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前偷够100万”，流动儿童的问题谁来解？

　　“我暑假自己坐班车来这里的，平常在老家是爷爷奶奶照顾我。”“妈妈说这边上完义务教育就回去。”“要是在这里惹事就送我回老家。”……

　　暑假里，几名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拼凑出“候鸟少年”的生存图谱——他们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一般聚集于餐饮、销售、建筑等产业，而这些被父母带在身边或暑假从老家来与父母团聚的“城市流动儿童”，需要时常随监护人迁移，因此有了一个令人心疼的总称——“城市小候鸟”。

　　01.迁移的代价

　　2021年，某地一小学8岁女孩的怪异举动引起了老师和本地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的高度关注，警方介入后，一起猥亵幼女案得以案发，也撕开了本地流动儿童安全防护网的裂口。

　　“孩子才8岁，和几个女同学们玩耍时，忽然灵机一动提出教同学们玩个游戏。”女孩将同学们带到了学校某僻静处，随后主动脱掉了自己的裤子和内裤......“孩子就读的学校，是当地一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集中的学校。附近有两个很大的公园，一些家长要打工到很晚，孩子自行上下学，放学后孩子就在公园里‘放养’，安全漏洞触目惊心。”

　　在流动儿童家庭，“谁来看护孩子”始终是最揪心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23年共同编写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指出：中国流动儿童规模约为7109万人，占全国0-17岁儿童的23.8%。其中21.7%与父母和祖父母以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包括异地就读寄宿学校或打工的儿童）。13.1%与父母中的一方居住，3.5%与祖父母一起居住。

　　2022年后，国家统计局没有再发布相关数据。但参考《2020-2024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普查公报》，多家机构推测我国流动人口子女规模已突破1亿人，这俨然是一座漂浮在城市化浪潮中的“隐形孤岛”。

　　这群迁徙的“小候鸟”，在流动的缝隙中承受着远超其他未成年人的暴力伤害、性侵害、校园欺凌等多重威胁。频繁变换的环境让孩子无所适从，跟不上各城市不同教材与进度的孩子极易自卑或自暴自弃，也容易成为校园欺凌的目标。

　　除了肉体上的侵害，网络的便利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更隐蔽的方式——隔空猥亵。在某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中，一名犯罪分子通过网络游戏交友，引诱多名女童拍摄裸照。“我们发现，犯罪分子扮演了‘知心姐姐’的角色，通过为‘小候鸟’提供家庭监护缺失带来的情感支撑、成长困惑和心理认同。一步步诱导女童们放下戒备，遭受侵害。”

　　例如，开始步入生长发育期的女孩小佳对于身体的变化既好奇又恐惧，长期与父母分离的她只能网上求索，被长期扮演“知心姐姐”的犯罪分子趁虚而入。当家庭监护长期缺位，情感的荒漠极易被伪装的善意浇灌。犯罪分子以“关注身体发育情况”为名，以“彼此坦诚交换裸照”为手段实施侵害，即使受害女孩发现对方的真面目，往往也因害怕“被家人批评打骂”和“没收手机”不敢声张。

　　更令人揪心的是“小候鸟”自我认同感稀缺带来的心理问题和身份的脆弱。“许多孩子在留守、流动、甚至‘回流’状态间反复切换。”在J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未成年人被侵害案件中，被害人小星从婴儿时期便开始辗转多地，她的监护人一再变更，而在父母离异、父亲入狱后，她更从“小候鸟”沦为了“事实孤儿”（监护人健在但事实无人抚养管教儿童）。

图源：北京三知

　　“对于候鸟女孩，我们现在比较头大的是她们被强迫或诱骗去从事卖淫或有偿陪侍。”一名公安领导告诉我，“假期里家长没法有效监管，网络信息发达，有些孩子可能被坏人带着去挣所谓的快钱。家长发现后报警，我们把违规酒吧或者团伙处理了，把她送回家，家长管不好或者直接摆烂，过段时间孩子又跑了。”

　　02.迷失的轨迹

　　如果说“候鸟女孩”极易遭受来自性方面的围猎和侵害，那么“候鸟男孩”则更容易从城市边缘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有些父母直接联系不上，有些流窜偷窃的时候不管，我去抓人时又鬼哭狼嚎拉着我警服，不准我带他们儿子走。”杨警官无奈地告诉我。去年，他以雷霆速度侦破了涉案金额几十万的盗窃案，却始终开心不起来。“犯罪团伙共5人，其中4个未成年人，每个都辍学了，最大的一个被抓时刚满18岁。缺乏家庭和学校的有效管护，在城市间“流浪”的几人一拍即合，跨市流窜作案六七起。”未成年人跨区域作案多以盗窃和抢劫为主，具有团伙聚集、流动作案、屡犯不止等特征。“那么大的涉案金额和损失，也只有18岁那个判了两年，其余的批评一顿都送回家了。”

　　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适用门槛极高，行政处罚法（修正前）通常只责令监护人管教，对低龄盗窃惩戒力度有限，加上地理距离增大侦查难度，助长了少年们“打一枪换一地”的侥幸心理。

　　“你知道极个别未成年人流窜犯罪团伙还形成了‘企业文化’吗？”今年，一名高级警司的“爆料”令我目瞪口呆——部分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会在暑期“研读兵法”“打磨技艺”再“招兵买马”，甚至还演变出“金盆洗手宴”和“传承文化”。

　　“他们通常推举一个接近16岁的青少年成为‘老大’，带着一群10至14岁的小弟流窜盗窃。有个团伙还有‘派出所就是我的家，16岁前偷够100万’的口号。”盗窃门店和盗窃车内财物是这类犯罪团伙作案率最高的事件，与以往成年人夹杂未成年人的团伙结构不同的是，近年犯罪团伙的低龄化趋势明显，成员多数为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

　　对于他们来说，16岁成为了一个分水岭——16岁之前，警方哪怕抓到嫌疑人也定不了罪，抓了又放、放了又抓。“网络时代信息扩散快、线下见面容易，有些团伙甚至形成了‘老大16周岁时搞金盆洗手宴，将老大位置交给14、15岁的新老大’的畸形文化。”

　　这些误入歧途的“候鸟”大多来自农村留守儿童或离异家庭。回溯他们的成长轨迹，尤其在寒暑假，常常是自个“野蛮生长”。“有不少是在老家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祖辈无法管教便送到父母打工的城市，而父母抱怨大城市‘诱惑更多更不好管’，对于他们的‘流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眼不见心不烦’‘别在爸妈在的城市搞事’。”当家庭破碎、教育缺失、社会疏离，“城市候鸟”极易被犯罪的暗流裹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