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赫鲁晓夫改革（1961年10月18日）

　　秋日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依旧闪耀，但一股暗流已在宏伟的殿堂下涌动。一场以“改革”为名的风暴正在酝酿，它承诺将带来活力与解放，吹散旧日积弊的沉闷空气。然而，很多虚假的泡沫常常如此，在最华丽的诺言背后，总是隐藏着最深刻的陷阱。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以革命的显微镜审视那场被称为“赫鲁晓夫改革”的运动时，一幅迥异的图景便清晰起来。它并非像它自我宣称的那样，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路线的转折。并且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它通过一套精巧的、以“财权下移”为经济基础的机制，系统地瓦解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为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官僚资产阶级的复辟——铺平了道路。要理解这一过程的虚伪本质，我们必须回到那之前的历史阶段，理解它所试图“改革”的对象，并非像赫鲁晓夫宣称的那样是僵化的体制，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内在矛盾但相对稳固的革命堡垒。

　　那个被某些人简单斥为“集权”的旧体制，是在严酷的阶级斗争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它诞生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圈与内部阶级敌人疯狂反扑的夹缝之中。它的核心任务，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以最快的速度建立起能够捍卫革命成果的工业脊梁，特别是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钢铁长城。这就必然要求将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像拳头一样攥紧，而不是五指张开。于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无产阶级管理体制应运而生，所有的经济命脉，从一颗螺丝钉的生产到一座钢铁厂的布局，都由中央的意志统一调度。财政上，实行的是彻底的统收统支，企业的利润几乎全部上缴，再由中央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进行再分配。这套体制，如同一个强大的引力核心，将所有资源吸附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大目标上。它有效地粉碎了地方分散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物质基础，确保了革命政权在惊涛骇浪中的生存与壮大。它当然不是完美的，它的内在矛盾就像它的历史功绩一样明显：部分官僚仰仗着经济机构的日益庞大，不断压制地方的主动性，使得经济肌体在一些地方有些僵硬。但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年代，这些矛盾是必须承受的代价，而那些毒瘤也被当时的斯大林尽全力清除。可以说这个体制是服务于保卫革命这一最高目标为主要方面。这个体制的本质，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恰恰是从解构这个革命的经济基础开始的。它的核心举措，便是将绝大部分工业企业的管理权，从捍卫国家整体利益的中央部委，下放给一百多个新设立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一举动，被包装成一场反对“官僚主义”、激发“地方活力”的民主化盛宴。但是在撕开这层华丽的包装后，我们看到的却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的颠覆性背弃。全民所有制的精髓，在于其“全民”属性，它要求生产资料服务于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并通过中央的统一计划来体现和保障这种整体性。将企业管理权分散下放，实质上是对全民所有制的割裂和碎片化。原本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现在在实际上被一百多个地方“诸侯”所掌控。这难道不是一种所有制的倒退吗？它不是在壮大公有制，而是在悄悄地蛀空公有制的基石，为地方官僚集团演变为这些生产资料的“实际主人”创造了制度温床。统一的国家计划，失去了对其执行对象的直接控制，就像大脑无法再有效指挥被切断的神经末梢。这场改革，在经济上播下的第一颗种子，就是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赖以存在的、统一的、集中的物质基础。

　　那么，这种财权下移，究竟催生了怎样的物质趋势呢？其最直接、最恶劣的后果，便是“地方割据”的兴起。当各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掌握了企业的生杀大权后，它们的第一要务，不再是服从国家的整体战略布局，而是追求本地区的局部利益最大化。为了完成自己的计划指标，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它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保护本地企业，哪怕这些企业是落后和低效的僵尸企业。它们会封锁本地的原材料，阻止其流向其他更需要的地区；他们会重复建设那些能在短期内带来效益的项目，全然不顾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于是，一个统一的、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被撕裂成上百个互相竞争、互相封锁的封建式庄园。社会主义经济所强调的协作与支援，被赤裸裸的地区间竞争所取代。这种竞争，充满了资本主义市场那种无政府状态的色彩，是价值规律在计划经济体内下的野蛮生长。它造成的宏观混乱与资源浪费，远比所谓的旧体制下的“僵化”更为可怕。这根本不是“完善”计划经济，这分明是在计划经济的肌体上，人为地植入了一颗市场的肿瘤，并任由其扩散。这股物质趋势，指向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而是向着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倒退。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改革极大地强化和扩大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尚未极度发达，旧社会的痕迹依然存在，诸如按劳分配、商品货币关系这些被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事物，是不可避免的。但革命的任务，应当是根据当前已有的条件，逐步限制而非扩大这些法权。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它把利润、奖金、物质刺激抬高到驱动经济的首要位置。地方、企业乃至个人的物质利益差异，被公开地、制度化地凸显和鼓励起来。这就像在集体的土壤上，大量播撒个人主义的种子。它腐蚀了在革命年代和建设初期形成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刺激了利己主义和享乐思想的恶性膨胀。“一切向钱看”的风气，开始悄悄地取代“一切为了革命”的信念。这种社会心理的蜕变，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全面复辟，准备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当人们的思想不再集中于“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而沉溺于“我”的个人得失计较的时候，资产阶级尸体的臭气就已经侵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

　　这一切的物质趋势，最终汇聚成一个最危险的政治后果，催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权力的下放，并非将权力交给生产一线的工人群众，而是交给了地方和企业的官僚管理层。这个阶层，通过对下放的生产资料管理权、物资分配权、投资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的垄断，逐渐形成了一个脱离工农大众、拥有特殊利益的社会集团。他们虽然名义上不拥有这些工厂、矿山和土地，但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可以决定这些生产资料如何运作，为谁的利益服务。他们可以将计划内的物资转为计划外的交易，可以将国家的投资导向能够为自己和小集团带来最大政治资本与物质享受的领域，可以安排自己的亲信占据关键岗位。这种对公共权力的垄断，以及对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的实际支配，使得这个官僚集团在实质上成为了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也就是“事实上的所有者”。他们从社会主义的公仆，开始蜕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赫鲁晓夫的改革，通过财权下移，为这一蜕变提供了最关键的制度性杠杆和物质载体。这股趋势如果持续发展，这个官僚集团最终将完成其资产阶级化，一个新型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官僚资产阶级便会呱呱坠地。这就是“修正主义”最现实的、最危险的糖衣炮弹。

　　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的、革命的眼光，看清赫鲁晓夫改革的全部虚伪性。它口口声声反对“个人崇拜”，仿佛是在追求集体领导和民主，但其经济上的分权，却在制造无数个地方的“小沙皇”，瓦解了无产阶级的集体意志。它到处高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在国际层面放松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弦，与之相对应，在国内则放松对资产阶级法权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斗争的弦。这内外两方面的“缓和”，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是向阶级敌人投降的宣言。它用“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口号，掩盖其正在倒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现实路径。这一切都表明，这场改革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它割裂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生产力发展的辩证关系，片面夸大物质刺激的作用，否定政治工作和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统帅地位；在政治经济学上，它篡改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本质，为剥削关系的复活打开了绿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它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企图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无害化，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一场以“改革”为名的运动，用为了让苏联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口号为借口进行肆意地破坏，这完全偏离了革命的轨道，这些措施也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根基，无论其言辞多么动听，都不可避免地会滑向修正主义的深渊。因此，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更加长期、复杂和尖锐的。经济领域的任何变革，都不能忘记其阶级属性，不能忘记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巩固哪个阶级的专政。那种放弃集中统一领导，盲目下放权力，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的做法，只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成果得而复失。历史的阶段性趋势在此显露无遗，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将贯穿始终。任何放松警惕、放弃革命原则的举动，都可能被隐藏的资产阶级力量所利用，从而造成历史的大倒退。赫鲁晓夫的改革，正是这样一个深刻的警示。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时刻高擎革命的旗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永不忘记改造主观世界；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永不忘记通过继续革命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唯有如此，才能冲破历史的周期率，走向共产主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