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光”政策谁发明？国民党！

　　豫南的新县，解放前，这里叫“经扶县”，解放后叫“新县”，即便算上经扶县的历史，也不足百年。在本省兄弟县里，与县名动辄追溯到秦汉的相比，绝对是新的了。

　　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地处豫、鄂两省交界，南近长江，北邻淮水。由于地处要冲，又当豫鄂交通孔道，所以明人形容此地：“山谷高深可以备伏，关塞险隘足以固防。”

　　明清以来，新县县城所在地新集，成为南北物资的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更要在此歇脚，进行中途补给，这种区位优势使得新集一跃而成为光山（时属光山县）南部的商业重镇，甚至号称“光山第一富区”。

　　大革命时期，在武汉的文化辐射下，湖北籍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鄂豫皖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如火如荼。在党的组织领导下，贫苦农民揭竿而起，经过建党、建军、建政的大量艰苦工作后，最终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全国第二大的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

　　鄂豫皖苏区形成后，如何对该苏区进行集中统一领导，是苏区最高党政军机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换言之，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围剿”的恶劣环境下，选择一个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建筑物集中的地区，作为苏区首府所在地，成为当务之急。

　　新集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鄂豫皖苏区首府的最佳选择。究其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集地处大别山腹地，豫鄂两省边界，距国民政府重要城市距离较远，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易于打破省界，造成边界割据局面；其次，新集城墙坚固，东临小潢河，四周群山环绕，易守难攻。再次，新集位于鄂豫皖苏区中心位置，便于对整个苏区政治军事进行集中指挥和控制；最后，新集曾、刘两家大地主原来建有大量商铺、房屋建筑，可解决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办公、开会和居住的用房问题。

　　1931年3月，解放后的新集改称新集市。到次年1月，鄂豫皖苏区最高党政军机构全部落驻新集，中央分局决定将新集划为苏区的一个直辖市，新集市作为鄂豫皖苏区首府的地位得到确立。

　　1932年9月9日，由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新集失陷。

　　国民党反动派在占领新集之后，也有个现实考虑，要不要保留原有行政区划呢？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他们不想保留，但“剿”供的目的性，却不能不考虑。

　　其实不但新集，放大到整个鄂豫皖地区，都有这个问题。远离政治中心城市，加之地形十分复杂，造成行政管理上鞭长莫及，政府控制力微弱。如果不能实现有效控制，红军很可能“死灰复燃”，共产党势力的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了扑灭大别山区革命火种，更有效地控制大别山的革命人民，1932年底至1933年初，蒋介石下令将河南、湖北、安徽三省边沿地带分别建立了经扶、礼山和立煌三个新县治（1936年又增设岳西县），以强化其反动政权。

　　在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公报》（1283期，1933年11月10日）中，是这样说的：“因新集地处豫鄂两边，久成‘匪’窟。为‘绥靖’地方，谋永久治安起见，增置经扶县。二十二年（民国纪年，即1933年）九月十六日奉准。”

　　经扶是刘峙的字，刘峙时任军委会驻豫特派“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南省主席。蒋介石以此表彰刘峙在“剿”供事业中的“丰功伟绩”，同样的还有个安徽的立煌县（今金寨，原属河南地）。

　　这批“剿”供特设县，军事占领的色彩浓郁，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说白了，谁能屠杀人民，谁就是老大。以经扶县为例，前两任县长都是驻军派出的军事要员，第三任则以二十五路总指挥梁冠英兼任，同时兼任河南省第九区专员。基层的区长和保甲长，也由豪绅地主或户族较大的头面人物担任。

　　顺便说个题外话：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表彰胡宗南“攻占”延安，又搞了个“宗南县”。不过，当相关手续都办好，只等对外正式公布之时，延安已被我军收复，胡宗南仓皇出逃。连参与“共襄盛举”的毛人凤，最后都吐槽，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不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是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吗？”

　　设立了经扶县，最开心的当然是刘峙，他报答蒋介石的办法，就是大开杀戒。

　　当时“经扶县”只有十万人口，被反动派杀了八万，幸存两万。两万之中有一万八千人是乡绅及其亲贵。一时间，小潢河两岸，尸骨遍野，日夜号啼，惨不忍睹。

　　蒋介石下令：“（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区粮食，分给铲共义勇队，搬出‘匪’区外，难运的一律烧毁”。

　　据此，国民党军队在当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提出“驻进山头，杀尽猪牛，见黑就打（即见人影就打枪），鸡犬不留”的反动口号。

　　泗店、田铺一带方圆六、七十里的地区，烧毁村庄891个，杀害群众24825人，抢走耕牛14180头。杀人手段有23种之多，如压杠子、刀剁、剜眼、挖心、倒点天灯、倒灌水、活埋、抽筋剥皮等等。

　　国民党军所到之处，尸骨遍野，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

　　以在箭厂河地区为例，敌人连续烧杀达几个月之久。据统计，1932年6月，全区共有17172人，敌人侵占后，被屠杀、活埋、饿死5321人，被强迫移民6808人，被贩卖到外地534人（多为青年妇女）。到1933年4月，这里已经变成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地区。8,427间房屋被毁掉6,840间；有53个村被夷为平地。凶恶的敌人甚至把被害者的尸体投进闵家河堆起来当桥墩，搭上木板，作为蒋军人马过河的通路。

　　1932年1月30日，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卡房山里，国民党军搜出的大量群众，许多人当场被杀，剩下的被押往他地关进“难民所”、“感化院”。被关押的群众，因吃敌人掺石灰煮的饭，百分之七、八十被毒死，扔进万人坑，仅周河白石庵一处“难民所”就死一千多人。

　　次年7月，国民党军队又在卡房地区的牛冲附近的张山村箱子石崖下，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张山惨案”。他们架起机枪，枪杀革命干部、家属、群众一千多人。

　　牛冲村，原有300多人，经过这次屠杀只剩30多人。古店下底河殷少勤一家，在战斗中牺牲和被敌人杀害的已达十多人，这次“清剿”时，他的嫂子留下来看家，残忍的敌人竟将她半岁多的孩子当面撕成两半，她也被敌人轮奸致死。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卡房地区2121户中，就有689户被杀绝。

　　如果大家觉得以上数字太过冰冷，缺乏“质感”，美国记者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1936年他在陕北采访徐海东时的记录，可作参考（为不影响行文，我放在附录，建议朋友读一读）。

　　从这个意义而言，日军后来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制造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遇到国民党军队，也得称“老师”和“前辈”。虽然从军事教育的谱系来说，国民党军队从蒋介石而下，与日军渊源深厚，反而是日军的土地。不过在屠杀中国人民这件事上看，国民党蒋介石实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国民党的“丰功伟绩”，有多大呢？

　　彼时，到武汉必经新集，还没到新集，顺着南风就闻到奇臭无比，好多要到武汉的只能改道，搞得百十里渺无人烟。

　　当地有个将军山，当年叫龙虎岭。山沟有个万人坑，国民党军队对群众实施集体大屠杀后，集体掩埋尸体。因为人多土薄，掩埋较浅。山沟水大，几次冲洗，浮土被水冲走，尸体裸露，腐臭之水顺山边淌到河里。河鱼肥硕，一条足有十多斤。

　　刘峙得知，感到稀奇，让人打捞几条，做成氽鱼，犒劳机要人员。机要员大多是女的，吃后毒死四五个，并排躺在地上，嘴唇发乌，脸部肿大。刘峙看了，想到曾与之舞，甚至接吻，就感到恶心，赶紧回屋洗漱，呕吐半天才吐干净。

　　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曾这样报道“清剿”后的鄂豫皖地区的农村：“逃生无路，水草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28日，经扶县城解放，成立了县委和民主政府。我鄂豫皖苏区首府在沦陷十五年之后，终于获得了解放。当然，彻底解放则要到1948年。

　　这次解放后，就有同志，特别是当地坚持斗争的同志提出：“经扶”二字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象征。现在，全县建立了革命政权，“经扶县”这个臭名应该在地图上抹去。

　　县委认为改县名的要求提得好，但是叫什么名字合适呢？

　　征求大家的意见，有的说叫“焕先（纪念吴焕先烈士）”县，有的说叫“泽民（纪念沈泽民烈士，茅盾的弟弟）”县，反正提了很多牺牲烈士的英名。

　　还有的说，干脆就叫“伯承”县吧？没有刘邓大军，就没有十五年来今天的出头天！

　　报到刘伯承同志那里，他说改县名的意见好，但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作县名。

　　“人民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不能突出个人。我们革命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是集体的创造，绝不是某一个人和某些人的功绩。用个人名字命名，没有任何好处。”

　　最后，就以新集人民开始新生活为名，起了新县的新名字。

　　1947年12月，在经扶县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500多人一致通过决议，将经扶县更名为新县。

　　提这个建议的，时任县委书记的江西籍老红军穰明德，感兴趣的朋友往前翻，我微博写过。路过的粉丝朋友，有重庆交大的，一定要拜拜，这是你们的第一任老校长。

　　顺便说，穰姓很可能出自河南邓州。熟悉先秦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穰侯魏冉，秦昭襄王舅舅，宣太后的异父兄弟。邓国被楚国攻灭后，取“禾实丰登”之义而置“穰邑”。后来又归了韩国，接着归了秦国，秦国在这里设置了“穰县”，加封魏冉为穰侯，这里就是他的封邑。穰这个姓，应该就是这里来的。至今，邓州还有个穰东镇。

　　所以，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

　　仅仅是河南的地名，就能窥见中国大历史的发展脉络。

　　这其中既有辉煌，有文明，有苦难，也有斗争、牺牲和奉献……

　　附录：国民党军在鄂豫皖的大屠杀

　　徐海东在回答我提出的“你的家人现在在哪里？”这个问题时，如实相告：“我的家人全部被杀掉了，除了一个哥哥，他现在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他们是阵亡了吗？”

　　“不是，我的兄弟中只有3个是红军。我家族中的其他人都是被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处死的。国民党军官总共杀死了徐氏家门66个成员。”

　　“66个？”

　　“是的。我的27个近亲被处死，还有39名远亲——黄陂县所有姓徐的人。无论年老年轻、男的女的、孩子甚至婴儿，都被杀了。徐氏家族被灭门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参加了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我的两个哥哥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

　　“那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情况。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时，她被抓走了。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妾。这事是我的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情。第五次围剿期间，徐氏家族有13个人离开黄陂，逃到礼山县，但是在那里被抓住了。男的被砍头，女人和孩子被枪杀。”

　　徐海东注意到我脸上惊愕的表情，苦笑了一下。“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他说，“许多红军军官的家族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是我的家族损失最大罢了。蒋介石曾下令，攻占我们那个区后，所有姓徐的不能留一个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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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抓起来，送到汉口或其他城市。在那里，他们被卖去当“学徒”。成千上万的女孩子和年轻妇女被运走，卖到工厂当包身工或去做妓女。在城市里他们被当作“饥民”或是“父母被红军杀害的孤儿”卖掉。我记得，在1934年，据报道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抵达一些大型工业中心。一种很大的生意应运而生，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手中购买男孩和妇女。这一度成为非常赚钱的买卖，但却有可能在部队中滋生腐败。传教士们开始议论此事。蒋介石不得不发布命令，严禁这种“受贿行为”，下令严惩参与这种交易的军官。

　　“到1933年12月，”徐海东说，“鄂豫皖约有一半地区成了大片荒地。在这个一度富庶的地区，剩下的房舍已寥寥无几，牲畜都被赶走了，田地无人照管，几乎每个被白军占领的村子都堆着一摞一摞的尸体。湖北的4个县、安徽的5个县、河南的3个县几乎完全毁掉了。在一个东西大约400里、南北大约300里的区域内，所有的人都被杀害或迁走了。

　　“在这一年的交战中，我们从白军手中收复了一些这样的地区，但是我们回来后却发现，原本肥沃的土地已经成了半沙漠。只剩下几个老头老太太，他们讲述的故事令我们感到恐怖。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罪行。

　　“1933年11月，我们从天台山和老君山撤退，当时那里的苏区约有六万人。我们两个月后回来时，发现这些农民都被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了，他们的房子都被烧掉或被炸毁了，整个地区只剩下不超过300名老人和几个生病的孩子。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发生了什么。

　　“白军一来，军官们就开始把妇女和女孩子分开。剪短发或天足的统统作为共产党枪毙。级别高一些的军官从剩下的人中挑出长得好看的留给自己，然后让下级军官挑选，剩下的给士兵们当妓女来用。士兵们被告知，这些女人是‘土匪老婆’，可以对她们为所欲为。

　　“那些地区有许多年轻人参加了红军，但是许多留下来的人，甚至一些老人，都想尽办法要杀死白军军官，报复他们的这些罪行。起来抗议的人全都被当作共产党枪杀了。幸存者告诉我们，白军中因女人分配不均发生争吵，也演变成不少火并。那些女人和女孩子被抢去后，又被送到城里卖掉，只有军官们留下少数好看的当小妾。”

　　“你是说，这些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我问。

　　“是的，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第13军和王均将军的第3军。夏斗寅、梁冠英、宋天才也都有责任。”

　　徐海东谈到另一个区，是湖北黄安县（今红安）的，红军在1933年7月收复。“在紫云寨，原先一条街上经营着许多生意兴隆的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很快乐。而今变成一片废墟，只有几个老人还活着。他们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山谷，指给我们看太阳下横七竖八躺在那里的17具年轻女人半裸的尸体。她们全都是被奸污后杀掉的。当时白军显然很匆忙，只来得及退下一个姑娘的一只裤腿。那天我们开了会，举行了一个悼念仪式。我们全都哭了。

　　“不久后，在麻城，我们来到我们原先的一个运动场。在一个很浅的墓穴中，我们发现了被杀害的12位同志的尸体。他们被剥了皮，挖了眼，削掉耳朵和鼻子。看到这种惨状，我们愤怒得泪洒现场。

　　“同一个月，也是在黄安，我们红25军到达鹅公寨。这里原本是个人气很旺的地方，但现在却了无生气。我们走到镇子外面，看到半山腰上有一座农民小屋，有烟冒出来。我们中有几个人爬上去看个究竟，但那小屋里只有一个显然已经疯掉的老头。我们走下山，再次进入谷地，又发现了长长一排男人和女人的尸体。有40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显然是不久前刚遇害的。有些地方血水有好几英寸深。有些死去的妇女还紧紧地抱着孩子。许多尸体都是摞在一起的。

　　“突然，我注意到一个尸体在动，走过去一看，人还活着。此后我们又发现了好几个活着的人，总共有十多个。我们把他们抬回来，给他们治伤。他们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这些人是从镇子里逃出来躲在山谷里的，就在那里露宿。后来白军军官带兵来到这个地方，在山腰上架起机关枪，朝下面的人开火。他们扫射了好几个小时，直至认为所有人都死了。然后他们就再度开拔了，甚至没有下来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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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围剿快结束时，”他接着说，“几乎每一家都有死人。我们曾走进一个看似空无一人的村子，直到查看被损毁的房子时才发现过道里、地上或炕上都有尸体，还有的尸体被藏在某处。许多村庄连狗都逃走了。那些日子，我们不需要刺探情报就能掌握敌人的动向。我们从那些燃烧的村镇上空的浓烟就很容易跟踪他们。”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第九章《和红军在一起（续）》

　　以上为红四方面军西征后，留下来的红二十五军看到的惨状。

　　请注意，屠杀并没有随着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而结束，相反却愈演愈烈。留下来的红二十八军老战士林维先，在其回忆文章中，有大量记载。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原著，或到我的微博上去看。

　　其他老同志也有相关回忆资料，可供佐证，我的微博上，援引过很多。

　　死难烈士万岁！

　　又：10月13日，我在参观完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即将走出来的时候，猛抬头，看到陵园大门背面，有这样一行字：“鄂豫皖苏区烈士13万名”！

　　当时我就在想，仅我们的烈士就有13万，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无辜群众，又岂止百万？

　　“国民党对苏区来了个连续的‘围剿’，他们的口号是：痛剿赤‘匪’，血洗苏区，耙土三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苏区人民从此遭受了敌人的大屠杀，大河铺乡现在的红色五社有个湾子，以前原有50多户，到解放时被国民党杀的只剩下一个人了。在万子山里，有次国民党‘围剿’，放火烧山，躲在山里的男女老幼有四、五千人被活活的烧死！傅家塝以前有73户，被国民党杀的只剩36户了，有些妇女伯被国民党奸淫自行跳水跳岩的无其数，有个妇女背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敌人来了，跑不及，大人小孩三个一起跳水死了。据老大伯说：以前苏区到处都有死尸。

　　敌人对苏区的摧残是多方面的，所有的房屋都被烧毁了，大河铺、乘马岗、王福店几处地方再也看不到一个小镇的房子了。敌人烧了不说，还在地下耙土三尺。更惨无人道地把这里的两千人赶到新县关起来，用石灰拌米后给农民吃，使他们的肚子膨胀活活的烂死。王福店乡就被国民党杀死、冻死、饿死的有三四千人。现在任王福店乡党总支书记傅兴贵同志（1951年复员回家的老红军），以前家里有11口人，国民党来了，父母亲、祖母活活的饿死、大哥被敌人捉去枪毙，还在肚子上割了四刀，他的嫂子被敌人毒死，全家只剩下了傅兴贵同志一人。”

　　这是1958年，一支由武汉团市委组织的青年访问团，在麻城老苏区访问时听到记下来的历史。听到这些，武汉来的年轻人都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而流下了眼泪，每一个代表都在使劲的咬住牙，大家说：“将永远记住这笔血债，先烈的血是不能白流的！”

　　时过境迁，这笔债，说实话，至今多少年了，我们有关部门也没有统计清楚，更别说跟对岸的反动派算一算了！某些影视剧、文学作品里的“国军”，已经被洗白成何等的高大上了。显然有些人忘得一干二净。

　　所以，我很不合时宜地写了这篇文章。

　　2025年10月22日0：30于郑州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