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靠百元养老金，农村养老何以有尊严？

　　制度性问题无法靠一个地方性项目的成功来解决，仍亟需国家完善对农村养老体系的财政支持和制度建设。

　　傍晚，今年68岁的万四姐在自家院子摆好音响和手机支架，等待同村几位老人上门，她们准备录制一则跳舞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上。

　　这是云南昭通水富市新寿村的一幕，老人们抱团取暖、自娱自乐。在这样偏远的乡村，中青年长期外出务工，许多老人留守独居。

　　直到几年前，村民组成“服务队”，有人上门量血压、陪聊天、带着他们看病，以及开展广场舞等娱乐活动，增进人们的交流。这些工作并不轻松。服务人员多是留守或返乡的中年妇女，她们要在农闲间隙奔波，还得顾家糊口。在云南昭通，类似的农村养老探索在制度缺位的困难中已经走过了十年。

　　万四姐（右一）带着村里老人跳广场舞。受访者供图

　　留守老人需要多少种养老服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中国乡村人口约5.1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3.81%，显著高于城镇的15.82%。青壮年大规模外出务工，使农村首当其冲沦为人口老龄化的“重灾区”。同时，农民基础养老金水平仅相当于城镇职工养老金的零头，甚至，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老人每月能拿到的养老金只有百余元。因此，农村老人的养老支柱依然是传统的子女赡养模式。

　　在云南昭通市，这一现实尤为突出。昭通地处滇川黔交界的山区，经济欠发达。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许多留守老人既缺乏日常照料，也承受着精神孤独。多数老人仅靠自种农产品和每月百余元养老金维持生活，因病致贫、返贫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住在山村里的老人因长期患病、生活无法自理，不愿拖累家人服农药自尽；也有老人病逝家中，却因无人照料而迟迟未被发现。

　　这些极端个案反映出在农村建立照护网络的迫切需要。

　　考虑到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根深蒂固、农村老人普遍不愿离家，国家逐渐倡导以居家为基础的养老模式：2013年，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体系。

　　在农村养老兜底方面，2014年，云南省政府出台配套文件，明确实施方案；针对特困人员，2016年，国务院发布《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明确了救助内容和标准；次年，云南出台实施细则，界定哪些老年人可被认定为特困人员。

　　水富市民政局社会福利股负责人贺唐琼介绍，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特困人员每月可领取救助金，残障老人还可获得护理补贴。经认定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或无子女赡养的老人，可入住水富市中心敬老院。但是，贺唐琼发现，在现实中，不少符合条件的老人依然选择留在家中。

　　基于大部分农村老人倾向居家养老的现实情况，2015年，水富市民政局和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处开始探索适合农村的居家养老模式，计划招募当地村民组成居家养老服务队伍，为留守老人提供生活照料，上文提到的“三无”老人也纳入重点探访对象，同时帮助申请相关救助金或纳入低保户。

　　同年9月，昭通市永青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昭通永青”）在昭通市民政局注册成立，负责项目的落地和运行。试点在水富市选取4个村落率先开展。

　　水富市民政局下发名额，由各乡镇和村社区负责招募服务人员。项目第一年，服务人员每月可获600元补贴，由民政部门通过财政资金予以保障，另有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处配套提供200元补贴。每名服务人员负责至少10位留守老人，服务对象包括子女外出务工无人照料、因家庭变故生活困难、或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老人。按照要求，每名服务人员每月上门服务4次，内容涵盖打扫卫生、收种庄稼、陪同就医、购买药物、聊天和陪伴等。

　　服务人员正在修补被大雨冲断的水泥路。受访者供图

　　试点在起步阶段遇到诸多困难。贺唐琼记得，最初许多老人并不接受，觉得服务人员上门会耽误他们干农活。与此同时，误解也在产生：一些老人和子女不了解养老服务的内涵，把服务人员当成政府高薪聘来的“免费保姆”，脏活累活都交给他们做，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等老人死了，你过来把人埋了。”这些情况让不少服务人员感到挫败。

　　这群以农村留守妇女为主体的服务人员，大多对这份工作都怀揣热忱。有的老人住在交通不便的地方，加上山路崎岖，每次服务可能要花半天、一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渐渐地，老人们看见服务人员的坚持与陪伴。有一位不识字老人误把白色晶体农药当味精炒菜，幸好服务人员及时发现，否则二人可能误食中毒；一名服务人员上门时发现老人突发脑溢血，赶忙送往医院，及时挽救老人生命，还留在医院照顾老人直到其子女回来。

　　留守老人们逐渐开始信任服务人员。有的老人会给服务人员准备豆花饭，或子女从外地寄来的特产，甚至会分享一些对子女都没有说过的真心话。有的会提前收拾好屋子，等着服务人员来唠家常。

　　最受欢迎的服务项目之一，是每月一次的健康理疗科普，由村医主持培训，由镇卫生院为老人提供基础的健康检查，如血压监测和慢性疾病的用药咨询等。在水富市太平镇盐井村，七十多平方米的活动室里和走廊都站满了人，三百多名老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最远的住在十公里外，要花半个多小时坐车，往返车费20元，相当于他们一天卖菜的收入。

　　村民种的向日葵成片地旱死。图源受访者

　　近年来，由极端高温天气频发导致的健康风险在农村老人群体中也尤为显著，因为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仍需要务农维生。

　　2022~2025年间，水富市频繁发布高温预警，最长连续15天超过40℃。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打破历史纪录，导致农作物水分失衡，粮食与经济作物大幅减产。同时，春秋两季冷暖急转，短时间内温差可达20℃。老年人身体调节机能本就较弱，面对持续高温和剧烈的气温波动，更难有效应对，从而诱发或加重健康问题，尤其是患有基础病的老人更容易面临中暑、疾病恶化甚至死亡的风险。

　　于是，自2025年起，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团队启动了农村养老气候融合项目。昭通永青团队开始推动医养结合服务，向老人普及在极端天气下的防护知识，合理调整生活习惯、饮食、服药、增加设施等；动员村民参与应急管理和减灾防灾的培训，建立互助支援小组，完善灾害迅速应急机制。

　　除了从生活起居和健康等方面的照料之外，工作人员发现老人的心理健康需求也不容忽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教授郭伟和曾在昭通市10个村庄调研，通过问卷访谈近200名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根据统计结果，排在前五的分别是：社区娱乐活动、娱乐场所、精神慰藉、情绪疏导和情感陪护，需求程度超过紧急救援、就医陪护和长期照护。

　　在村里，除了红白喜事，人们几乎不会聚在一起。不少老人坐在自家门口往外望，村里到处都很安静。这也是国内其他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

　　从2017年起，昭通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将更多经费，用于每月一次的小组活动和节假日举行的公共文娱活动，增进老人们之间的交流和联结。

　　老人们参与积极性最强的要数跳广场舞，几乎每个村都有舞蹈小组。万四姐就是水富市向家坝镇新寿村舞蹈小组负责人。万四姐今年68岁，原名“万成富”，家中排行老四，于是自称“万四姐”。十年前突发脑疾后，她开始通过短视频平台自学跳舞锻炼身体，在女儿帮助下开始自学剪视频，受其他博主启发，她开始用玉米叶、旧布料自制奇装异服，比如穿上“济公装”拍舞蹈视频，这使她在网上收获了一些关注。村里越来越多中老年妇女受到她的感染，拿着布料到她家学做衣服，一起穿着奇装跳舞。

　　2022年，新寿村居家养老服务团队邀请万四姐加入，作为舞蹈小组“带头人”。此后，农历逢五逢十，老人们都会在她家院子里聚会，从傍晚一直跳到天黑才散去。

　　广场舞曲响起，麻将声不再是村里唯一的热闹。

　　从志愿者到协会，“自我造血”的尝试

　　截至目前，昭通市农村居家养老服务，已覆盖至水富市和永善县的所有村落，共有211名服务人员、2638名服务对象。

　　无论在哪个村，居家养老服务相关活动高度依赖于服务人员，这也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服务人员组织程度不高，本村居家养老项目无法完成。

　　现实情况是，服务人员也面临着各自的生存困境，大部分服务人员都是留守或返乡的中年女性，她们不仅要在村里经营小本生意补贴家用，还要照顾一家老小。随着项目在所有村庄铺开，服务人员仅有水富市民政局提供的每人每月200元补贴。如何保持服务团队的积极性和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项目各方都在思考和探索。

　　一个可能的方案是将原本的志愿服务团队转变为村民自组织，在民政局注册成立协会，独立申请项目和筹措资金，实现“自我造血”。水富市盐井村被选中试点。盐井村位于半山腰的村庄，因地势相对平缓，成为镇上的赶集聚散地，得益于此，村里中青年流失程度相对其他村落更低。

　　2017年，在水富市民政局和施永青基金（香港）北京代表处、昭通永青的支持下，盐井村为老服务协会成立，目前协会有35名服务人员，均为本村人，超三分之二为女性，平均年龄40岁，是最年轻的一支服务人员队伍。

　　服务人员由留守妇女、片区支部书记、村医、兽医、屠户、厨师和维修工组成，以及承办红白事的人，在当地称作“支客师”。由于协会人手充足，因此从2018年起，养老服务放宽标准，非留守老人每年缴纳20元会费，也可享受相关服务。

　　盐井村为老服务协会会长陈琴是本村人，今年51岁，曾在盐井村委会工作13年，2010年为照顾老人和孩子，她辞去职务，在自家门面经营烟酒杂货铺。2015年她应聘盐井村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同时担任团队组长。

　　2017年，水富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找到陈琴表达了成立协会的想法。起初陈琴心里没底，考虑到协会日常工作需要完成大量文字工作，如撰写项目申请和财务资料时，她担心自己无法完成——1994年高中毕业后，她几乎没有接触过电脑，“我可以手写，电脑用不来”。团队也几乎无人能胜任，大多数成员仅有小学学历。不过，陈琴最终还是答应了，民政局为协会申请到村委会一间空置办公室，作为公共活动室。昭通永青中心曾帮助协会培养财务人员。如今，日常材料撰写财务工作多由昭通永青的工作人员协助完成。

　　在贺唐琼看来，昭通的农村居家养老实践能否走得更远，关键在于资金保障与专业力量的引入。当前项目依赖财政补贴和志愿者奉献，但志愿者补贴有限，稳定性不足。若能逐步引入社工队伍，与志愿者、慈善组织形成“六社联动”，即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慈善资源与企业共同参与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不仅能提升服务的专业性与规范性，也有望推动形成制度化保障，为农村女性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不过，制度性问题无法靠一个地方性项目的成功来解决。贺唐琼认为，试点经验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仍亟需国家完善对农村养老体系的财政支持和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