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0元，杀死一名少年！

　　910元，或许只是某些人一顿下午茶的随意开销，却足以成为另一些人的生命绝响。

　　2024年3月29日，一名来自河南鹤壁的农村少年，走出了繁华却陌生的上海虹桥高铁站，很快，一名出租车司机迎了上来。

　　一番简单的商量后，双方约定，以100元的价格，把他从虹桥站送到浦东新区——就是这趟行程，成了他踏入社会这所大学的第一课，也是最残酷的一课。

　　车到目的地，少年拿出手机，对着司机提供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支付。一时大意，他把100元，错输入成了1010元。10倍于约定价格的车费，就这样瞬间转入了司机的账户。

　　等少年反应过来，司机已经绝尘而去。他立刻通过微信支付记录里的留言功能，向司机发出了卑微而急切的恳求：“你好我这边付多了，能不能退回来。”可却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这对于少年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足上海，本准备投靠在上海当地打工的堂弟，干点活儿补贴拮据的家庭，没想到一来上海，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3月31日，在堂弟的陪同下，他鼓起勇气走进了上海市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的大门报警求助。然而，现实给了他更沉重的一击。警方的帮助，仅限于提供那位司机的车牌信息。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记住那个冰冷的车牌号，但可以想象到的是，他无比失望地离开了派出所。

　　这笔意外的“支出”，像一块巨石压在了这个内向少年的心头。堂弟回忆，出事之后，他就没有去找工作，一直在堂弟那边住。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沉浸在自责和无助的深渊里。

　　4月3日晚上7点多，远在河南老家的哥哥郭先生接到了堂弟的紧急电话：弟弟不见了！更让郭先生五雷轰顶的是，有人告诉他，弟弟流露过轻生的念头！

　　4日一大早，心急如焚的郭先生立刻从河南老家赶往上海。下午4点抵达后，他顾不上疲惫，立刻向派出所报案，请求调取监控。

　　监控画面显示，绝望的少年离开了上海，辗转到了他曾短暂打过工的苏州。郭先生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苏州，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继续在茫茫人海中搜寻弟弟的身影。

　　4月6日上午9点，在郭先生全网焦急发布寻人信息时，弟弟的一位同学联系了他，发来两条弟弟在当天凌晨4点发来的语音消息。每条都是短短的10秒。

　　郭先生当时反复听，却只听到一片模糊难辨的声音，无法理解弟弟在说什么，只能感到一种不祥的沉重。

　　搜寻持续了近6天。4月9日晚上，一个让郭先生心碎的消息传来：有游客在苏州穹窿山发现了一具遗体。经过确认，正是他失踪多日的弟弟。

　　民警在现场发现，少年的身边，躺着一个敌敌畏的空瓶子。法医推断，弟弟是在4月6日凌晨3点多饮毒自尽的。

　　在冰冷的殡仪馆，郭先生见到了弟弟最后一面。时间已经过去几天，少年的遗体已开始出现腐烂的迹象。巨大的悲痛几乎将他击垮。

　　在极度的悲伤和执念下，他再次点开弟弟发给同学的那两条语音，一遍又一遍地听，在模糊的杂音中，他终于辨识出了弟弟最后的遗言：“我喝了半瓶敌敌畏，过几天再和家里人说吧。”

　　少年走了，留给家人无尽的悲痛。郭先生强忍着巨大的哀伤处理完弟弟的后事，开始试图联系那个冰冷的起点——那位司机。

　　他通过律师找到了司机的电话号码，尝试拨打。电话只接通了一次。郭先生在电话里急切地诉说：“我弟弟多付了点钱，但你多收钱了之后，没退给我们，导致我弟弟去世了。”

　　然而，电话那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人说话。在郭先生陈述完后，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此后再拨打，便永远是无法接通的状态。司机选择了彻底的沉默和逃避。

　　4月16日，带着为弟弟讨回公道的决心和无法消解的愤怒，郭先生以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为由，将那位司机告上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传票显示，案件定于7月16日下午开庭。然而，7月16日那天，法庭上，只有郭先生一方孤零零的身影。那个司机，再次缺席了。

　　面对记者，郭先生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深深的无力感。他说，“我现在主要诉求就是想见到这个司机，然后让他跟我们道歉。”

　　要求确实不高，却很考验良知。倘若那位出租车司机尚有半分良知未泯，又怎可能黑下这孩子的910元，逼死了他还至今不肯露面呢？

　　少年的悲剧，与多年前山东临沂徐玉玉被电信诈骗后猝死的悲剧惊人相似。2016年，同样年轻的徐玉玉被骗走了9900元大学学费。报警之后，由于身心承受巨大打击，猝然离世。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能理解，无论是徐玉玉损失的9900元，还是少年多付的910元，似乎都远远不到值得放弃生命的地步。

　　但其实，年轻人被骗是人生第一次重击，报警才是最后一击，第一个是对世界险恶认识不足，第二个是对人性认识不足。

　　比如那名19岁的少年，当警察告知“只能提供车牌信息”时，潜台词就是“找我们没用，你得上法院走法律途径”。

　　可对于一个连诉讼流程、诉讼费用都毫无概念，甚至需要掂量自己是否“够格”去法院的农村孩子来说，无异于一道冰冷而绝望的逐客令。

　　他需要的不是冰冷的程序指引，而是一根实实在在的救命稻草，一个能帮他解决眼前具体困境的人。如果最后的希望破灭，那么巨大的挫败感和内疚感，就足以让他们自陨。

　　一个本有无限可能得生命就这样走了，更让人难过的是，这显然又是一个无比懂事、无比温柔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仍担心成为家人的负担。

　　所以，他才会忍着剧痛，模糊不清地在语音消息中叮嘱朋友：“我喝了半瓶敌敌畏，过几天再和家里人说吧。”

　　穹窿山的草木不会忘记那个喝下农药的少年。他的死是一场沉默的诘问：泯灭道德良知的司机固然可恨，可当公权力面对普通人微小却急切的求助时，是否愿为每一个生命平等俯身？

　　制度真正的温度，不在环卫工为一块手表翻找八小时的“效率”，而在警局窗口能否为一个颤抖的农村少年按下一个坏人的电话号码。

　　明明只是举手之劳啊，为何却冷漠相对，将他推上悬崖。

　　太悲，太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