亚文化群落，很少有人将它同当时的中国思想境遇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实，《切.格瓦拉》的意义就在于它修复或重新激活了失传多年的革命文学记忆，将无产阶级美学传统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姿态和先锋的面目并置到中产阶级文化正方兴未艾的21世纪之初。但由于它一开始就采用的那种商业运作方式，多少削弱了其隐含的异端思想锋芒，而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化符号和标签。可以说，《切.格瓦拉》以另一种形式呼应了当时正处于上升势头的“新左派”，尽管该剧的某些主创人员如导演张广天对“新左派”理论并不认同，甚至公开指责过新左的某些学者和理论主张，但那显然只是新左内部的一种表达策略上的分歧，在精神实质上他们是一母同胎的。
应该承认，新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创见的思想群体，其代表人物身份的芜杂和思想资源的各执一词，都无法掩盖自身的含混和游移不定，他们当中既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信徒，也有民族主义的追随者，更有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这种现象不仅使他们看待中国问题的方式千差万别，也导致了对中国社会的不同认知态度，因此，新左的批判力度远没有一些人想象那样强大，足以从各个层面对中国社会构成了实质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的抗衡和“阻击”力量，而是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都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犹太裔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在分析美国的右翼力量为什么长期居于主流时曾经指出，右翼知识分子与活动家往往能表达简单、明确和坚定的政治理念，而左翼知识分子缺乏这种确定性，因为左翼已经不再拥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支持，他们不再敢轻率地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发表批判见解，却只能针对(诸如教育、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或者公民自由等等)具体问题做局部讨论。左翼知识分子好像失去了完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似乎应验了福柯的论点，“普遍知识分子”已经消失，只剩下了专家。但在意识形态谱系的另一端情况恰恰相反，“普遍知识分子”正生意兴隆：他们的“自由市场理论”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可以使其信奉者对所有问题抱有“归根结底”的见解，再结合美国主导民主化的理论，以及上帝神圣支持的信念，他们甚至自信对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问题都有简单明确的答案。迈克尔·沃尔泽虽然针对的是美国的状况，但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左翼为什么始终局限于精英知识圈，而很少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当中，乃至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支配性的影响了。
当然，中国的新左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嬗变的过程，它真正在中国语境下产生实质性影响还是近两年，尤其是你上面列举的如国企改革和三农问题引发一系列严峻的社会矛盾之后，随着一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积极介入，新左所倡导的价值观才逐渐引起全社会和国家决策层的关注。到最近频频掀起的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物权法及改革问题的争论，更是对这些社会矛盾和难题的一次集中回应。
旷新年：改革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底层的出现。正如蔡翔在散文《底层》中所写的：“权力和金钱可耻地结合。‘穷人’的概念再一次产生。”在讨论《那儿》的时候，许多人将它与所谓“底层叙事”联系起来。陈晓明发现，底层的苦难成为当今小说叙事的主体故事，同时对底层苦难表现伴随着仇恨与暴力。邵燕君在《“底层”如何文学?》中说，2005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了当前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见到“底层”的影子。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极端化，“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
你在《天涯》2005年第5期发表的《我们怎样叙述底层?》中也提到，“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文学界到大众媒体，都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底层问题浮出水面，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你批评底层叙述将“底层”抽空，变为中性的、祛除了意识形态和历史内涵的“弱势群体”等词语，化为人道主义修辞，而作为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的同特定的现实语境的复杂纠结和粘连却被连根斩断了。
“底层”问题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是道德化的倾向，也就是你所说的“底层秀”。正如你所说的，如果所谓“关注底层”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还不如让底层问题仍旧回到那个被遗忘和抛弃的历史角落。另一种倾向就是审美化。“苦难”和“底层”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对“底层写作”、“关注底层”这样的说法，我一直怀疑和不信任。有一次，我对一位朋友说，底层写作要用鞭子狠抽。
刘继明：蔡翔的《底层》发表于1995年，但为什么距今整整十年之后又重新引起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随着中国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拉大，人们开始强烈意识到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的紧迫现实意义。这是新左焕发出广泛社会影响的一个标志。但此时新左的话语资源也已经从原来的简单移植西马，开始转向对中国本土社会主义经验的重新认识和整理。要知道，曾经主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由于政治权力的非正常更迭突然中断的，尽管此后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几乎完全消弭和颠覆了这场激烈的社会运动，但其推行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并没有连根拔除，而是像种子一样蛰伏在许多人的精神深处，一旦遇上与之相适应的土壤，便会蓬勃生长起来。这从1990年代以后毛泽东热在中国一波接一波地兴起，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患均不患贫”找到更深层的精神基因。所以，“底层”才在近几年突然变成一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平等指数曾经居于世界前列，现在则已经退居到了130多名，不知不觉之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体的庞大的“底层”，而曾几何时，工人和农民还是这个国家引以为骄傲的“主人”。这样大的反差无疑是底层问题一经浮出水面，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根本原因。
尽管“底层”问题将中国潜伏多年的现实困境最大限度地公开化了，但这一概念本身还是存在着诸多歧义。现在无论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还是新左派都在谈论底层，但他们各自选取的话语姿态和解决方案都不尽相同，甚至南辕北辙，这都是“底层”概念本身的含混造成的。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底层”既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经采用过的社会分析方法，如葛兰西和卢卡契，也是那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家所认同的一种结构形态，最典型的就是社会学界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底层”问题不仅不能消解市场竞争的内核，反而证明了通过竞争形成不同的阶层，使利益在各个阶层之间流动的社会原动力。所谓平等只能是起点和机会上的平等，结果永远不会平等的观点，这显然只是新自由主义者们为其寻找合法的伦理依据的一个借口，但目前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连起点和机会最基本的平等也相距甚远。
所以，我觉得“底层”概念不仅无助于解释当下的中国现实矛盾，反而掩盖了其中的某些真相。前不久看到余华在一篇访谈里提到，汪晖曾经对他说，过去所有的阶级都消失了，却天天要讲阶级斗争，现在出现了这么多阶级，反而不谈阶级了，这似乎无意中揭示了我们现在面临的一种困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左翼文学的“复苏”，为我们叙述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途径。
旷新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全球左翼运动失败和沉没了。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如此踌躇满志过，甚至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了。今天对于资本主义的野蛮力量，左翼没有组织起任何有力的抵抗和狙击，对于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一种真正有力的批判力量以至可能性。全世界左翼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希望中国出现奇迹。我则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些奢侈。不久前，我看梁漱溟的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深有感触。1980年的时候，梁漱溟很乐观地说：“我认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转入社会主义。”他的话今天听来恍如隔世。因为今天社会主义已经被污名化了。几年前，钱理群老师说，“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可以继承、借鉴的一种资源。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今天不能成为一种资源?黄纪苏说，许多人觉得一丝不挂的资本主义要比三点式的社会主义痛快实在。社会主义有着可怕的历史负担和现实陷阱，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谈论“社会主义遗产”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困境。
不仅全世界左翼全面沉沦，而且中国的左翼也正处于分化之中。最近一两年，中国的政治似乎有一种左转的势头，但是，左翼思想却在进一步衰退和窄化。前不久，我丧气地发现一些左派的朋友急剧地转向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这种转变是“一国社会主义”必然的结果，在一国之内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国际，就没有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的，必须突破民族的局限。这种民族主义转向并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许多年以前，当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到民族主义是中国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起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民族主义与左翼思想之间最终的生死对立。有些左翼朋友表示要坚守原来的立场。但是，不进则退，非生产性的空洞坚守，思想的空间会不可避免地陷落。在2004年右翼思想开始颓败的同时，左翼思想也同样失去了动力。2006年，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丧失了思想的冲击力。
我们面临想象力贫乏和失败的问题，这种想象力的失败就像1960年代以后的苏联，最终导致政治活力的消失和民族的崩溃。当然，问题的根本在于，由于特定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国想象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今天中国在所谓“历史终结”的单极世界条件下远远不如1960年代当时两个阵营并存时代的苏联可以想象的空间。不过，另一方面，1970年代的苏联只剩下僵硬退化的官僚机器，这个体制选拔出来的是越来越平庸和无能的接班人，和苏联不同的地方在于，今天中国存在一个活跃的、生机勃勃的市场，即使这个市场是一个肮脏不公的权钱交易的场所。这个市场全面拥抱全球化，直接接轨世界市场，它充满着无数的越界交换和生机盎然的活力。我感觉到今天不论是所谓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着想象力的失败，都提不出任何新的有力的远景和方案。1990年代以来，我们严词谴责乌托邦、理想主义，“现实”越来越强大，“理想”和幻想失掉了自己的位置。很少像这个时代这样，没有为理想留下丝毫空间。理想、观念和激情曾经经历过巨大的创伤和彻底的失败。在1989年之后，我们对正义和理想彻底失去了信心，而一个失去正义的国家，是黑暗的国家，是绝望的国家。这种黑暗和绝望奇妙地转变成为1990年代物欲的疯狂。我们闯入了一个无根、无道、无法的“消费主义”天堂。
本文摘选自《“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一文。作者授权激流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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