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红军长征的两个外国人

　　红军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其历程中不仅凝聚了中国革命者的智慧与勇气，也与两位外国人的命运紧密交织：一位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李德，他的错误指挥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长征的发起；另一位是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他意外成为红军长征的见证者与记录者。本文将通过梳理两位外国人的生平、他们与长征的关系，特别是与贵州黄平的特殊渊源，展现他们对长征产生的独特影响，进而探讨历史进程中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的复杂互动。

　　一、李德与薄复礼的简历

　　李德与薄复礼虽然同红军长征结下不解之缘，但他们的背景、来华目的和与红军的关系却截然不同。

　　李德（1900年9月28日—1974年8月15日），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笔名华夫，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邀请，李德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由于博古对军事指挥不熟悉，加上对共产国际的盲目信任，李德很快获得了红军的实际指挥权，成为中共军事决策的"三人团"核心成员之一（博古、周恩来、李德）。

　　与李德主动参与中国革命不同，薄复礼与红军的相遇完全是一场意外。

　　薄复礼，勃沙特的中文名字，勃沙特全名叫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萨哈特•比亚吉特，1897年5月1日生于英国曼彻斯特，9岁时经历文艺复兴，17岁受洗。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后开始向往中国。于是他有意识地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社会等。1922年，当勃沙特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被国际教会作为法国传教士派往中国。于是他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贵州”，担任镇远基督教会牧师，负责贵州省内镇远、黄平、遵义等27个县、市、区的传教组织工作，并常在旧州基督教堂福音堂内居住和传教，中文名叫薄复礼。1931年6月10日，在贵阳与瑞士籍女教士罗斯结婚，时年34岁。

　　旧州基督教堂当信教徒潘文光回忆：193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有一个外国牧师来到我所在的教堂，我不认识。我所在教堂的牧师叫陈国荣（阿诺利斯·海曼，澳大利亚人，携妻子和女儿到旧州传教已有四五年了）认识他。经陈牧师介绍，我才知道这个外国牧师叫勃沙特，中文名叫薄复礼，是镇远教堂的牧师，到贵阳开会回来，说是到镇远的大路上有兵乱，已经走不通，所以绕道旧州，天黑了到这里借宿一夜。勃沙特牧师只在教堂内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和陈牧师一起离开教堂出去了。他俩离开教堂两个多小时，估计走出十来里路，大约在旧州与一碗水的苦李坳一带就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不期而遇，然后又被红军押回旧州。这时，旧州基督教堂所在的西上街都住满了红军，红军保卫部就设在基督教堂内。勃沙特被押回旧州后，先是关在红军保卫部里。同时和他俩一起进旧州的还有另外四个外国传教士，其中我只认得一个姓林的长得很胖的女传教士（加拿大人，名叫格雷斯·安布伦）。当时的红军对来华传教的洋人多抱有敌视态度，但同时也希望传教士能够提供红军急需的经费和药品。因此，红六军团要求薄复礼暂时不要离开红军，以帮助筹措物资。

　　由此可见，李德和薄复礼代表了两类与红军长征产生交集的外国人：一类是主动参与中国革命进程的国际主义战士（尽管李德的参与最终带来了负面效果），另一类则是被动卷入历史洪流的意外见证者。这种本质区别也决定了他们在长征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和最终的历史定位。

　　二、导致红军长征的李德

　　李德对红军长征的影响是根本性和转折性的，他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迫使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艰难征程。

　　李德的军事教条主义错误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时，蒋介石正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1933年访华，蒋介石政府接洽，并被聘任为其政府的军事总顾问。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围剿计划就出自赛克特之手。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塞克特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列奥佩德·冯·西克特，常被称为汉斯·冯·西克特，1866年4月22日生于石勒苏益格。他是“十万陆军”的缔造者，奠定了德国陆军得以重新崛起的基础，当之无愧的二战德军之父。他是隆美尔、曼施坦因、博克、龙德施泰德、古德里安等二战名将的师傅，其中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在二战前期的战功，得益于塞克特的言传身教，正是他培养了一系列的二战德国名将。

　　“以武力为中心”乃第五次“围剿”根本点。蒋介石为不走前四次“围剿”惨败的老路，提出要“精研战术，周详准备”，重新制订了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战略上“以动制静”，在战术上“以静制动”，放弃过去“剿匪”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速战速决的方针，采用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新战略战术，即“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碉堡推进战略战术。其基本要点是：在战略进攻时完全依托碉堡作为战术防御手段；在部队步步推进中沿途构筑稠密的碉堡体系；在主要碉堡之间及其前后，构筑众多小堡，碉堡之间修建公路相连通，组成梅花式的纵横相贯的碉堡群，碉堡群间隔不超过二里；部队推进与构筑碉堡群并头前进。自吹谓攻有岿然不动之抗，守无丧师失地之虞。这样，就形成逐步推进，稳扎稳打，十里八里向前，压缩苏区之势。蒋介石说：“匪区纵横不过五百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据统计，在1934年1月，国民党军仅在江西苏区构筑碉堡、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塞等各种碉堡4920座，到“围剿”终时，达14294座。仅第三路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就构筑碉堡4244座。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五千余公里。面对这一新情况，李德完全摒弃了毛泽东等人制定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有效战术，而是推行一套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战略。

　　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第五次反“围剿”自9月下旬开始至11月中旬，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顽固地放弃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坚持军事冒险主义，采用阵地战、正规战来迎战强大的国民党军，命令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分别御敌于苏区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失利，又打东南之资溪桥，又失利。继而在盱江上游西岸和赣江中游东岸地区“辗转寻找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近两个月的战斗，以惨重的代价证明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完全错误的。“左”倾主义领导者在实行所谓“全线出击”，攻打敌之坚固阵地遭到几次挫折后，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李德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和苏区人民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李德畏敌如虎，不敢大胆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一味采用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企图实现“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李德要求红军在敌军堡垒线前构筑防御工事，进行正面抵抗。这种战术使红军放弃了擅长的运动战优势，与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军打消耗战，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有生力量。陈云在《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总结西征犯下的错误指出：“纯军事性质的错误。这就是十九路军失败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们在两次大的战斗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运动战术。我们本应深入敌人后方，却采用了阵地战术。我们为与敌人的堡垒进行对峙，也试图修建碉堡和堡垒。其实，可以诱敌深入苏区，围而歼之。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都曾采用过这样的战术，而且卓有成效。我们运用过以往所有的作战经验，但主张要打阵地战和进行正面攻击。敌人向前推进两三公里，我们就开火迎击。于是敌人停了下来，开始修筑工事，包围我们。起初，蒋介石是每隔五公里到十公里修筑一道工事，后来修得更加密集，每隔一公里到两公里就修筑一道工事。┅┅我们的工事应该可以保卫我们的苏区。群众支持我们。但是，敌人就在附近活动，他们轰炸我们的工事。部分工事被敌人摧毁，还有一部分变为他们的据点。我们的这些碉堡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相反，却给我们造成了装备、干部等方面的损失。”

　　拒绝诱敌深入的灵活战术：李德指责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是“游击主义”，全盘否定过去四次反“围剿”成功的经验。他过分强调“不放弃一寸土地”，使红军在战略上陷入极度被动的局面。

　　李德的这些战术思想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以笔名“华夫”发表了8篇文章，系统阐述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并在红军各军事学校推广。然而，这些源于欧洲正规战场经验的战术，完全不适合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状况和红军的特点。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长征决策

　　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1934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主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向红军指战员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错误口号。27日，抚河东西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第九军团三师、第五军团十三师于抚河东岸牵制敌人，以第九军团十四师扼守广昌，集中第一、三军团和二十三师，再次对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不敌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28日，广昌失守，红军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但红军也损失重大，共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最终丢失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中央苏区经过数月连续作战，人力物力消耗甚大，苏区进一步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在中央苏区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中革军委的“左”倾领导者拒绝采纳，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反而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胜利”，并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拼，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六路分兵抵御部署为：以红军第三军团六师、二十一师扼守兴国西北高兴圩、老营盘一线，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新成立的第八军团二十三师、新编红二十一师，在兴国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第六纵队的南进；以第五军团十三师在头陂地区，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第三军团四、五师和第五军团三十四师在驿前以北地区，抵御敌第三、十纵队的进攻；以第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在朋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东路军向长汀的进攻；以第二十二师在会昌以南的筠门岭地区，抵御敌南路军的进攻。1934年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九个师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半桥、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军亭到驿前约30华里纵深内，修工事、筑碉堡，以五道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集团冲锋，重创其精锐部队八十九师。红军也因伤亡二千三百余人，其中干部六百余人，不得不于28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国民党军其余各路军与北路军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进攻。1934年9月初，红一、九军团和二十四师，在温坊地区以运动伏击战歼灭东路军一个多旅；在西线，红军在永新、安福地区也给敌以沉重打击。但局部的战役胜利，已无法扭转中央苏区红军的被动局面。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被压缩至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的狭小地区。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南路军前后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企图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剿”红军的目的。此时，博古、李德已被敌人的进攻气势所吓倒，仓皇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李德后来承认，突围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就开始进行，但他始终不承认这是失败后的逃跑，而是声称这是“长期周密准备的军事行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与权力更迭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进至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由项英、陈毅领导，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在长征初期，“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李德的错误指挥依然给红军带来惨重损失。在通过国民党四道封锁线时，特别是湘江战役中，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场惨败引起红军官兵的强烈不满，要求改变领导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4年12月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1935年1月的猴场会议，逐渐否定了李德的原定计划，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向贵州进军的主张。1934年12月3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旧州，张闻天和王稼祥在旧州东城门外的橘林进行著名“黄平橘林谈话”，酝酿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组织和思想准备。在猴场会议上，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根据《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 组织编写，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6.9]]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李德的错误指挥受到系统批判，会议撤销了“三人团”，结束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李德在中央苏区及长征初期的主要错误

　　李德在红军中的经历表明，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盲目照搬外国模式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指出红军长征的错误：“一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湘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二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5000人。三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既然这样，我们本应加快行进速度、迅速占领据点，可是敌人拥有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战斗来夺取这些据点。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我们犯的第二个大的军事错误是我们分散了红军主力。以往的战斗经验表明，必须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可我们却把军队分散，使之变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自己则丧失了机动能力。”这些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革命道路，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

　　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三、向外界第一次介绍红军长征的薄复礼

　　与李德不同，薄复礼对红军长征的影响是积极且意外的。作为被红军扣留的传教士，他最初可能心怀恐惧与不满，但长达560天的随军经历让他逐渐改变了看法，并成为向西方世界客观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一）随军初期的观察与态度转变

　　薄复礼于1934年10月1日在贵州旧州与红六军团相遇时，最初被红军官兵视为“帝国主义间谍”而扣留。薄复礼后来回忆说：“当我们爬上一座距预定在那里过夜的小村落三分之一英里远的山顶时，突然灌木丛中冲出了一些人，他们像捕猎一样抓住了我们。”红军当时确实面临严重困难，医疗器械和药品极度匮乏，希望传教士能帮助筹措经费或医疗用品。萧克回忆道: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因此，薄复礼被要求暂时留在红军队伍中。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薄复礼对红军的观察逐渐深入，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纪律严明的军队：薄复礼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曾回忆，红军一次进入一片橘林躲避敌机轰炸，战士们看到黄橙橙的橘子，虽然口水直流，但无人伸手去摘。

　　官兵平等的氛围：红军官兵平等相待，高级将领与士兵同甘共苦。薄复礼注意到，红军将领虽充满威严，但与士兵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

　　文明之师的形象：与国民党宣传的“赤匪”形象截然不同，薄复礼发现红军是一支有理想、有纪律的部队，他们不赌博、不抽鸦片，注重文化学习和政治教育。

　　这些观察逐渐改变了薄复礼对红军的偏见。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二）为红军翻译地图的关键贡献

　　薄复礼对红军长征最重要的实际贡献发生在1934年10月2日。在旧州，红军不仅缴获了数万银元的巨款和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还在教堂里意外地找到了一张晕滃式的贵州地图。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且无当地地图的红军来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因为红军当时使用的地图极为简略，只是中学课本上的小地图，缺乏战术价值。萧克立即把这张非常珍贵的地图取下来。可惜的是，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曲里拐弯的字母根本看不懂。于是就把略知外文的张子意和袁任远叫来。结果，两人拿着地图，认真研究了半天，一个劲儿摇头，说这不是英文，他们也看不懂。焦急之中，萧克突然想起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会汉语，虽然讲得不太好，但能听得懂，就请他来，说不定他认识地图上的外国文字。薄复礼看了一眼地图，说是法文，他认识。

　　萧克将军立即请他帮助翻译地图。薄复礼见到了这个红军部队的年轻领导人——萧克将军。薄复礼回忆：“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精神追求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萧克在回忆录中写到“薄复礼看了地图说是法文，我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个人就在一张四方桌上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当晚，在旧州教堂内薄复礼将地图上的山脉、村镇、河流等法语名称翻译成中文，由萧克一一标注在地图上。

　　这一合作对红六军团的行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提供了精确导航：这张地图成为红六军团转战贵州的“向导”，帮助他们了解地形地貌，选择行军路线。

　　促成了两军会师：基于对地理情况的更好掌握，红六军团得以顺利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

　　建立了相互尊重：这次合作为薄复礼与红军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工作关系和相互理解。

　　萧克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薄复礼帮助翻译的地图“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这种由军事需要促成的合作，也成为长征史上中外人士携手合作的独特篇章。

　　（三）《神灵之手》：向世界介绍长征的首部著作

　　1936年4月，考虑到军情紧急，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释放薄复礼。萧克亲自向他宣布释放决定，并设宴饯行，还给了他10块银元的路费。临行前，萧克表示不反对薄复礼继续留在中国，甚至建议他可以办一所学校。

　　获得自由后，薄复礼没有立即离开中国，而是开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经历。1936年11月，他在伦敦出版了长篇回忆录《神灵之手》，这比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了一年，成为西方世界第一部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

　　该书的特点和价值主要体现在：

　　及时性与新鲜感：薄复礼在离开红军后不到四个月就完成了书稿，使得记录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相对客观的立场：尽管身为传教士，薄复礼还是力求客观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不像当时多数西方媒体那样对红军抱有严重偏见。

　　珍贵的历史细节：书中记录了许多长征途中的细节，如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具体情况，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国际影响力：该书在英国出版后很快脱销，又发行了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被译成法文出版，1938年相关内容又被斯诺收入其著作中。

　　薄复礼的《神灵之手》打破了国民党对红军的新闻封锁，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他评价红军：“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正如军史专家董保存所言：“世界上第一个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红军的，是薄复礼而不是斯诺。”这一历史贡献使薄复礼从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转变为红军长征的客观记录者和历史见证人。

　　四、李德、薄复礼与黄平

　　黄平县旧州镇作为红军长征的途经地，意外成为了李德和薄复礼两人与红军命运交汇的地理节点。这一地域联系不仅体现了长征历史的复杂性，也赋予黄平特殊的历史意义。

　　（一）黄平旧州的历史地位

　　黄平旧州（古称且兰国）是贵州东部的一个千年古镇，这里不仅是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的重要地点，也是薄复礼与红军相遇的地方。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进入旧州，并将镇内的一座天主教堂作为临时指挥部。正是这座教堂，成为了薄复礼为红军翻译法文地图的历史现场。

　　如今，旧州古镇的天主教堂院内立有一尊塑像，基座上写着“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立下汗马功劳的传教士——勃沙特”。这一纪念物不仅是对薄复礼贡献的认可，也是黄平与红军长征历史联系的象征。

　　（二）薄复礼在黄平旧州翻译法文版贵州地图

　　薄复礼在黄平旧州为萧克将军翻译法文版贵州地图的事件，具有多重历史意义：

　　军事价值：这张地图为红六军团在贵州的作战行军提供了精确导航，帮助他们顺利与红二军团会师。萧克将军后来证实，这张地图一直陪伴他们到了云南，乌蒙山回旋战时仍在使用的这张地图。

　　合作象征：旧州天主堂内，在马灯下，薄复礼为萧克翻译法文版贵州地图的场景，成为红军与外国人合作的罕见案例。这种基于相互需要的合作，超越了意识形态差异，体现了长征的包容性与实用性。

　　历史记录价值：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对旧州事件的记录，为确定红六军团到达该地的具体时间提供了依据。他写道：“第二天（指10月2日），天蒙蒙亮，队伍出发了...上午九时，我们进入这座小城”，这一细节比一般记载的“清晨”或“上午”更为精确。

　　（三）李德长征到黄平

　　没有直接的史料介绍李德长征到黄平的情形，但是，间接的史料印证李德长征是经过黄平。湘江战役惨败之后，红军将士从出发时的8.6万，锐减到3万，李德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损失惨重。通道会议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转兵贵州；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建立根据地；王稼祥和张闻天的黄平橘林谈话，酝酿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猴场会议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系列的决策部署，把当时的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逐步停止，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力也不像出发时那样绝对权威。李德从指挥的最前沿逐步退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开始有了自己正确的进军方向，不再迷信李德的瞎指挥。

　　下面日记、年谱和回忆录记录了当时中央红军到黄平的情形。1934年12月13日取消二纵队，将一、二纵队合并为一个纵队即军委纵队。根据陈伯钧[[[]陈伯钧，1910年生，四川达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第十三师师长。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长征队形，左翼为红一军团，红八军团垫后；右翼为红三军团，军委纵队跟后，红五军团后卫。]]日记记录：“1934年12月31日阴天，因友军及军委均未走通，所以我们奉命在旧州休息一天。大家都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公家亦准备会餐，真象过年的样子。”在正是李德在中央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被迫长征，才使红军部队经过黄平这样的偏远地区。而薄复礼在黄平为红军提供的关键帮助，又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李德错误指挥带来的困难。陆定一日记记录：（1934年）12月29日阴天，军委纵队到带翁铺（太翁铺）；30日阴天，军委纵队到对牙铺，后洞；31日阴天，军委纵队到猴场。伍云甫[[[]伍云甫，湖南耒阳县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9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耒阳县委秘书长，1928年任耒阳县第一区区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参加了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1930年后，在上海党中央、中央苏区和长征中，从事和领导无线电通讯工作，先后担任无线电报务员、队长、政委、无线电总队政委，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政委、中央军委二局政委，中央军委第二政治处主任。 ]]日记记录：（1934年）12月29日，阴天，由施秉出发，经马路一段至罗浪，大（太）翁铺一带，宿大（太）翁；12月30日阴天，由大（太）翁出发，经老黄平至梭洞，五科由老黄平征集洋油、汽四十一桶；12月31日阴天，由梭洞经蔡家湾、老坟咀及一座险峻的石山，至猴场宿营。《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76）》记录：“12月下旬在随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某日，他们行军到一片茂密的桔林内，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周恩来在(1972年6月10日作《党的历史教训》记录：“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一九五〇年潘学忠作为贵州少数民族赴京参观团成员，国庆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城楼观礼，周恩来接见参观团成员时，问到潘是哪里人，潘说是贵州黄平人，周恩来说：“啊，黄平，当年我们长征路过那里，在那里和王家烈的军队打了一仗、我住在你们县城的财神庙里。” 从日记、年谱、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军委纵队跟随红三军团，经过黄平。最高“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都是经过黄平的。

　　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导致了红军长征的艰难转战，在黄平张闻天和王稼祥酝酿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终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促成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进入黔东南一路在谋划着红军领导人的的撤换问题，谋划如何将李德“轰下”的问题，谋划红军行军方向的问题，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推动关键人物是王稼祥，地点是黄平。可以这样说黄平是李德军事指挥权被终止的谋划地。薄复礼却在红六军团西征到黄平时提供了重要帮助。黄平作为红军长征时期重大事件的地理载体，成为两位外国人影响长征的空间交汇点。

　　五、李德和薄复礼的最后人生

　　李德和薄复礼在离开红军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的晚年境遇和历史评价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李德的晚年：从权力核心到边缘化

　　遵义会议后，李德被撤销了军事指挥权，但仍随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他逐渐被边缘化，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决策会议。1939年，李德离开中国返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对他进行了审查，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

　　李德后来的经历包括：

　　苏联生活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李德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战后在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

　　返回东德：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李德回到民主德国，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曾担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回忆录争议：1973年，李德出版回忆录《中国纪事》，但书中对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歪曲，并对一些中国领导人进行攻击和诽谤。

　　病逝东柏林：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于东柏林，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一生。

　　李德的历史评价复杂而矛盾：他本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军事顾问，却因脱离实际的指挥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他参与了长征这一壮举，却是导致长征的主要原因；他走完了长征全程，却是唯一被剥夺权力的外国人。

　　（二）薄复礼的后续：从传教士到长征见证者

　　与李德不同，薄复礼离开红军后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与红军的特殊经历塑造了他的后半生：

　　继续在华传教：薄复礼获释后，长期在贵州盘县传教，为当地群众看病，并创办“明恩小学”，招收信徒和穷人子女。

　　帮助解放军：盘县解放初期，薄复礼曾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伤病员，有时一天要诊治二三十人之多。

　　与萧克重逢：1985年，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帮助下，薄复礼与萧克将军时隔50年后再通音讯，重叙当年佳话。

　　晚年见证：1986年，90岁高龄的薄复礼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再次向世界讲述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肯定红军是受到群众欢迎的军队。

　　平静离世：20世纪90年代初，薄复礼去世，夫妇二人虽无子女，

　　但他们的名字和亲历长征的传奇却长留在中国历史中。

　　薄复礼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他不仅是红军长征的意外参与者，更是客观记录红军长征的第一人。他的《神灵之手》打破了西方对红军的偏见性报道，为世界了解中国革命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三）历史评价的对比

　　李德和薄复礼的历史评价形成鲜明对比：

　　李德虽怀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他的教条主义和专断作风给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最终成为长征史上一个复杂而负面的形象。

　　薄复礼最初作为被扣留者，却通过近距离观察，客观记录了红军的真实面貌，成为长征历史的见证者和传播者，赢得了后人的尊重，赢得了历史的一席之地。

　　李德和薄复礼这两位外国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了红军长征，他们的经历折射出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与国际意义。李德的错误指挥在客观上促使红军提前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而他的教条主义失败也促使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薄复礼则通过意外的随军经历，向世界客观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真相，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外部视角。

　　两人的经历在贵州黄平交汇，形成了一种历史辩证：一位外国人的失误导致了红军的艰难转战，另一位外国人却在转战途中提供了关键帮助。这种复杂的历史互动表明，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奋斗历程，也是一段具有国际维度的历史叙事。

　　今天，我们回顾李德和薄复礼与长征的关系，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也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任何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外来经验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同时，保持开放与客观的态度，才能赢得世界的理解与尊重。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2006年文章《难忘560天风雨路》，介绍薄复礼随红军长征的经历。

　　2.许昌党史方志网文章《参加红军长征的4位外国人》，系统介绍李德、毕士悌、武亭和洪水。

　　3.人民网文章《向西方报道中国红军长征第一人薄复礼》，全面介绍薄复礼与长征的关系。

　　4.人民网文章《一名德国革命者的中国长征》，详细分析李德在长征中的作用。

　　5. 央广网文章《红军与传教士的故事》，介绍薄复礼在黄平为红军翻译地图的经历。

　　6.微信公众号文章《参加红军长征的5名外国人》，概述五位外国参与者的经历。

　　7.中新网文章《红军洋顾问李德：唯一走完长征的西方人》，介绍李德晚年生活。

　　8.《中华民国史》（第八卷 ）（1932-1937）上

　　9.《神灵之手》

　　10.《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11.《战典——红二方面军征战纪实》 李涛 著，作家出版社

　　作者：罗勋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