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调侃，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一个人，是幸福；砸中一群人，是板砖——因为馅饼如何分，可能闹翻天。
最近几年，重庆老人郭重智对此深有体会，但他说，自己“痛并快乐着”。
郭重智，原重庆通用阀门厂（曾用名重庆大渡口阀门厂）厂长，今年满70岁。
2023年3月，这家已停产近20年的老厂，获得了一笔约772万元拆迁补偿款。在工厂原职工大量失联的情况下，年近古稀的他用一年多时间，带头整理出一份406人的分配员工名单；经过反复斟酌，多次协商，最终形成拆迁款分配方案。截至目前，共有371名员工及其家属领到了补偿款。
老厂长的账本，是他制定分配方案最大的底气。
“我最大的底气，来自手头的几大沓老账本——也就是时间跨度近50年的职工工资台账。没有这些原始数据，就无法制定出扎实、让人信服的分配方案，工作就没有了权威性。”郭重智加重了语气，“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的这个分配方案，是见得天的！”
连日来，上游新闻记者接触了郭重智及其亲友同事，记录了他从2018年牵头制定分配方案五六年来，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1泛黄的老账本，天降的拆迁款
7月1日，重庆市九龙坡区郭重智家里，一摞摞老账本摆放在桌子上，泛黄的扉页上写着年份，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本子，有些账页已经翻烂。
老账本因年代久远已发黄破损。
“这些职工工资台账基本完好，真实记录了阀门厂从1974年到2023年间职工工资发放情况。什么时间谁进厂、谁离厂、谁每月领多少工资，都一清二楚。”郭重智说。
记者任意翻阅了某一年的老账本，每个职工的月工资明细、总额以及领工资时留下的红色私章，均清晰可见。
重庆通用阀门厂的前身，是大渡口区新山村白铁组，成立于1971年，是新山村街道辖区一家集体企业。1974年，19岁的郭重智进厂工作。不久，工厂转型生产工业阀门，职工逐渐从十几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400多人。郭重智也从工人一步步成长为车间主任、副厂长。
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通用阀门厂一蹶不振。2000年起，阀门厂关停部分车间，开始逐步停产。2009年，郭重智接任阀门厂厂长兼法定代表人，想方设法为留守职工补齐医疗和养老保险，“不能让职工退休后没有生活保障，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974年、1975年的工资台账分门别类，都有记载。
2018年，阀门厂厂房被纳入市政用地的规划拆迁范围。“虽然当时不知道拆迁补偿金有多少，但对全体职工来说，这算是‘意外之喜’。”郭重智说。
2持久的拉锯战，失眠的老厂长
第一个难题来了。
退休职工李家志，1980年进厂，干满20年后退休。2018年的一天，她突然接到郭重智的开会通知。到场才发现，17人参加的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会议，离职职工也来了。“当时我们退休的都没想通，离职的为何也要来分拆迁补偿款？”
最初协商出的分配方案是：正常离职、在职的（含退休）都属正式职工，人人有份，不按级别高低，不按贡献大小，只将厂龄作为分配标准。
拆迁款分配方案协调小组在讨论中。
拆迁分配方案协调小组成员、退休职工曹泽珑说：“我在厂里劳资岗位干了十年才退休。郭厂长带领同事查资料，按人头梳理，根据厂龄分门别类造册，很快就摸清了大致情况。”
众人发现，如果按厂龄“一刀切”，可能出现问题——离职群体因为人多，将分走补偿款的80%，在职包括退休群体明显吃亏。郭重智说：“公平公正的做法，是按一定比例把补偿款一分为二，各自再按统一标准分配。”
离职与在职群体的利益冲突，让郭重智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有一次，一名退休老工人气冲冲找到我说：‘老郭，我们辛苦了一辈子，凭什么离职的拿走那么多？你是不是拿了他们的好处？’”
“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我几乎天天失眠，眯一个多小时就醒了，半个月下来瘦了6斤。”但郭重智没有放弃或动摇，“第一任老厂长患癌症，临终前在病床边拉着我嘱咐：小郭，你为人正直，大家都相信你，你要把这个事情抓紧办好。”
协商分配比例，成了拉锯战。由郭重智主持的协调会，开了不下20次。2021年，分配方案终于敲定：离职群体划分比例为35%，在职群体为65%。
分配方案敲定后，执行却遇上新挑战。对于离职群体分到的35%补偿款，部分人不接受原定的厂龄统计分配方法，要求按其他方案分配。
“有些东西可以退让，也可以商量，但如果与分配原则相冲突，怎么行？红线不能触碰！有人向我施压，肯定不能答应。我有工资册、台账等原始资料作依据，我有底气。”郭重智说。
诉求得不到满足，对郭重智的言语攻击自然免不了。但维护分配方案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从程序上讲，我不能违规；从法理来说，我不能违反原则；从站位上看，我不能推卸厂长的责任。”
3找人的艰辛，坚持的意义
第二个难题，是找人。
阀门厂建厂53年，停产接近20年，员工绝大部分不是离职、退休就是去世了，加上随子女迁户等原因，找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找人一直是贯穿始终的大事——协商分配方案，要找人；制定分配名单及结算金额，要找人；执行方案分钱，要找人；仍有35名职工失联，还要继续找人……
新联系上的失联员工另行发放清单。
几年下来，郭重智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根据老账本按图索骥，找到每一个员工，不管是离职还是在职退休的，一个不能少。
郭重智和老同事们一直在想尽各种方法找人：一是张贴《寻人启事》，特意把“启事”用红色字体放大，远远看起很醒目；二是通过老职工口口相传，扩散消息；三是上派出所询问联系方式，因为一些老职工在九宫庙派出所辖区住过；四是联系电视台和媒体，报道寻人消息，结果一下子找到20多人……
老职工江仁惠去世多年，郭重智多次尝试联系其家人未果。2023年一个周末，郭重智的妻子张原琴参加老同学聚会，部分人曾是江仁惠的邻居，郭重智将找人“任务”交给妻子。通过这根“线”，郭重智终于接到江仁惠儿子的电话。对方感动地说：“谢谢郭厂长，本来以为妈妈去世多年，这些事都与我们无关了。”
老职工岳华禄，发补偿款时一直联系不上。去年下半年，郭重智打听到她住在大渡口马王五村。他去了两三次，敲门都无人应答。有一天他再次上门，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开了门，正是岳华禄的儿子杨华。“我向他说明来意，得知岳华禄已去世，我有些难过。把补偿金存单递给他，他有点惊讶。”郭重智回忆，杨华接过银行存单，低声说：“妈妈去世了，这些事我都不晓得。我身体不太好，正需要钱去动手术。”郭重智拍了拍杨华的肩膀，安慰道：“这是你妈妈应得的，希望能帮到你。”
老厂长回到阀门厂原址，厂区周边安装了市政设施防护网。
“一个也不能少”，是郭重智找人的动力，也是压力。
离职员工向朝玉介绍，目前还剩部分余款，是失联职工的。如果找不到人，这笔钱就要再次分配。但何时分配，一直没下文。郭重智坚持继续找人，“有少数人叫嚷着要早点分钱，揣测郭厂长有私心。”
离职员工群体负责人梁明英说：“少通知一个人，其他人就可多分一点。但是郭厂长一个人也不想放弃。他通过电视节目，一下子找到了很多不晓得补偿款的离职职工。”
在郭重智看来，这笔补偿金更像是一种企业福利。“工资台账上有职工名字，白纸黑字。把福利送到每个职工手上，这是企业的传统，也是我作为厂长的责任。即使有些人走了（去世），也要让家属拿到福利。”
身患绝症的离职职工文志红，就在临终前收到了这份“福利”。
一张银行领款凭证上，记录着文志红应得的补偿款，其丈夫和儿子在2023年12月11日已领款。按规定，补偿款是通过银行转账。但郭重智特事特办，到银行提取现金交给家属。
7月1日，文志红儿子谢先生说：“妈妈患癌症，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了。爸爸捧着现金送到病床前，让她安心。妈妈看到补偿金后没几天就去世了。我们一家人真的很感谢郭厂长。”
也许，这就是他坚持的意义。
4家人的担忧，老厂长的承诺
协调小组成员李家志告诉记者，阀门厂厂房拆除后，厂里没有了办公场地。郭重智把厂里的工资台账等原始资料搬到家里，把家作为临时办公室长达一年多。在这里，郭重智带领协调小组白天黑夜核实职工厂龄，制作分配清单，对上门职工做解释工作……“他的爱人也常帮职工核查厂龄，被我们称为‘资料员’。”向朝玉说。
时间长了，家里人也有意见。
原阀门厂职工聚在一起回忆往事。
郭重智妻子张原琴回忆，有段时间，一些人上门说事，情绪比较激动。“我有高血压、冠心病，这些人折腾得我寝食难安。我劝老郭早点把事情摆平，但他始终坚持原则。”
郭重智儿子也流露出对母亲健康的担心，“我爸脾气急。我妈心脏动过手术，还安了支架。我怕这些事情影响到我妈，再三叮嘱爸爸不要在家里冒火，不要把妈妈吓着了。”
这件事也打乱了一家人的生活节奏。“我们工作忙，爸爸照看孙子还要接送上下学。他基本上没有空闲时间，妈妈承担了更多家务。”郭重智儿子说。
“爱人的焦虑，儿子的担忧，我明白。但如果违背原则妥协了，后面的问题会更多。”郭重智说，“我跟家里人做了很多解释工作。补偿款发放到位后，没有一个人来找我。现在，我的家清静得很。”
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该分配方案是企业依据相关条例和企业管理规定，自主协商决定的。阀门厂的这个分配方案和工作流程，给今后老集体企业分配拆迁款，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案例。另外，企业负责人严格依据工资台账等原始资料制定分配方案并执行，确保每一笔款项都能准确、公正地分配到职工手中。这种公开透明的做法，值得借鉴。”
目前，还有35名职工了无音讯。找人，还在继续。
郭重智曾公开承诺，再等两年，等到2025年12月31日后，再对余款进行二次分配，“尽人事，听天意。到时候，我也问心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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