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新规、倒逼机制与八小时工作制

　　资本之间的竞争意外地让劳动者有了喘息之机，这是一种倒逼机制；欧洲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以及二十世纪的“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另一种倒逼。目前东西方打工人共同面临临工化的问题。欧盟施行新规，真能缩短工时吗？

　　文 | 郑声

开放倒逼改革

　　改开年代有句很有名的话：以开放倒逼改革。国内每逢改革需要攻坚之时，就加大开放力度倒逼改革，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欧盟去年12月正式生效的《欧盟市场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将在三年过渡期后正式实施，已经对国内企业产生巨大影响。这也算以开放倒逼改革，但却跟以往的几次很不一样。

　　简单地说，以往几次以开放倒逼改革，都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为目标，都是资本方喜闻乐见的。那些改革，基本不涉及或只是间接涉及劳工议题。

　　第一波开放倒逼改革的高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特区作为开放的试验田，“杀出一条血路来”，倒逼原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终于在1992正式催生出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波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浦东成为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这一时期的开放推动了《公司法》《劳动法》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建立；

　　第三波是本世纪初，以2001年“入世”为标志性事件，中国按WTO规则修改了3000多条法律法规，全面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

　　这些以开放倒逼的改革，都是有利于资本方的，“倒逼”并非外人所强加，是主动的政策。“杀出一条血路来”，出血的又不是资本方，何乐而不为？

　　这次倒逼与以往不一样，主要是两点：一是与劳动者利益直接相关，二是相对被动。

　　虽然被动，但也要改变，利益决定了一切。

　　首先是欧盟市场的重要性。欧盟的主要进口贸易伙伴，中国份额高居榜首，远超其它国家，按照2024年的统计，中国占欧盟货物进口的21.3%，排在后边的美、英、瑞士、挪威等国都是发达经济体。中国成为《条例》绝对重点调查对象，而中国企业也难以承受失去欧盟市场的巨大代价。

2023年欧盟主要进口贸易伙伴

　　欧盟搞的这个新规，是需要我国的资本方出点血的。说是出血，无非是资方个体、短期的利益受点损失，长远来讲并非坏事，相反是好事。

　　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主要症结就在消费疲软。我们知道，消费疲软的问题不能靠老板们胡吃海喝、纸醉金迷来解决，真正有效的缓解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提高打工人的消费能力，并给予他们消费的时间，就是涨工资、降工时。

　　但悖论在于，有利于资本方长期、整体利益的事，却损害了资本方短期、个体的利益，实行起来很难。资本方固有的思路，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他们提出了一堆措施，都在消费市场和投资领域打转：减税降费、发放消费券、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电子商务和创新消费、扶持新兴产业、优化消费环境等等。各地最热衷的是鼓励住房消费，这是消费市场的重头与龙头，放松限购、降低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税费优惠、公积金政策调整、购房补贴等政策层出不穷。

　　总之没有一项是按涨工资、降工时这个真正有效的思路来做。这就需要压力来“倒逼”。

　　欧盟这个倒逼机制，让资本方相当被动，只能痛下决心有所改变。大厂纷纷从鼓吹“996”180度转弯，改为“强制下班”、“强制双休”，“反内卷”风暴席卷各大厂。大疆要求员工19:00准时离岗，甚至通过“关灯锁门”物理限制加班；美的规定18:20禁止滞留办公，连餐后返工也被明令禁止；海尔则以“双休制”切断加班路径，加班需提前一周审批且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

欧盟是发善心吗

　　欧盟施行新规，是发善心吗？当然不是。

　　回顾之前的“倒逼”，以加入WTO为例。我国二十余年前“入世”时，WTO的协议，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等未直接涉及劳工权益条款。WTO成员曾在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明确表示，劳工标准问题不应被用于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劳工组织（ILO）是处理劳工问题的适当机构。中国是ILO成员国，批准了多项核心公约，如《同工同酬公约》《最低年龄公约》，但仍有些重要公约未加入。

　　入世之初的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的主要承接者，一度以“血汗工厂”著称。彼时打工人的劳动条件不可不谓恶劣，劳动时间不可不谓漫长，打工人地位不可不谓低下。孙志刚事件（2003年）、总理替农民工讨薪（2003—2004年）、王斌余讨薪杀人案（2005年）、山西黑砖窑事件（2007年）、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2009年）、富士康“N连跳”事件（2010年），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劳工事件，集中发生于本世纪初的十年。

　　今天欧盟所担心的问题，“防止市场扭曲”、“为欧盟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彼时的欧美诸国似乎并不太担心，尽管那时打工人的处境更糟。

　　今天的中国企业，可能对欧盟企业构成威胁的产品，早已不限于各种低价消费品，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家用电器、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产品、化工产品等。

　　可见欧盟的“倒逼”并不是对打工人发善心，而是“倒逼之倒逼”：先有中国资本威胁到欧盟企业，再有欧盟企业利用劳工议题倒逼中国企业。归根结底是资本之间的竞争，意外地让劳动者有了喘息之机。

　　而另一个中国申请加入的朋友圈，CPTPP，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同于WTO，其劳工条款将劳工权益与贸易规则深度绑定，并在劳工问题上设定了较高标准，CPTPP强调成员国有义务采纳并维持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核心劳工标准，其中包括ILO第87号、98号公约，而中国尚未批准ILO第87号（结社自由）和第98号（集体谈判权）公约，这是加入CPTPP的谈判难点之一。这是与打工人团结组织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涉及资本方的核心利益。

　　CPTPP，截至2023年7月。深绿为参与国，浅绿为签署但尚未批准，橙色为申请加入国，棕色为表达申请意向国

　　相对于欧盟市场，CPTPP圈子更小（美国已退出），劳工条款比欧盟的《条例》更严格，对中国企业而言，显得很鸡肋。

　　我们的南方邻国越南，为加入CPTPP，也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在劳工领域，以渐进批准ILO公约换取过渡期，2019年批准ILO第98号公约（《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2022年批准ILO第105号公约（《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目前尚未批准第87号公约（《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但2019年修订《劳动法》（2021年生效），首次允许工人自主成立或加入非VGCL系统的工会，被视为朝着ILO第87号公约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越南，这样的“倒逼”成效几何，我们尚不清楚。据相关报道，与外交承诺形成鲜明对比，越南国内对新劳动法和工人代表组织方面的态度消极。

另一种倒逼

　　资本之间的竞争意外地让劳动者有了喘息之机，这是一种倒逼机制。

　　还有另一种倒逼。在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后的数百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雇主曾经“成功地”将工作时间延长到人类生理极限之外。教会认为闲散的头脑是“魔鬼的活动场所”，成了资本的帮凶。从19世纪上中叶，过长的工时遭到工人的激烈反抗。风云激荡的19、20世纪，欧洲主要工业国劳动时间大幅下降，以法国为例，法国工人年度工作时间从1830年的3200小时缩减至1982年的1755小时，几乎下降一半。这是欧洲国家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以及二十世纪“东风压倒西风”的社会主义革命倒逼之下的产物。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命题的正确性。

　　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是因，ILO公约是果，因果不可颠倒。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八小时工作制才首次得以在国家层面立法颁布。而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1919年，ILO成立后通过的第一号公约即规定了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此时相对西方工业国而言，俄国还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落后”的俄国推动了“先进”的西方工业国工人处境的改善。

　　但这个趋势并未一直延续下去。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减少工时的长期趋势逐渐远去。虽然法定标准工时仍在下降，但随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失业率不断上升。曾经风靡一时的法定标准工时制，逐渐被弹性化工时所取代。越来越多的打工人工作时间变得不稳定，分散化和个体化的趋势明显。工会力量被打压，集体协议达成越来越困难。

　　这一时期全职工人的工作时间的减少，未能有效遏制延长工作时间的发展势头。弹性工时制，表面上是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实则是雇主占据了工作时间灵活性趋势的主导地位。打工人的整体工作时间事实上被延长。以工时最短著称的德国为例，制造业部分行业（如金属和电气业）通过集体协议实现35小时周工时，部分企业在五金工会（IG Metall）推动下甚至开始试点4天/32小时周工时，引起全球关注，但试点覆盖人数至多为数千人，覆盖人数增长缓慢，与99%的打工人无缘。而2022年，德国高达27%的雇员从事兼职工作，远程办公、弹性时间安排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界限，“永远在线”的数字加班文化令德国工人真实工作时间无法统计。

　　这一转变，与苏东集团巨变、中国逐渐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基本是同一时期，东西方工人面临的工时延长的处境大致相同，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是国际共运的低潮期。

　　铁一般的事实，又证明了“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命题的正确性，尽管是从反面证明。

欧盟新规真能解决996问题吗

　　大厂打工人的加班问题在欧盟的倒逼之下，正在快速改变。但我国的灵工化的趋势，导致劳动时间突破正式用工制度的约束问题也在野蛮增长。

　　2023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达2亿，占全国就业人口的14.3%。2019年至2024年，新型灵活就业的招聘职位数占比从8.4%增至15.2%，增长迅猛。而这一趋势在2023年至2024年间更为突出，招聘职位数占比跃升3个百分点。

　　以快递、外卖、网约车为代表的平台用工的平均工时都偏长。平台用工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2020年，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间最长的两个行业为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达到52.6小时和50.1小时，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也达到49.3小时，远高于城镇就业人员47.0小时的平均水平，更高于我国法定标准工时40小时/周。更不容乐观的是，近年来这几个行业的周工作时间均呈快速增长态势。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50.20%的劳动者是出于作为兼职的一个选择的原因选择灵活就业；50.39%的劳动者认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43.11%的劳动者认为工作技能低，没有提升空间；40.94%的劳动者认为稳定性差，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20.87%的劳动者认为缺乏保障。（艾媒咨询｜中国灵活用工行业劳动者需求调研数据，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4023399166499211）

　　大厂的打工人，可能不再为996问题头疼，但下班后可能要再花几小时去送外卖或跑滴滴。非大厂的普通打工人的情况只能更糟。这是东西方打工人面临的共同难题。他们的工作时间到底是缩短了，还是延长了？

　　欧盟施行新规，能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