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丝眼镜后的双面人生,34年仕途的突然翻车,宿州官场的腐败生态链正在一环接一环断裂。
9月29日,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史翔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这位62岁的宿州前市委书记,成为宿州官场坍塌的最新一块“多米诺骨牌”。
就在半年前,2025年3月20日,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启荣主动投案,曾在宿州任职13年,与史翔存在长期工作交集。
01 权力交替,腐败同源
史翔的仕途轨迹与宿州紧密相连。这位1963年出生的官员,早年曾在安徽粮食系统工作23年,2008年5月调任宿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此后在宿州任职长达13年,先后担任纪委书记、副书记、市长,最终在2016年11月成为宿州市委书记,主政近5年。
王启荣则于2012年开始挂任宿州市委常委,与史翔搭档多年。2021年8月,史翔调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王启荣则接任宿州市长,成为宿州行政主官。
两人在宿州共事期间,宿州官场已埋下腐败隐患。
史翔主政宿州期间,曾因环保工作不力被问责。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发现宿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存在严重问题,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仍有燃煤小锅炉在用,非煤矿山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停滞。
作为时任市长,史翔被给予政务警告处分。这一处分似乎未能阻止其违纪违法行为。
02 腐败生态,塌方不断
宿州官场的腐败现象呈现出系统化、塌方式特征。
市委市政府层级重要领导,多人落马。
除了史翔、王启荣,曾长期在宿州市担任要职(2015.06-2018.06 安徽省宿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2018.06-2021.07宿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的操隆山,曾任黄山市市长、宿州市委书记、徽商银行董事长的李宏鸣,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王广敏,宿州市政法委书记侯化、宿州市委原副秘书长卓传计等等于近年先后被查。
其次,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
如萧县县委书记陶广宏利用担任砀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规划调整、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与他人共同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280.382202万元,其中1325万元系未遂。
这之前,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落马涉及80多名干部,包括6名县领导、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和几乎所有乡镇的“一把手”。
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落马,全县40多名干部涉案被免职。
灵璧县更是灾区。唐庆明在担任灵璧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资金拨付、承揽工程以及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2010年至2019年,唐庆明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共计655万余元。
从前灵璧县委书记,到县长,再到住建局、国土局、检察院、国企等等很多部门负责人,落马声更是不断。
“人情礼份”成为贿赂的常见介质。“县直机关负责人给我送钱,有的是想进班子,有的是想调到更有实权的单位。”一位落马县委书记如此描述。
买官卖官现象猖獗。晏金星在泗县任职10年间受贿600多次,受贿金额达500余万元,其中“卖官”近百次,所得300余万元。在当地一度形成“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很快重用”的官场生态。
03 双面人生,制度漏洞
王启荣的案例展示了腐败官员的“双面人生”。在主动投案前三天,这位“明星市长”还风尘仆仆在北京招商考察。投案前48小时,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率队考察长三角企业、部署乡村振兴工作、接待省政协调研组。
这种“工作狂”状态与其涉案情节形成巨大反差。纪委通报中“严重违纪违法”的定性,让他在干部大会上“清清白白做人”的发言成了黑色幽默。
制度性漏洞为腐败提供温床。一位落马县委书记坦言:“县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只要我一张口,下面没有常委敢说话的。”“我在县委书记位置上几乎感受不到约束。上级过问很少,能管但具体也管不了;同级也根本管不了。”
2017年,宿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政治生态评价体系,但现实却暴露出评价标准与权力现实的割裂。指标中“改革创新”“实绩突出”等要素,客观上助推了“政绩工程竞赛”,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04 连锁反应,系统整治
宿州官场的腐败问题已引发系统性、连锁性反应。在市长王启荣主动投案后,宿州园林系统发生“地震”:宿州市园林管理服务中心原主任杨溪被“双开”。
杨溪案揭开了“微腐败”的盖子。这位从技术员干起的“园林专家”,曾顶着“朴素能干”的光环,却在图纸与花草间织出一张贪腐巨网。调查发现,其家族账户3年间流入苗木商资金超200万元,涉及项目17个。
更令人震惊的是,杨溪落马后,其分管的招投标科科长、工程验收组组长接连自首,牵出宿州园林系统12人涉案,涉案金额超5000万元。这种“拔萝卜带出泥”的现象,揭示出腐败的深度和广度。
城建领域也成为腐败高发区。2025年4月,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杨宝峰被查。通报中指其“串供毁证,收礼收金,违规持股”,借城中村改造之机,与开发商达成“默契”,以加快审批速度为筹码收取“加速费”。
宿州官场坍塌的根源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而缺乏有效监督。一位落马县委书记的反思点明了关键:“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在皖北地区,区域性腐败生态链已经形成:政商旋转门、带病提拔机制、监督真空地带成为腐败的温床。
唯有将技术赋能与传统监督相结合,打破封闭的权力生态系统,才能实现政治生态的实质性净化。
史翔被查不应成为反腐终点,而应成为制度重构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