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懂经济!
这好像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形成的共识。
正因为好像毛泽东不懂经济，于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在毛泽东头上拉屎拉尿，什么无耻之徒都敢对毛泽东思想肆意诋毁、横加指责。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更在不知自丑，更在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但是，有一个人，一个叫孔庆东的人曾这样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虽然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但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文化理论更加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这决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有全面深刻研究的孔教授信口开河、厚此薄彼，而是历史的真实。中国革命的经济成就给予了事实回答。共产党自从被迫与国民党蒋介石分裂那天起就是有地盘、有枪杆、有人马、有钱袋、有产业的“武化团体”和“国中之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湘鄂川黔工农民主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各解放区人民政府。这些政权虽然不是全国性的政权，但无论是从地域看，还是从人口规模看，都是“大国众民”。在一个处于被围剿地位，既没有现代工业，又没有金山银海;既没有多少资本，又没有多少外援，却要满足人民基本的需要，又要满足庞大的战争开支，没有强大的经济创造能力和财政供给能力是不可能的。可是，共产党这个穷人党却做到了。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到抗日战争后期，我们是兵强马又壮——中国解放区拥有一万万的人民、近一百万的军队、二百万的民兵。毛泽东的经济著作给予了理论回答。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而且至今尚放出真理的光芒。取得的经济成果虽然远在马克思之下，却远在他的战友和学生之上，更在当今那些对毛泽东肆意诋毁、横加指责的阿猫阿狗经济学家之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时期写出的这些著作构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理论是关于经济调查统计、货币商品本位、民生民权经济、革命战争经济、经济关系协调和“主导-基础”经济理论。
(一)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关于科学的经济统计理论
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主张开展社会经济调查，虽然直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3页)。但他无意之间开了现代经济统计学的先河。因为毛泽东经济调查统计的内容是很科学和现代的。请看，他说：“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同上，113页)。这里虽说的是调查社会各阶级，但决定各阶级的不正是其经济地位吗?而决定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的不正是社会各阶级拥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吗?而对社会各阶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调查不正是现代经济统计学的内容吗?
毛泽东对经济调查统计的方法更是有开创之功的。请看，他说：
“要开展合作讨论式的调查。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也要。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士兵也要，流氓也要。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人或者二十几人。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评说。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纲目。
(5)要亲自出马。
(6)要深入。
(7)要自己做记录。(同上第117-118页)。
真是温如也，敦如也。假如真的依照毛泽东的调查统计的方法办理，任何人都可能掌握被调查的地方和单位的社会经济情况，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经济统计调查的专家。
(二)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关于信用货币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是地地道道的穷人党，这既是它的阶级归属，又是它的经济现实：既没有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没有稳定的外援，更没有储备货币，并且处于国民党或日本侵略者的四面包围和围剿中。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党，却创造了“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在这件事上取得了它的地位，创造了奇迹。”(斯诺《西行漫记》)。——将斯诺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纯粹依靠政府信用的中华苏维埃货币比国民政府以储备货币为基础的法币更有购买力!
中华苏维埃货币是纯粹的信用货币!是价值完全等同于储备货币的信用货币!不管你信不信，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的创造;这一创造比美元成为信用货币竟早了将近四十年!仅此一项创造，毛泽东就比那些连价值和价格都瓜豆不清的阿猫阿狗经济学家不知高出多少倍，作出的贡献不知高出多少倍!
中华苏维埃货币是信用货币，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创造的奇迹，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奇迹，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经济学作出的了不起的贡献!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能创立信用货币，一是毛泽东领导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人民所信任和爱戴，二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府工作人员，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从而利用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将政府的信用做成了现实的货币资本。
对此，宋鸿兵先生在他的《货币战争3》中，有过生动的描绘：
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世界上最小，但效率最高的银行行长是毛泽民。刚上任就碰上了市民挤兑风。当时苏区银行既乏银元储备，又无物资准备。毛泽民为维护苏区纸币信誉，决定敞开兑换现洋。但在现洋即将告罄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曲储备货币“空城计”。第二天早上，市民醒来，看到街上大筐小筐装的都是金银珠宝，于是挤兑之风渐息。
过了两天，国家外贸局长钱之光押运的现洋和物资到位，紧接着敞开平价供应物资，结果不仅维护了苏区纸币的信誉，而且收回的银元比挤兑前还要多。毛泽民用商品物资打赢了一场货币战争，而之前大筐小筐里的金银珠宝下面放的不过是石头瓦砾而已。
这个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不论是苏币、边币，还是人民币，都是依靠政府的信誉，以商品作为法定货币的价值尺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完全脱离了金银货币居然保持了纸币币值基本稳定也是不争的事实;稳定的纸币币值为稳定根据地的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民主政府财政、保障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货币商品本质制不仅打破了千年的货币理论神话，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货币信用理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用实践开创了现代货币信用理论，这是毛泽东对经济学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三)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关于民生民权的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虽然是穷人党，但绝不是当时它的敌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共产共妻”无恶不作的党，也不是后来那些右派精英们诬蔑的“普遍贫穷”的党。“穷人党”的真正含义，就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人民在政治上上升为有权阶级，在经济上上升为有产阶级。中国革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对此雄辩地进行了说明。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理论的实际执行人。这就是毛泽东在“三民主义”基础上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质执行人。共产党在它的“国家”里真正地“平均地权”，普遍地将无权无产的广大贫农、下中农上升为有权有产的阶级，这一土地政策除抗战特殊时期，乃是共产党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第三，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合作经济，开创了中国合作经济理论。早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就草创了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是创立了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抗战时期，“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合作社为什么有这样的能量?因为合作社经济实质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农民群众前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同上第三卷第931-932页)第四，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是地道的民生经济。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民生的经济理论，毛泽东虽然确立了以战争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但这个体制是建立在改善人民生活之上的。毛泽东几乎每时每刻告诫全党“关注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同上，第137页)。抗战时期，毛泽东还曾生动地说过：“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国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未，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3页)。正因为共产党时刻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不仅将群众锻炼成为真心拥护革命的钢墙铁壁，而且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居然改善和提高了群众的生活，这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四)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关于革命战争的经济理论
毫无疑问，中国革命的主题是开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同样毫无疑问，经济工作的一个原则是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指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同上，第130页)。显然，毛泽东的经济观点不是简单的服从和为了战争。他的战争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经济战线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同上，第130-131页)。是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之上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的全力放到前线去吗?那未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同上，第138-139页)。是建立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的。针对日军对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实行封锁政策，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力半劳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 ”。(同上，第三卷第928页)。实行的结果是“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同上第929页)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及时提出“把军队变为生产队、工作队”的口号。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对于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同上，第929页)。是建立在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同上，第894页)。
(五)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关于经济关系协调的理论
毛泽东后来写有《论十大关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还有个“论七大关系”，即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这个报告也是典范之作，它提出必须处理好一系列经济关系的理论。一是必须处理好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工作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但为了革命战争必须搞好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9页)。“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同上，第120页)。二是在经济产业上必须处理好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关系。“突出发展农业，这是搞好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同上)。三是必须处理好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这是针对当时有人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重要性而言的，毛泽东指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壮大财政。”“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2页)。四是，必须处理好公营经济和“人民”经济的问题。要两手抓，两手都要抓紧抓好，一方面，自己动手，建立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同上，第892页)，另一方面，又要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处理好人民的生产和负担的关系，“为了抗日和战争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然的，也得到人民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得大于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同上，第893-894页)五是在发展经济的路线上，要处理好“土”与“洋”、“小”与“大”的关系。要立足实际，脚踏实地。“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喊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田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同上，893页)。六是在人民负担问题上，必须处理好能与否的关系。既使是困难时期，仍要做到“负担虽重而民不伤。”既要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又要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同上，第894页);七是在财政关系上，要处理好“开源”与“节流”。既要开好源，又要节好流。开好源，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同上，第894-895页)。所谓“节流”，就是减少消费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投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基本原则简直是解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滥觞。
(六)毛泽东的经济理论是关于“以公有经济为主导，以农民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平均地权，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个体所有，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增加物质财富和财政收入。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主张。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抗日战争时期，在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也兴办了大量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解决了党政军的给养和财政问题。全国临近解放之时，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突出起来，毛泽东及时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主要地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的生产。“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同上，第四卷，第1428页)。这实际是提出了“以国有工业为主导，以个体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思路，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理论的雏形和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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