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章流：回想六七十年代大队中小学校

　　每当回想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孩子上学的经历，放影般回放我们这一代人上中小学校读书的情景，一幕幕记忆碎片便浮现脑海中，颇有感触。

　　那时乡村没有幼儿园的概念，七岁直接上一年级。不像书里所讲述的那样，一上学就是踏入知识探索之旅，而是在无知与懵懂中识字和读写起步。

　　由于近年来县里实施撤并乡村中小学校集中到县城上学，因而，五十年前我曾经就读的塘盛小学、紫塘大队小学、隆足大队附中、紫塘大队附中等几所学校，如今一所都不复存在了，但校园的情景仍然留在记忆的深处，不时还闪现在梦中。这里就凭记忆叙述还原一些片断，立此存照。

　　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走集体经济体制年代，实行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核算单位，即现在的乡镇、村委、小组。中（附中）小学校就建在大队和小队里，学龄儿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近上学。

　　那时全国实行普及七年制初中义务教育，从高中起实行评选上学。七十年代前农村生源相对较少，公社办初中高中各一所，各大队办小学（中心小学），大的自然屯和离大队部较远的自然屯办小学分校一到三年级，四年级起统一集中到大队小学就读。进入七十年代初，农村生源逐渐增多，公社办的初中已不能满足各大队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要求，所以，上级要求各大队自力筹办初中部，因不具备办初中条件，只好凑合在小学里办附属初中。因而称大队附中。小学到高中学制是5+2+2。

　　我们塘岜屯共有一百多户人家、六百多人口，是榜圩公社最大的自然屯之一，全屯分为第12、13、14三个生产小队。民国时期屯里就建有塘盛小学，在当地算是老牌小学校。六七十年代，临近的坡沙屯（编为第10小队）、林徒屯（编为第11小队）还未办有小学校，1-3年级就近安排到塘盛小学就读。

　　学校就建在屯前的晒谷场西边（后来又搬到东南面起教室），也就是说学校的操场也是屯里的晒谷场。学校是三开间砖瓦房，中间前半部为通道，后半部为两个老师的休息间，左右两边为教室，一间是一二年级共用的复合班，一间是三年级教室。

　　操场东南北三面都是稻田，为了排灌水方便，在操场中间挖开一条深约四五十公分、宽五六十公分的明渠贯通南北面的水田，渠面没有盖板。那时农村学校体育活动缺少器材缺少场地，不外乎就地取材的跳绳、踢毽子，滚铁环等。课间活动我们就以渠道宽度为界限进行跳远比赛，第一是看谁能顺利跳过渠道，第二是看谁得最远，有时有的跳不过还跌到渠道内，渠道不深，都是泥巴，无刮伤人的硬物，没有危险，但跌下去鞋子裤子不湿水也沾满泥巴，跌落的同学就提前回家换衣服，一点都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比赛。

　　操场东边角长一棵大古榕树，五六个成人伸手才够围拢，树龄谁也说不清，我们问过屯的长辈，爷爷的爷爷都说从小就见到大榕树了，至少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大榕树的树冠覆盖约有个篮球场大的面积，一半覆盖稻田，一半覆盖操场角。覆盖稻田那一面，禾苗被遮光挡风，任生产队怎样的加工加肥管理，植株总是长成瘦弱小苗，所覆盖之处几乎没收收获，但生产队从不砍伐伸展的枝叶。这是从上辈起屯里形成一种约定俗成，认为大榕树是屯里的神树，谁都不敢冒犯神灵，也不准谁去动刀，更不敢用来当柴烧，一直由其自生自灭，掉落的枝桠则让其自然腐烂。古榕高大，其冠如盖；历尽沧桑，常绿长青。爱护大古榕树便是家乡人心灵深处的乡愁记忆。

　　夏天酷热，榕树下便是我们娱乐活动场所。因为缺乏场地和器材，学校没有单独上体育课，下午自由活动节我们一窝蜂似跑到榕树下抢占位置跳绳、踢毽子、跳房子、划棋盘打棋等。

　　榕树分大叶榕和小叶榕两种都结果实，大叶榕的果实大如指头，没有人吃过，小叶榕的果实如花生米，但呈微灯笼型。学校边的大古榕是小叶榕，秋季榕果成熟，圆嘟嘟的榕果布满枝头，我们很爱吃。鸟儿也成群结队飞到树上叮吃榕果，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有时屙屎和掉落的榕果一起“叭”地砸到地面。成熟的果期约一个多月。从青色变桔色，再到黑色就熟透了，吃起来清甜甘润，非常爽口。大家很爱吃，但人不但不得砍树，也不能攀爬，更不能用竹竿打，想吃就到树下“守树待果”。一阵风吹来，或是鸟群啄吃扑打，黑墨的榕果就像下小雨一样纷纷掉落，过熟的果粒落到地上容易破碎，我们只捡拾那些还未破肚的榕果吃，很是享受。有时黑果砸到头顶或衣服上，虽然没有痛到皮毛，但黑色果汁渗黑脸皮，掉到衣服上被染色，用水冲洗都还留有印痕。经常受到家人的责怪：爱吃野果就自己洗衣服吧。上学时是这样，星期日也是这样，天天去捡果吃，那也是我们农村孩子所能尝到的野果味。

　　我们这一级是1966年入学的，教室里原有的桌子板凳都基本散架了，入学时各人自带一个四脚的小板凳，桌子的四脚也是用砖头代替，两头各垒起四五块砖头，横放桌面就成写字台了。因各家的板凳也不是很充裕，也为防止板凳被搬动而被打散，每个人的板凳都系一根小绳子，像书包一样背着上下学。

　　记得同学们背的书包都是布面手工裁缝的，集市上也没有机制的现成书包卖。那时的书本很少有大号本，多是统一的32开，所以书包全是按32开型号设计。我的书包是我母亲用零碎的旧布剪接缝制，可容纳七八本书和几本作业本，一端还加缝一个小夹层，是专门装笔墨用的。为了好看一点，母亲把所剪切的碎布块裁成相同大小的三角形状，然后再手工一块一块地拼盘缝制而成，使得原本杂乱无章布面，变成了五颜六色的花样，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既美观又大方。那时学校的窗框门板都很松散，书本放在教室内经常丢失，所以上下学都得随身携带书包。每天一早，书包一往身上斜挎我就出门上学，放学了也一样，书包不离身。期间书包挂带断了二三次，缝补后继续用，从小学一年级起它一直陪伴我到初中毕业的七年时间。

　　那时农村道路都没有硬化，出门全都是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屯里早就形成一种习惯，上学大家都相互呼叫结伴而行，从入学的那天起大家都走路上学的，不用大人接送过。最先出门的便呼叫：去学校啦。大家便急忙挂上书包纷纷出门。叫喊的人先走到屯头等，大家到齐了才一起出发，真的像书里所说的：小朋友，手拉手，背着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去。

　　我们屯呈半弧线分布在两座山脚下，学校就在屯前的一个小坡地上，以学校为中心点半径约六七百米的距离，从西北边的屯头到东北边的屯尾以及屯中间有三条田埂通向学校，但屯前有一条东西向的小沟溪横躺着常年流水，上辈人用一块近两米长的大石块当桥梁，出门就下四十度左右的坡路三四百米，跨过沟溪后，又上坡二三百米就到学校。下雨天小路泥泞烂泥巴，对我们上学是个不小的考验，农村小孩从小天天时时接触泥巴，走泥巴路习以为常，走平路的还好，但一遇雨天走陡坡的泥巴路就有点为难了。不过大家也有办法，雨天出门时都带一小捆的稻草，到陡坡路时就先铺一层稻草防滑，这个方法还是管用的。

　　第10、11小队学生本应可以到大队中心小学就读，但离大队部比我们屯稍远，以就近为主。那时耕地金贵，不能取直改道，各村屯之间都是按田块取向走田埂路，第10、11小队到我们屯直线距离不过千左右米，但都是走S字形的田埂路，实际路程要翻倍，若到大队中心小学更远些。

　　1至3年级我们是在屯里上学的，学校常年保持两位老师上课，一位公办，一位民办，都是本屯人。公办老师孙明达是固定的，也是学校的主管，而民办则是轮流上，以记工分取酬作为工资。民办老师按队里一个主劳动力的社员记全年满勤的工分，年终参与队里分配口粮和分红，由全屯一百多户农户共同分摊，从而民办老师实行轮流当值上课。但全屯分为第12、13、14三个生产小队，两位陆老师同属第12小队，岑老师属第14小队，第13小队没适合人选，以及第10、11小队也没有派出老师，所以，这三个小队本应每年按比例拨付一定的粮食补偿第12、14小队的，但当时讲集体团结协作精神，各生产队每天一个主劳动力的工值也只在二角钱左右，算来也不值多少，所以三位民办老师都是由第12、14本小队各自负担。那时农村识字的人不多，有高小文化的都可当小学民办教师。我们上学的那一级，三年间就有三位民办老师轮流上课，第一位是陆大权，第二位是陆大勇，第三位是岑义流老师。其中岑义流是高中毕业，陆大勇是初中毕业，陆大权是高小文化。再后来陆大权退出、岑老师被抽调到大队中心小学，就由陆大勇老师一直当值上课。

　　那时乡村根本就没有学前教育（幼儿园）这个概念，七岁直接上一年级。母语是壮话土语，上学前一个汉字不识，一句普通话不会讲、也听不懂。第一天到校报名名字都是由长辈写好后给学生带去学校让老师登记注册。学校不收任何费用，还免费发放两本崭新的课本。那也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手拿书本读物了。

　　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只设语文和自述两门功课程，其中语文是识字、组词、造句和一百字左右的简短课文学起，没有教过汉语拼音，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算术只是学加减法，先从个位数的加减法学起，是用小枝条或小砂石摆放一处，然后加入或抽走的方式进行学习。从个位数到十位数，再到百位、千位，如此循序渐进。

　　识字是从一笔一画起开始学，先学笔画：横、竖、撇、捺、点、弯钩。老师说是学五笔画，却多教我们写了“弯钩”“横折钩”等六七笔。我们也不懂提问，老师也没有过多的解释，反正老师说的都是对的，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学，直到上初中了才“豁然开朗”，原来“点弯钩”只算一笔，“横折钩”虽然连着写是一笔，但那是书写过程。接着学写字规律：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先中间后两边。再一个字一个字地识字：上中下、人口手、马牛羊、元角分……然后学常用语句：小朋友手拉手上学校、为人民服务、我爱北京天安门、祖国万岁、劳动光荣，等等。

　　组词和词语。组词：容，容易、壮，壮丽、热，热情、团，团结、山，山谷、波，波浪、层，层次、水，水花、砍，砍柴，等等：抄写背诵词语：一心一意、团结合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节约光荣、热情洋溢、真真假假，等等。

　　用相关词语造句：比如，用“越……越……”“不但……而且……”等关联词语造句。前一题大家都亲有体会，下雨了走泥巴路很滑，且容易跌倒，就清一色地造为“雨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在那缺乏课外读物和信息闭塞的年代，老师知道这都是雷同的，但也没有其它更好（还没学到）的句子来代替了。同时，这个句子绝不是谁首创的，也不是谁模仿的，完全是一句从现实中体验出来的语句，所以大家都这样写老师是不能否认的，更不能说是抄袭的。但后者就难倒多数人。前者是单字相关联的造句，容易理解，后者一变成两个字相关联的造句，大家就找不着北了。老师举很多事例提示同学们，但大家都还造不出一句通顺的句子来。后来是老师写出实例：“不但拾金不昧，而且还要乐于助人”“不但要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且还能帮助别人”老师写出来是记住了，但让我们再用这个关联词语造句时还是造不出通顺的句子来，只能抄写老师的句子完成作业，真的让人哭笑不得。

　　到了三年级才开始学习简短文章。比如：三年级的一篇课文——题目：《守晒场》

　　晒谷场，四四方，谷子铺在晒场上。队长叫我守晒场，我拿竹竿站场边。我家有只老母鸡，带群小鸡要进场，我挥竹竿赶呀赶，赶得它们逃得慌，恰好队长看见了，夸我爱护队里粮，我说队长不要夸，热爱集体理应当。

　　如此几句的小短文，现在看来极简单，但老师一句一句领读，用三四节课反复朗诵我们才能自己阅读。

　　熟读课文之后，才练习学写简短的小作文。记得练习作文是从写请假条起步。那时农村小孩请假倒不是走亲戚或是其它什么杂事，也不是偷懒，主要是生病感冒的多，或是家里弟妹多，当无人照看时，兄姐就需要请假在家带弟妹一两天。这个情况带有普遍性，后来学校规定允许用背带背弟妹进教室上学，如若弟妹哭闹的可以走出教室外一边摆动脚步一边抖动身体，哄其不能哭出声，结合轻轻拍打其背部让其停止哭闹，或是睡觉了再进教室听课。记得当时有个同学写了这样的请假条：“老师今天我发热不能去学校上课，请批准假一天。”老师说写不合规范，我们看不出不符合在哪里，最后老师讲解“发热”是壮话口语，应该是“感冒发高烧”才正确。原来汉字是如此的妙用啊。

　　小学功课很轻松，除了《语文》《算术》《常识》等三本薄薄的课本外，再没有多一本的课外读物，学校没有阅览室，也不订阅报刊杂志，连印刷有文字的纸张都难见到。老师手上也只是拿课本，从头起一篇一篇地教读。课文内容少，很少布置课外作业。语文课主要是靠反复朗读背诵课文，抄写重点语句；算术课是反复演算例题，然后模仿例题解答附后的练习题；常识课则结合实践讲解现实生活中的体例，比如，保护牙齿、爱护眼睛，温度表、水的三态变化、雷雨、闪电的形成，植物的生长、种子发芽、土壤肥料，等等。常识课容易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因为都是讲与实际生活相关的事例。譬如，农村老人给小孩讲彩虹故事，都是说彩虹是上天管水的龙王下到凡间吸水到天上，哪里被吸到哪里当年就会干旱，作物容易枯死，粮食减产，出现灾荒等，并且讲得头头是道、神乎其神。可老师上常识课讲到彩虹的形成时，嘴巴含着一口水面对太阳光一喷出细小的水雾，前面立见一条彩虹来，与老人讲的完全不同，引起大家的思考。

　　四年级统一集中到大队中心小学，学校环境变了，接触更多的同学，课程内容也逐渐增加了，难度也加大一些。

　　二

　　紫塘大队是榜圩公社通往首府南宁的东大门，公路与大队部却被平治河隔开在两岸边，交通十分不便。大队中心小学和附中与大队部连为一体，地处一处小坡地上，没有围墙，四周都是水田。坡地面积约六七亩，其中大队部和学校周边二三亩旱地作学农基地，以种植甘蔗为主。名堂上不仅是全大队的中心，而且地理位置上也是中心点。全大队12个自然屯分为15个小队，除第15小队的弄包屯比较偏外，其余都分布在一个几近规则的圆圈边上，把学校包围成一圈。平均距离三四里左右，最远的弄包屯约五六里，最近的紫徐屯约二里。通往学校的都是按田埂小道走向，之字形的弯弯曲曲，春夏两季因农田灌溉，晴天路面也是湿漉漉的，雨天就变成了泥浆路。秋收之后，生产队都犁翻稻田晒冬，土块也变干硬了，我们上学就不再按原田埂走向走弯路了，而是从屯头开始按直线取向走，硬是把犁翻了的一道道土块踏平成一条结实的小道来，至少减短三分之一以上的路程。后来学到鲁迅《故乡》里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现实中我们真有感触。按我们当时的文化水平，对这句话的涵义也只能理解其表面这一步了。

　　那时农村普遍贫穷，大家都是穿布鞋，下雨天不耐用，只好赤脚走（赤脚医生也是因此得名），低年级学生在路上滑倒经常发生。每到春夏两季，田边长满杂草，有的小孩确实有点调皮捣蛋，爱搞恶作剧，不时在前面把路边两丛草株打结，后来的人一不小心就被拌倒。被拌倒的反而被嘲笑，说是眼角太高，昂首走路不看路，却没人去追查原因到底是谁干的坏事。因而被拌倒的人心里总不是滋味，便产生要报复的念头，然后稍稍地照葫芦画瓢去打结，不拌倒人一次都不服气。如此，反反复复。但是，有一点值得称赞的是，不管是谁，在哪里滑倒了就在那里站起来，然后拍拍身上的泥巴，或是脱下衣服扭干水后穿上又继续上学，从没见过谁因滑倒或哭了或不上学了。春夏季田间放水，此时气温也升高了。我们发现，如若衣服湿水了就在操场上跳动几圈，靠体温+气温+迎风跑的共同作用下，不几下子衣服就自然风干了。冬天气温寒冷，但老天有意安排田间停水、土块干燥，放学后我们还把散落田间的稻草集中起来在田角烧火热身，火苗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抖动，大家的脸庞也被照得通红，原先冷得发抖的身体也暖呼呼的。

　　大队部建在东边，主体是一大间（相当于四开间）砖瓦大礼堂，可容纳一二百人集中开会，礼堂内东西两侧各隔成两小间房间，西侧两间其中一间接听电话和报刊信件收发室，一间放杂物兼小会议室，东侧两间为宿舍。礼堂山墙外两边又各建一间小房，东侧一间是大队合作医疗室，西侧一间是日杂货代销收购店。那年代办代销店要经供销社核准才能办，是集体经济体，也就是大队集体经营，代销员黄红景享受大队脱产干部待遇。大队部每个月都召开一二次的群众大会，学校就停课让全体师生旁听。礼堂前后都是学农基地，召开群众大会有时在礼堂内，有时到学校前面的操场上。会议内容大多是宣传发动群众“农业学大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大力造田造地，增加播种面积，提高单产增加总产量。有时是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政策，有时传达公社领导指示，多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

　　当然，有时按照上级要召开批斗大会，目的是镇压“四类分子”。当时农村很少存在反革命分子，主要是批斗地主、富农和坏分子。全大队就有七八户地主富农和几个坏分子，他们是被管制和镇压的对象。批斗时是用绳子反手绑起来，戴上用竹篾编织像一个小猪笼后再糊纸面的帽子，帽子外写地主XXX、富农XXX、或坏分子XXX等，然后由民兵押往会场中间令其跪下，群众围拢起来指着他们的鼻子进行发言批斗，很少出现动手动脚打人的武斗场景。批斗言语五花八门，有的说他们不太接受改造、有的说出工不出力、甚至说他们表现虚伪，内心总是希望有朝一日变了天，那就他们反攻倒算的日子，等等。

　　学校建在西边，对着大队部呈一个倒U型，沿倒U型三边建三排砖瓦房，倒U型的顶线建7间小房间，中间一间不砌前后墙面，留作西面通道，六间是老师房间。右边建四间教室，左边建两间教室和两间老师小房间。那时各大队学校从小学到初中七个年级，每个年级只设一个班，一般三十多人，不超过四十人。一二年级还可合在一个教室里为复式班，所以我们学校有六间教室已足够了。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有田埂连接的地方就有路通进校园。

　　倒U型内的面积略大于两个篮球场，在靠近大队部架一副简易篮球架，成为体育课和课间娱乐活动场所。篮球场是泥巴地板，晴天打球灰尘滚滚，雨天泥泞不堪，走动现脚印泥土坑。右边教室门前放置两个水泥乒乓球台，一般都是四五年级或初中的占用。因人较多，学校规定乒乓球必须“打减”轮流，不能由某些人长时间占用。“打减”即双方对打一节，赢者上输者下。我们热爱乒乓球只因它是国球，兴趣远远大于竞技。每次放电影前加片或有梁戈亮、或庄则栋等冠军国手与国外选手对打的片段，场面激烈引人。那时乒乓球赛程一节是21分制，发一次球能来回推进二三次都算是高水平了，大多都是这边一发球，那边就飞了，或者对方能挡回来，但这边扣球往往也是出线的多。尽管对打没有多少的球技，但乒乓球台四周都站满人，打飞的不用自己来回奔跑捡球，都是场边同学帮捡的，一节比赛一般就十五六次发球即结束比赛。退出一人立即上一人，场外排着队等候上阵。篮球也是如此轮流上场。因没有钟表记时，只能以进球数计算，三打二胜，即计三个进球数，进二个的为胜者。或者是五打三胜，但时间较长，人少才能这样打。

　　全校有7位老师（1970-1973年期间），四位公办，三位民办。赵养明老师是外地人（南宁地区），其余都是当地人，一般都是回家开饭，房间只作休息间，只有赵老师驻校开饭。那时学校还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还好那时农田少施化肥农药，河流水库或沟溪的流水都很干净可饮用，达洪江水库春夏两季放水灌溉农田，渠道正好绕过学校外围，赵老师就近用水渠的水（沿岸部分农户也饮用）方便些，但一到秋冬季停水时，只能到二里外的平治河挑水，很不方便。每到下大雨，等头雨把瓦片上的灰尘杂物等冲涮一遍后，就见赵老师用水桶接屋檐流下的雨水待用。很多人都以为那雨水不干净，其实下雨时头遍雨已把漂浮在空气中的烟尘和细菌等杂质冲涮到地面了，头遍雨过后的雨水是干净的，可作饮用水，也是安全的。后来大队在东面水田角挖一口深井，人工吊绳提水，才解决大队部和学校日常用水问题。

　　那时学校的老师不像现在这样，分班分科目专科专职任课，而是跨班跨年级跨科目分配任务，且做到能者多教。比如一个老师既上小学四五年级的课程，又兼上初中一二年级的课程，个个天天全勤上满课，只有每周一休才能休息一天。比如，黄华语、黄家隆老师就负责上初中一二年级的化学物理和数学课。赵老师有时上四五年级的课程，有时又上初中的课程。梁威、韦奇星、陆曼利等三位老师负责上小学1到3年级的课。陆成汉校长分管全校工作，兼上小学课程。1976年春季开学，大队又招收民办教师梁海波上我们初中毕业班的语文课。

　　1973年，公社教办室为调动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在全公社范围内进行调整老师岗位，由此，隆足大队小学黄大义、乐圩大队小学陈巨仁等老师调到紫塘大队小学任教。

　　进入六十年代末，农村生源逐步增多，因公社办的初中招生名额有限，无法招收各大队的小学毕业生，仅招收社直和街道的生源都满额了，因而公社决定把初中指标下放由各大队自行办学、招生。然而，大队中心小学的师资或校舍，实际上都还不具备国家标准的小学教学条件，现又要求增加开办初中部，不仅捉襟见肘，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上级的指示必须服从，因而各大队只能凑合上马了。按照上级指示，大队发动广大社员加班投工增建一间大教室，比原先建的教室加大二分之一，老师就在本校小学里调剂。但最突出的问题是，不讲师资教学水平，单是老师配额就极为紧缺，从一年级到初中共七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七位老师相当于一位老师包一个班的所有课程。而且，从小学中选派老师去上初中课程，只能采取“矮中选高、能者上”的办法来确定人选。

　　按传统教育建制来说，一般在高年级学校里附设低年级学校是正常事，也就是说高中附设初中，大学附设高中等，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正如现今的“广西大学附中”、在平果市办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高中初中部”（简称：平果北师大附中）等都是此类形式。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农村教育师资严重不足，初中教育短缺，高中以上更是稀缺了，因而农村办学只能以陋补陋，使之倒挂过来，在小学里开办初中，因而称之为“大队小学里的附属初中”，简称“大队附中”。这是农村一段独特的办学经历，虽然名不副其实，但也能暂时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紧缺的一时之困难，也为农村推广普及初中义务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70年代初，为了调整优化教育资源，公社教办室决定把相临近的附中合并办学，紫塘大队附中合并到隆足大队附中。此外，为探索改进教学质量，1974年秋季学期，榜圩中学又决定在全公社招生开办一个初中示范班，但每个大队只有六七个名额，且还是按既定的评选招生办法，这样我们只能看着班里的七个家庭有背景的同学上示范班了，其余的都到隆足附中就读的。

　　最为欣喜的是，隆足附中不论是学习环境条件或是师资教学水平都比紫塘附中优越得多，能到这样一个学校就读，在那个年代算是幸运了。但是，交通、食宿条件却像一堵不高也不矮的高墙阻碍在同学的面前。

　　我们紫塘大队塘岜、林徒、坡沙等自然屯离隆足大队附中有八九里路程，二三里的砂石公路，其余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小路，雨天泥潭，晴天飞尘，坑坑坎坎，滑倒拌倒是经常的事。最要紧的是要跨过平治河，而平治河沿岸又没有一座能通马车的桥梁，走路是通过巴圩屯旁的水利渡槽渠道边，连骑自行车还要人背过桥。更为惊险的是，渠道长约三百米，高二十多米（六七层楼高），渠道（桥面）边宽度三四十厘米，用石块和三合土砌成，桥面凹凸不平，不讲十二三岁的小孩，有恐高症的大人都不敢走。因桥面不相通，只通行接公路的一边。渠道边窄小，连马只都敢走，只容单人行走，对向的只能等一边走过了才能起步，更无法牵手。小时候想上街要么就由大人背过桥，要么就等到秋后停水灌溉了走渠道内，但春夏季放水灌溉农田只能走渠道边，因而常造成迟到，甚至缺课。家长特别交待，遇上刮风下雨时，宁可迟到缺课也不要强行通过。学校领导清楚，凡是刮大风下大雨的天气，我们迟到或缺课老师都不追究的。

　　这几个屯的同学需要学校提供住宿。学校腾出两间原老师房间的房子作男女生宿舍，没有厨房，由学生自带粮食和锅头及柴火，放学后在室外自已煮吃。

　　学校东边的坡力屯有个农户有块菜地在学校教室外，他摘菜时见我们煮白饭吃，就顺手多摘一小把青菜送给我们，还跟我们说，不见他来也可以自己到菜地摘菜，但不能拔整株。我们接过他的几次青菜了，已感激不尽，不见他在我们哪还有意思去摘他的菜？我们真心感谢这位农户，却没有问过他的名字。我心中一直感念这个农民叔叔。初中毕业了，有次出街我见到他一面，跟他聊了几句，还提到他送青菜的事，他当场摆摆手说我都忘记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多不好意思啊。后来就没再见到他过，或者是时间太久了双方忘记了。

　　那年代农村孩子只要有柴火、大米和油盐，个个都会自己煮饭菜吃，这都不成什么问题。可是下雨天就难倒我们了，室外根本就生不了火，宿舍里安放四个架床，连进出都难，无法在室内煮，遇上下雨天我们只能跑步回家吃。跑一段时间习惯后，我们就不再在学校煮吃了。那时学校课时安排为上午十一点半放早学，中午两点上课，下午五点放晚学，午间只有两个半钟休息。每天早晚我们真的像行军一样跑步上下学——放学赶时间要跑，回学校怕迟到跑得更快。

　　由于条件限制，既是交通不便，又是点煤油灯照明，初中阶段，冬季或下雨刮风的夜晚基本不用去学校上晚自习，只有天气晴好的夜晚才上。晚自习下课回家，无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夜路很难走。这倒不是怕遇上流氓散仔或坏人打劫，那时社会治安稳定，没有拦路抢劫的事发生过，女人都可独自走夜路，真正的夜不闭户的年代。这里所说的夜路难走是没有照明。走夜路平直的砂石大马路还好走，但田埂小道狭小弯曲，坑坑坎坎，没有照明寸步难行。当时手电筒算是高消费品，农户很少有，去上晚自习课前，我们每人都准备好几条用稻草绑扎成的火把，放学后自行二三人一组轮流点燃手中火把照明回家。

　　在这里本不该提出这些问题的，因为我们的前几届学兄学姐也都是这样走过来了，到我们这届这些理由更不应成为借口。但老师也曾透露过，前几届的学生因交通往返和食宿原因经常迟到或缺课，对他们的学习影响很大，那是无可奈何的。

　　特别是1975年初，塘岜屯有一位老太婆经过巴圩渡遭时不慎跌落桥底死亡，这一事件是引起分校的原因之一。鉴于上述实际情况，为保障学生安全，1975年秋季学期开学，公社又宣布两校分设，我们回本大队附中就读。回到紫塘大队附中，黄大义和陈巨仁老师已调走了。

　　说句实话，隆足附中的师资水平相对而言比紫塘附中优越多，上主科的个个教学经验都很丰富。张克礼校长是外籍征调支援的，上政治和地理历史课。上政治的自然是结合时事政治开讲，有时在收音广播中也听过了，但经张校长亲口讲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地理课他大略讲世界分为多少个洲，同内蕴藏的矿产资源等。历史课他从历史沿革讲起，粗略讲朝代变化，先是唐宋元明清，然后重点讲从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领导执政经历……你别说，这些知识在今天看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几岁的小学生都知道。但在当时图书缺乏信息闭塞的年代，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遥不可及而又新颖的知识。上语文的肖炳富老师是师范专业毕业的，他上课用普通话领读讲解课文，这也是我从小学到高中唯一一个上课讲普通话的老师。肖老师上语文课很有特点，从文章的中心思想讲到写作手法，以及时代背景，一步一步讲解，深入浅出，让我们深爱启发。上数学（当时称算术。下同）课的是原紫塘附中的黄家隆老师。黄老师是老高中毕业生（当时社会上把文革前毕业的高中生称为老高中，文革期间毕业的直称为高中生），数学功底扎实，经验丰富，经多年的实践摸索出一套很有效的教学模式，大队一设置附中后，他就一直任初一初二两个班的数学课，每一届的学生成绩都取得较好的成绩。那个年代学校虽然没有统一集中考试，但他教的毕业生或升学的成绩都好，或应招胜任民办教师，或当生产队会计等，合并到隆足附中后全校也只有他一人随调。再后来各大队附中取消后，他因教学成绩突出，上级特批转为公办老师，直接调进榜圩中学任教，直至退休。

　　黄老师教学严谨，诲人不倦。有一天，黄老师在课堂上讲解三角几何图形，他正在黑板上画一个内框打叉的图形时，我在底下却与同桌窃窃私语，他一转头过来就发现，教鞭指着图形中的交叉线内角处提问我：这叫什么角？我也立即回答：这是对顶角，就像现在的老师和学生一样对顶状态。我是答对了，但多余说了后面那句话，让黄老师的脸马上阴沉下来。那时被提问都要站立起来回答问题，回答完毕他叫我到过道处站着听课，因为在原座位站着是挡住后排同学听课的。下课后黄老师又叫我到他的房间谈心，让我写书面认真检讨，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此后听课我不敢再开小差了。从那次起我以为被黄老师冷落了一边，但这是我的想象而已。从此，他对我的要求更严格了，课堂上大多都是提问我，或是提问别的同学答不出后再叫我回答。原来老师的批评是怕我骄傲自满，成绩掉队，其用意是多么的良好愿望啊。过后学习上遇到难题我都主动去请教，黄老师都一一给予解答清楚，这也是激励我上进的动力源泉。后来我的数学成绩提高很快，在年级里一直排名前列。真的很感谢黄老师的用心教导。

　　四

　　我们初中阶段虽然经历了宣扬“白卷英雄张铁生”“学黄帅，反潮流”等不能缺失的政治运动，占去了许多宝贵的学习时间，但是活动过后老师马上组织学生上课，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在那特殊的年代，能遇上这么几位教学经验丰富、真心实意教学的好老师，是我们的荣幸。特别是在隆足附中学习的那一年，张克礼、黄家隆、肖炳富老师等搭档上课，这在当时农村极其稀缺的教育资源中算是高师高配了，是我上学几年来遇到最好的几位科任老师，也是我受到最好教育的一年。可惜，这样好的教育条件只能享受一年。可以这么说，我的中学生阶段的所储备的基础知识（包括高中）都是在初中阶段取得的，上高中后在五七中学都以劳动锻为主，根本没有学到多少的文化知识。

　　那时是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教育。我们上学的年代没有给学校交过什么费用，连课本也是免费发放的，小学到初中阶段，每个学期分等级每生还发二至三元不等的助学金。后来我到南宁读书与其他地区的同学交流时，他们说他们那边城镇学校都是要交学费的，但不多，每个学期也才是三四元。这就奇怪了，难道同一个国家的教育有两种收费制度？说到这里就得说清楚，关于交学费的实际情况。过后经多方了解查证，才获知我们这边的农村中小学也是交学费的，只是交费的方式不同而已。原来，农村学校的校舍都是当地农民自己建设的，还承担民办老师的工资费用（从生产队统筹），这是我们父母用劳动成果代替帮助子女交了学费的。这些基础教育设施本该由国家承担的，但国家一时困难只能由农民自行解决了。课本免费发放，是使用国家扶持农村贫困学生的助学金购买的。城镇里很少有民办老师，校舍和实验设施都是国家建设的，真正算起来，农村学校比城镇学校的学生负担的“学费”还要多得多，而农村的教育环境、师资质量和教学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城镇。这些差距是时代造成，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生不逢时。反而，我们要感谢时代实施的免费教育制度，假若像如今的教育高收费方式，在那个温饱都还不解决的年代，像我等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根本是上不了学的。

　　集体经济年代的各项经济建设，诸如教育、卫生、农业、水利、交通等公共设施项目，都是组织群众搞大会战，不讲交公粮、修水库、合作医疗等项目建设全是靠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仅从建设乡村学校和自请民办老师上课这点来看，中国的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实在是了不起的群体。

　　遵照毛主席“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导，劳动课成为学校教学环节里一个重点课程，必不可少。不但在学校安排劳动课，而且每年的春播、三夏（夏收夏种夏粮入库）、秋收还加放三个农忙假，每个假期2-3周不等，让学生回到生产队里协助开展农忙。初中生以上的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收假时由群众写鉴定书交回学校存档。小学生则帮做家务活，让大人集中精力投入到集体劳动中，也由家长写鉴定书交给学校。家长写鉴定书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最讲认真的年代，如果你的小孩放假回家都是浪荡过日子的，而家长写的鉴定书却多是赞美词，一但被周边的人反映与事实不符，那小孩的政治前途就被蒙上阴影了。

　　那时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家庭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会受到人们的鄙视，所以，积极劳动、努力上进成为中小学生的自觉行动。劳动不一定是干农活才算，一般按照“不管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点精神”的指示，从小学一年级起学校就开设适合各个年级的劳动课。一二年级是从扫地、洒水、植树等轻活做起。学校内外都是泥地板，学生进进出出灰尘很大，每天上午下午教室和操场都要扫地洒水各一次，上午安排值日生早晨提前到校扫地、洒水，下午全体同学一齐动手。农村孩子上学后扫地完全能独立完成，但泥地板洒水是一个小的技术活，洒多了变泥泞，洒少了达不到降尘效果。一二年级学生一般都是用面盆到学校下方二三百米的泉水提水，再倒到一个大桶里由老师负责用手像播水稻种子那样均匀地洒到地面，三年级以上的有的同学就可挑水冲厕所了。

　　设置劳动课的目的：一个是锻炼学生生活技能，一个是实现勤工俭学的目的。我们屯的小学有一亩多的旱地，全由师生种植收割，然后拿产品到市场上销售，收入当作学校购买粉笔、篮球、乒乓球等体育教材。种地要有肥料才能获得高产，那时化肥还没有普及推广，都是施用人畜粪肥和草皮灰等有机肥料。学校每个学期都规定每位学生定额积肥交给学校，一年级5斤，二年级10斤，三年级15斤。那时每个生产小队都养殖二三十头耕牛以上，春夏季田野种植农作物，耕牛就赶上荒山或是人牵着吃田埂草，秋收后散放村前的田野山脚任由觅食，每天全大队有数百头耕牛在野外觅食，自然拉散不少的粪便，捡拾粪肥，不让其被雨水冲涮流入水沟污染水源，便是那时一项主要积肥农活。利用假期学生到野外捡拾牛粪，学校还明确交待要求学生自行积肥，不准家长代替。有一年，我们班的一个小个子同学，他父亲替他拿粪肥到学校交，老师当场就对他说：你能帮你孩子，但其他同学父亲都不帮，同学们又是怎么看的？从那以后再没有家长帮交肥了。

　　我们屯里的小学常年种植“台糖134”甘蔗品种，该品种本来是用作制糖原料的，但蔗皮脆，加上那时水果稀少，人们就把它当果蔗吃。甘蔗成熟后，每逢圩日（那时农村集市统一逢五逢十为圩日）学校就停课，从二三年级里每个班抽三四个人，孙老师带队，每人砍一捆10多条甘蔗，扛到凤梧街到榜圩街中点的弄包屯路边摆卖，砍成四十公分左右一段，一段二分钱，如若买整条的就论斤卖，每斤六分钱。那时出行都是步行的，公路上除了久不久有一部汽车外，马车也很少，自行车几乎不见，路上都是行人。走累了，到甘蔗摊边就坐在水利渠道边上停留休息，口渴了就掏钱卖一段甘蔗解渴。好卖的一天能卖八九十根甘蔗，收入四五块钱。这四五块钱可是不小的数额，那时每斤大米二毛五分，可买二十斤的大米。若遇雨水多的年份，甘蔗甜度不高，人的消费意愿也低，销售不畅，这样学校就改为榨制土糖片再销售。第14小队有一传统的制土糖木轮榨蔗机，学校可以拿去加工，但这个过程繁琐，耗费时间长，学习时间被占用，这只是无奈之举。有一年雨水多，学校干脆分给同学们拿回家吃，每个同学分得一小捆。

　　大队中心小学的学农基地则多一些，围绕教室和大队部周边有三四亩，也是以种植甘蔗为主，劳动量比自然屯小学大些，但大队中心校都是四五年级到初中生了，人多力量大，一到生产季节，翻土、开种植沟、播种、施肥、培土、杀虫、剥叶等工序，发动全校上百师生集中劳动突击一二天就完成。可以这么说，一个学校种植几亩甘蔗劳动量只是小菜一碟。由于学校的甘蔗地精耕细作，见虫杀虫，见草除草，遇干旱了全体师生挑水淋苗，甘蔗长势比生产队种的大面积甘蔗地长势要好得多，产量高。当时学校有个传统，每年都要为当届初中毕业班举办聚餐活动，学农基地所得的收入当作准备聚餐费用，一般都是要买一头上百斤重的生猪来宰杀，全体老师和毕业生以及大队干部、贫农代表、贫协正副主席等四五十人一起聚餐话别。吃了饭每人都还有一二两的熟肉打包回家。

　　那个年代劳动贯穿农村孩子全过程。除了在学校每周都安排有一二个下午的劳动课外，每天放学回家个个都要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小学功课比较轻松，上午一节早读加两节课，11点左右放早学；下午两节课加一节娱乐活动，四点半就放晚学。放学后家里有做不完不了的家务活等着，砍柴、挑水、煮饭、喂猪等等，很少能悠闲下来。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工分值抵不上小队分配的粮食指标价格，连年超支。在中国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我父亲早就开始在家庭里实行家务活定量承包到个人身上。比如，每人每天放学后要上山摘野生猪菜5斤，或磨玉米粉3斤，或放养鸭群、或挑水挑粪淋菜苗等等，不一而足。晚上父亲亲自过目验收，如当天任务不完成的就延迟追加到第二天的任务量，从不敷衍了事。每天一放学我就把书包丢到墙角，要么推石磨磨玉米粉，要么出门上山摘野猪菜，要么赶鸭群出野外放养，要么上山割茅草，从不敢误时误工过。

　　1976年之前都是评选上高中的，那时高中教育资源稀缺，每个公社才办一所高中，每年招收两个班100多人，能评上高中的仅占30%左右。那时高中毕业生才能称得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毕业叫回乡（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继续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后就有资格等待招工招干参军，或招民办教师指标的降临，可谓前途一片光明。而初中毕业生没有得冠上什么名称，只好稍稍地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由学生变为社员，家庭出身好的可报名参军，但政治审查很严格，下中农以下的家庭成分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是尊崇英雄人物的年代，全社会大力宣讲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意识形态教育。学英雄赶先进成为人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语文课本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讲述英雄模范人物事迹，诸如雷锋、王进喜、刘胡兰、焦裕禄、黄继光、邱少云、张思德、白求恩等先进英雄人物的事迹都在课本里出现，一届接一届，经久不衰，直至今日，大家仍耳熟能详。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爱国主义情怀。又如，热爱集体的《草原英雄两姐妹》《少年英雄刘文学》等青少年英雄模范人物也深入人心。特别是把《谁是最可爱的人》当成时代范文来学习传诵，至今我都还可以背诵一大段。当读到出自广西本土的《开路先锋韦江歌》课文时，同学们感到非常的自豪。但是，现今提到劳动模范韦江歌，不讲年青人，就连同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恐怕也渐渐淡忘了，他是河池地区带领群众开山辟路的先进模范人物，其事迹进入了那个年代的课本。

　　那是讲政治的年代，学校不能脱离社会，必须结合教学组织学生开展活动。我们上五年级时，正值全国开展“批林要批孔，铲草要除根”“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经常要用毛笔写大字报标语挂到教室和大队部墙壁上广泛宣传发动。在学校我们没有学写过毛笔字，但在家里家父写字都用毛笔的，家父一写完我就拿毛笔练习写字，写得虽然不算好，但在同学们中算是能写毛笔字的人，当上劳动课时老师都是安排我写宣传标语或写墙报。当时写的标语类很多，记忆较深的是：“坚决打倒林彪反革命集团！”“林彪孔子，一丘之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批林批孔！”“打倒孔家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还在走！”等。

　　林彪叛国投敌罪恶滔天大家都清楚，这里不用赘述。但林彪尊崇孔老二（当时都称孔子为孔老二）的思想与历史上的反动派如出一辙，隐蔽性很大，因而批林要批孔。比如孔老二所宣扬的“命运天注定”等唯心论腐朽思想，与积极昂扬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说什么“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这显然是愚化平民百姓，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的谬论。又如，在孔老二（当时用“如丧家之犬”形容）惶惶不得志之时，他周游列国传播其建立的那套封建思想理论，一生就培养了那么72名弟子，历代王朝就把他捧为圣人给予拜祭。这算得什么？比比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口5.5亿人，文盲率80%，农村文盲率高达95%以上。为此，毛主席推行文字简化，普及义务教育，在全国乡村开办中小学校，规定适龄小孩都要上学，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大人白天劳动，晚上集中由识字的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文化知识。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全国文盲率大大降低。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全国文盲率降到30%左右。与之相比，孔子一生仅培养72名弟子就被后人捧为文化圣人了，毛主席领导扫除中国文盲数亿人，谁更值得后人的敬重，一目了然。

　　五

　　回想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中小学校，深有感触，也可以说既幸运又无奈。幸运的是在温饱问题都还不能解决的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贫穷孩子个个都能上学读书，融入学校这个集体大组织，虽然文化知识不很高，但个个都能读书看报，更重要是，让我们放牛娃懂得参加集体活动的重要性，为我们的人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是时代赋予的大幸；无奈的是学校设施简陋，师资短缺，学历凑合过关。譬如，民办老师的由来，是过去广大乡村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乡村教育发展的需求，这本应是由国家投资解决的基础教育工程，但由于国家经济财力一时困难，因而把担子推给基层群众自行承担解决，民办老师因而得名。民办和代课老师都是编外人员，工资收入约为在编正式老师的三分之一低。过去乡村中小学校的民办或代课老师几乎占一半左右，他们为普及乡村基础教育付出了不少的心血，是有很大的功劳。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绝大多数的民办老师和代课老师的工作都得到妥善解决，首先把民办老师的设置改为代课老师岗位，接着进入21世纪初，各地停止代课老师招聘，通过专场考试胜任者都转为正式公办老师，或分流转岗或辞退，目前只剩下其称谓了。

　　民办和代课老师明显的区别是：一是招收形式不同。民办是由当地学校根据学校情况提议招收名额，由社员推荐，经学校自主笔试面试后决定招收使用，也就是说当地招收当地使用；代课是由县教育局统一笔试面试招收后，由教育根据情况分配到全县各个乡村学校任教，即统一招收统一调配。二是工资来源不同。民办老师的工资是当地农民统筹承担；代课老师工资则是地方财政统发。

　　20世纪下半叶，全国以乡村为重点，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大力创办基础教育，由此中小学校遍布乡村，公社办高中，大队办附中和小学，偏远的大的自然屯设立小学分校，乡村孩子普遍能在家门口就近上学，并实现了普及初中义务教育目标。这成绩的取得是多么的令人欣喜。但是，那时农村中小学校极其简陋，老师中一半是公办一半是民办。校舍全是矮小的砖瓦房，厕所是茅坑，教学器材就是一张用粗糙木板合成的黑板、一盒粉笔，还有木制的尺子、三角板、圆规等，再就是一个胶篮球、二三个乒乓球和一副球拍，此外再没有多一个其它教学用器。就以我们这一届学生来说，从小学到高中主要功课是语文、算术、政治、劳动，化学、物理、地理、历史都划为副科，课程都是安排四个主科目为主，副科的上得少，甚至一页一页翻过。没有英语、体育（但当时大家都认为劳动可以代替体育活动）、音乐、美术课程，也没有老师能上。我所上的中小学没有一所学校有阅览室，连一份报纸都没得订阅。更为稀奇的是，没有一个老师是讲普通话上课的，多是用桂柳话加土话结合，且都是清一色的男老师，没有一位女教师。老师没有教过汉语拼音，我敢情说我们的老师中没有一个是会拼音的。现讲一个事例说明：教过我们课程的老师一直都把铅笔读作“沿笔”，直到我们到外地求学之后，因为习惯了，开口仍然是把铅笔读作“沿笔”，常引起旁人的嘲笑。

　　又如，我讲普通话几乎是“不懂话”，一个是夹壮（话）重，二个是咬音不准，分不清g、h、sh、ch、x、z等声调，因而讲不准辨不出“王和黄”“干和看”“咬和敖”等字的区别，常把这几组字当同音字读。不怕笑话，在这里讲一亲历的事。在当地若有人问到学历时，我毫无愧色地说是大学毕业，但到北京就变成“话盲”了。那是在超市未出现前，都是销售员站柜台销售，我指着她背后的柜台开口说要买那件物品，销售员侧耳听后说，请讲普通话。我说我明明是讲普通话嘛。销售员还是摇摇头说：写字来。再是，如果没有五笔字输入法，那我等将是真正的电脑肓啊。

　　乡村办中小学校，大大地改善了学生往返上学的交通条件，又能节省时间投入到学习上，也能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但由于乡村不论是生活环境条件，还是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普遍都比城镇落后一大截，因而优质教育资源和优秀老师都留在城镇里，其余才分配到乡村，导致城镇和乡村教育资源配额差距日趋明显，问题突出，甚至出现分化固化现象，导致乡村中小学校教学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中小学校。

　　说到这些，不得不提到高考了。高考表面上看是很公平公正的竞争，但细想起来，可以说高考是一个隐蔽性很大的不同起点（或非对等性）的竞技场，特别是对在农村读书毕业的广大考生来说是更是如此。不是吗，在农村中小学读书，不论是师资质量、教学水平和学习环境，还是生活条件等软硬件设施都是成倍数的差距，乡村学生根本不与在城镇学校读书的学生同在一条起跑线上，而高考是同题同场竞技，最后以分数定成败，这显然是龟兔赛跑的。由此转念一想，人们才意识到毛主席时代从高中起评选上学的良苦用心，其目的是为了打破这种已近固化了的城乡教育差别，为底层平民百姓子女打开一条向上的通道，以制衡社会各阶层力量和缩小差距，促进全社会均衡发展，调动广大基层劳动人民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和向上的活力。否则，都是那些或生在城市、或干部家属、或社会名流，用现今的话说或红二代、或富二代、或有背景的子女将长期占据社会的上层建设，这样社会分化加深，矛盾激化，底层平民百姓将永远没有出头翻身的日子。可是，评选上学说是由人民群众集体讨论评定推荐，实际上却是基层领导（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独揽操作，都是评定给那些领导干部子女兄妹和亲朋好友，把它当作私有权力来利用了，失去了公信。因而，当时社会上就流行这么一句话：说你成，你就成，不成也成；说你不成，你就不成，成也不成。

　　进入本世纪初，全国提出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农村大多数人口纷纷迁移到城镇安家落户、打工生活，农村人口逐年减少，已出现不少的空壳村屯。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也为优化均衡教育资源，各地农村开始实行并校撤校政策。先是把各村部小学撤并到乡镇所在地，接着把乡镇初中高中撤并到县城。目前各乡镇只保留一所中心小学，学前教育也统一集中到乡镇开办，从幼儿教育到三年级每天必须有家长接送上下学，大大增加了交通和食宿费用。从而也激发农村人到城镇里购房或租住，凡有小孩的家庭至少要到乡镇里租赁房屋给孩子上学，这又为难了那些偏远无条件到城镇购置房产的农户了，这些占的比例虽然不大，但也是明摆着的民生实际大问题。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新中国成立至今已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艰难困苦伴随着欣欣向荣，我们这一代五六十年代生的人，与祖国同生长共繁荣。我们即将漫漫老去，回望来路，“天宝遗事”，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写当年的一些人和事，也说说自己艰难的求学经历和感受。从往事中回过神来，我欣喜地看到了如今的孩子们一上学就能享受到了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上学不用走路，学校有食宿，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或线上或线下听名师讲课……与我们上学的年代走泥巴路、点煤油灯、食宿自理、信息闭塞、读物缺少等相比较，那真是天壤之别。在此，真心祝福新时代的中小学生们，好好学习，志存记远，学成之后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作者简介：

　　陆章流，笔名章彰，男，壮族，籍贯平果榜圩，大学文化，百色市作协会员。自由撰稿人。写过新闻通讯、调研报告、讲话稿、叙事散文、随笔、杂谈和农业科普及专业论文等类型文稿，散见于一些省市报刊和公众号，多年获得各级报刊（社）奖励。主要有《那年，五七中学搬出深山》《P县炭疽病风波》《零的突破》《千古一师毛泽东》《父亲年年写春联》等。著有散文作品《山村记忆》《常有岁月可回头》、新闻报道集《业余，我坚持报道平果数十年》、专业著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初探》《实用甘蔗生产技术指导》等。一直以来在基层生产第一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工作。

    【文/陆章流，本文为作者向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