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云：既非伊斯兰主义者，也非共产主义者——曼达尼击败两党垄断 | 我们

　　纽约人民的胜利

　　在一个非凡的选举之夜，纽约见证了现代政治史上罕见的裂变——一次真正来自人民的胜利，击败了民主党与共和党这两大政治机器。当佐赫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获胜时，他不仅瓦解了前市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盘根错节的政治与金融网络，更战胜了体制性权力的合力——从白宫与华尔街，到企业媒体与两党共谋的机会主义机器。更为重要的是，曼达尼的胜利直接挑战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影响力——这一长期塑造美国政治走向的游说机构，通过培养亲以色列的精英并限制美国民主的充分表达，长期扭曲了美国政治的独立性。

　　曼达尼的胜利不仅仅是一场选举胜利，更是一场道义上的胜利。它标志着金钱、操控与游说对美国政治的长期控制遭到突破。他的民主党对手试图将他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而共和党右翼——尤其是“MIGA（让以色列再次伟大）”阵营——则借助伊斯兰恐惧症的陈词滥调，对他进行污名化，甚至暗示他与“9·11事件”和“起义（Intifada）”有关。

　　最猛烈的攻击来自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群体。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放大网络抹黑运动，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嘲讽他“太觉醒（too woke）不适合布鲁克林”。两人共同支持科莫、联手攻击曼达尼，这一行为象征着财富与权力的集中如何企图主宰美国民主，操纵政治话语并限制选民选择。他们展现出一种寡头式的冲动——不仅要垄断经济与政治权力，更要垄断民主与选举本身的过程。

　　在这些公开攻击背后，是一个复杂且协调精密的影响网络——由根深蒂固的金融寡头、政治精英与媒体权势者组成——决心压制这个他们既无法收买、也无法控制的候选人。这些势力使用了熟悉的统治手段：亿万富翁金主的资助、党派诋毁、游说攻击、煽情媒体、数字虚假信息以及暗含威胁的恐吓。曼达尼面对的，并非单一的政治对手，而是一整套跨越国界的精英控制体系，运作于美国之内，也延伸至美国之外。

　　年轻、独立、不受任何外国势力或亿万金主操控，且远离那些经常缠绕美国两党的跨国网络——无论是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还是企业的还是地缘政治的——曼达尼成为真正本地且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不像那些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资助与影响的政客，他不被收买、不屈服，也无所畏惧。他的竞选并非与为外国或精英阶层服务的游说者或政党结盟，而是与普通美国民众——租户、工人、移民与被两党长期忽视的青年——并肩同行。最终形成的，不是一场派系运动，而是一场民主的再觉醒——一个有力的提醒：政治合法性源于公民参与，而非企业施舍或游说金钱。

　　被武器化的标签：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

　　针对曼达尼的攻击揭示了美国政治话语更深层的诟病。来自右翼与部分亲以组织的攻击延续了熟悉的“伊斯兰主义”叙事——暗示任何为巴勒斯坦或受压迫穆斯林争取正义的穆斯林政治家或官员，都是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的同情者。媒体盟友们在整个光谱中放大了这一叙事，使用各种暗示性的措辞，将信仰与“他者”相混淆。这是一种熟悉而又有毒的策略——由亲以影响者推动，将“恐怖分子”或“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刻板印象反复再利用，用以恐吓、削弱并边缘化穆斯林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与此同时，一些华人评论者——尤其是受到冷战经验、意识形态焦虑或因以往的中国历史经历或敌视中国的自媒体（当然也不排除是以色列的网络雇佣军）——将曼达尼贴上“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在他们看来，任何对企业权力的批评或对经济平等的呼吁，都让他们想起自己过去的意识形态斗争与经济动荡，而非看到美国民主的更新愿景。因此，曼达尼倡导的住房正义、移民权利与气候改革，被误读为陈旧意识形态的延续与种族化的偏见，而非被理解为美国政治中更广泛的道德复兴。

　　这两种叙事——“伊斯兰威胁”与“共产祸害”——相互配合，限制了纽约选民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性。它们是十字军与冷战思维的残余，目的并非揭示现实，而是压制政治自主。然而，曼达尼既非伊斯兰主义者，也非共产主义者。他本质上是一位“政治自由人”——代表那些对金钱政治失望、看见道德信念屈从于竞选捐款的公民。他的独立性——无论在个人还是思想层面——使他在一个充满依附、从属与庇护文化的政治体系中显得格外独立而稀有。最终，曼达尼的胜利象征着纽约人——乃至整个美国人民——迈出了“第二次独立”的一步：摆脱以色列游说势力统治的独立，就像这个国家曾经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一样。

　　政治自由人的回归

　　与两党中那些腐败政客不同，曼达尼的竞选力量并非来自游说集团或企业金主，而是来自志愿精神、多语言外展，以及一种信念：民主必须服务于各个肤色与阶层的公民，而非服务于财富与权力的利益。他的胜利象征着人民战胜机器——道德想象反抗算法政治，草根真实超越体制顺从。通过这场胜利，曼达尼不仅击败了科莫，也动摇了由财富、权势与惰性支撑的整个政治秩序。他的成功再次证明：民主不需要政党背书、游说资助或企业金主——它只需要有觉悟、有行动的公民，愿意夺回自己的声音。

　　曼达尼的挑战从来不仅是选举性的，更是存在性的。他代表了一代人，他们把身份视为指南针，而非枷锁。作为穆斯林、南亚裔、非洲裔与美国人，他的多重身份并非矛盾，而是团结的交汇。他的崛起复兴了美国建国时的包容性公民理想：自由不应属于某个阶层或教派，而应属于所有人。

　　他的胜利反映出人们对“恐惧政治”的厌倦——对差异的恐惧、对变革的恐惧、对特权失落的恐惧。在重新掌握政治主动权的过程中，纽约人也重新夺回了民主与自由的灵魂。曼达尼不仅击败了科莫的政治机器，更打破了“权力必须服务亿万富翁、房东与游说集团”的神话。他揭示了企业自由主义的道德空虚与右翼民粹主义的虚伪愤怒。

　　对于纽约乃至更广范围的劳动群体而言，曼达尼的竞选超越了地方政治——它象征着对全球生存、尊严与平等的共鸣。他的支持者在国内外的不公之间建立了联系：将纽约被剥夺者的处境，与巴勒斯坦、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及世界各地追求自由与尊严的人民的愿望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曼达尼重新引入了美国政治中久违的理念——把自由理解为公民的勇气，而“政治自由人”则成为民主的道德良知。

　　英文版将由巴基斯坦《每日时报》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