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62)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第三节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 （1）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 （2）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 （3）中国胜利的原因 /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 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 2. 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3. 东边日出西边雨：封锁不住的中国外交/四、启示和结论

　　第四节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一、台湾问题的历史演变（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台湾问题的由来/二、台湾回归中国是亚太和平发展的需要/三、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一）朝鲜战争之前的美国对新中国不承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二）朝鲜战争确定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 四、美国对华强硬政策高峰期的台湾政策的底线和极限/（一）艾森豪威尔打开了限制台湾的“笼子”，但没有解开束缚台湾的“链子”/（二）在共同防御问题上，美国态度淡漠/（三）炮击金门事件发生，美国想的不是“共同防御”而是如何抛弃负担/（四）台湾只是美国布于西太平洋的一个弃之可惜的棋子/1. 在台湾问题上的西方“慕尼黑阴谋” 2.不独、不统、不活、不死，尽为美用，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出发点/　(五)《共同防御条约》刚出台，美国就对“朋友”落井下石/（六）美国对台“承诺”底线一落再落：要求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蒋介石已不相信美国会帮他守住台湾。/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一) 性格决定命运/(二) 寻求台湾“中立”地位，美国“两个中国”对台政策底牌浮现。国共两党民族默契再次形成/1. 就在中国与苏联意识形态产生分歧的同时，台湾当局与美国裂痕也在扩大/2. 蒋介石制定反攻大陆的计划/3. 在美国的冷漠中，蒋介石以卵击石/4. 在万炮齐轰中蒋介石孤鸿哀鸣/5.美国考虑了但最终拒绝了为台湾使用绝对军事手段，美国对中国大陆实在无计可施 /6. 制造“两个中国”，美对台政策底线悄然显现/7.当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时，毛泽东提出从整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8.面对主权割裂，寄人篱下的蒋介石经过一番挣扎后只能无奈向美国让步/9. 美国为台所困：“两个中国”底线暴露又欲罢不能/10.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三) 简短的结论：两岸统一，贵在谋势/六、六十年代中、苏、美三国博弈及其结果；台美关系渐行渐远/（一）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绝大的困难/（二）蒋介石反攻大陆要进行“最后一搏”，美国唯恐避之不及/1. 美国认为：蒋介石的“疯狂行为”违背美国的利益/2. 蒋介石认为“只要中国国民党在长江以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苏联人就不会干预”/(三) 1962：毛泽东西南敲山，东南震虎；美蒋大陆政策更加南辕北辙/1. 1962年，中国周边险象环生/2. 毛泽东东南明修 “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3. 毛泽东引而不发，东南美蒋已势同水火；蒋介石要“重新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4. 毛泽东西南“敲山”，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与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5. 毛泽东东南“震虎”，美对蒋“反攻”计划更加悲观/6.1962：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后果的基本总结/(四) 蒋介石在前线热身，美国却在背后对中国表示“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尼克松主义”在美国应运而出/1. 美国在向中国共产党“投石问路”的同时，开始推行“台湾本土化”政策，试图长期阻止两岸统一/2.中国核试验成功后，美国不堪重负，“尼克松主义”破土而出/七、基本结论/（一）还是尼克松的那句老话：“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二）尼克松主义出现意味着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底线因无力落实而被虚置/八、预测：“尼克松主义”将再现美国外交（一）美国“越战”恶梦重现（二）“尼克松主义”与中国发展机遇/九、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北平方式、西藏方式、香港经验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二）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的历史起点”已经出现

第四节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九、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北平方式、西藏方式、香港经验及其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3.政治优先，用最少的军事手段达到最大的政治效果。昌都战役胜利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17条协议”。在双方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中央事实上允许西藏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保留未经改编的军队，与此相应，中央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由5万减为2万；在政治上还承诺将民主改革推迟到全藏上下可以接受的时候。但所有这些承诺都是以“一个中国”原则和“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为前提的。毛泽东也估计到，西藏迟早要实行的民主改革和藏军改编的政策必然激化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而即将失去特权利益的部分贵族迟早要公开他们的政治旗帜。但这样就可以教育群众并有利于中央在打击面最小的条件下推进问题的解决。毛泽东说：“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毛泽东试图通过争取藏区基本群众迫使上层“不敢举行暴乱”并“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 同时毛泽东也充分估计到“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可能举行暴乱，而这些暴乱“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最后毛泽东提出以退为进的策略：“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最终达到“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几天后，毛泽东再嘱西藏工委：“为了完成军事准备及利于持久，你们要加紧储粮集弹，筑工事，此外油盐及柴火也要储集，至要至要。”1955年西藏康区发生叛乱，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他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12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给西藏工委等的电报稿时，就西藏改革时间选择问题补充道：“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这时毛泽东充分估计到西藏贵族因怕改革而进行大规模武装暴乱的可能性，但毛泽东认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那时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期就已成熟。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估计“总决战”的时候将要来临，在西藏大规模叛乱爆发前夕发出指示：

　　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毛泽东是从动态和辩证的视角来看待军队的战斗力的。2月18、19日，毛泽东在简报上批语：

　　西藏越乱越好，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基本群众，又为将来平叛和实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

　　这种叛乱，有极大的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我们军事方面不但不怕叛乱，而且欢迎这种叛乱，但是必须随时和及时地平息叛乱。

　　3月10日，达赖集团公开撕毁“17条协议”，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公开亮出“西藏独立”的旗帜。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反击。3月22日，拉萨叛乱平息， 11月，叛乱活动在全藏范围基本平息。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至此，西藏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而这又是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武装的“总决战”胜利后的结果。

　　由上看到，毛泽东注意军事斗争，但在运用军事力量时又非常策略。“17条协议”签订后藏军一直拖延改编，特别是在1956年中央撤出三万部队出藏后，藏军战斗力反而加强了。这时，毛泽东只是适时即等到对立面的力量一次次成熟并“爆发”时再分批分阶段地使用军事力量。这时处理的矛盾性质单一，不致过多地牵连人民内部矛盾，解决起来也比较简易；军事打击面相对集中，时间不拖延，震动面较小。最终当不断失败迫使敌对分子必须聚集起全部力量并公开挑明“藏独”目的时，这样中央政府就可以使用军事力量毕其功于一役，总体上解决问题。“17条协议”后西藏和平解放进程拖了八九年，而使用军事手段的时间却非常短，所用军事力量也非常少，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等待矛盾性质的转化和解决时机的成熟。1959年3月，西藏达赖集团叛乱矛盾总爆发，与此相应，西藏问题此时解决得也最彻底。此后，西藏才完全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中。

4. 在主权问题上，不给任何外国以置喙余地。1950年10月21日，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送交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双方举行了会谈。潘尼迦认为，在联合国有可能准许中国加入的时候，在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力反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西藏采取的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批语指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10月28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0月26日给周恩来呈报的关于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约请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申健谈话内容上批语道：“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需要国际社会较大帮助，但毛泽东同志仍不以独立自主原则作交易，这是西藏问题顺利解决的前提。这一经验也体现在邓小平解决香港和思考台湾问题的实践之中。

　　1978年，是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美即将建交，中国对西方技术资金有较多的需要之际，但邓小平同志并不因此以主权原则做交易。6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当前危险委员会主席尤金·罗斯托，直言中美建交的障碍就是台湾问题，他说：“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建交不久的中美关系时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不能含糊其辞。”6月16日，邓小平将这个准备告诉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并补充道：“我讲的这些话不是外交辞令，是把我的真正心里的话都讲了。”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针对“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传言，直言说“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正是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才有可能在国家统一的实践中探索出上述富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换言之，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如果失去了坚定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那国家统一的任何探索都不可能走向成功。

　　比较20世纪50年代前后全中国解放进程中的“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及其经验，我们会发现，1949年傅作义是在无力反抗的条件下等待和选择开城门的时机，与此相应，毛泽东选择“北平方式”完成了北京城的顺利接收。而1951年后的西藏上层由被迫签订“17条协议”到1955年叛乱，再到1959年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并非法建立“西藏临时政府”，毛泽东面对不同的形势，选择了介于完全和平的“北平方式”和大规模军事决战的“辽沈方式”之间的“西藏方式”：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始终坚持和平协商手段，反之，则以非和平手段化整为零，分批分阶段地“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再比较20世纪蒋介石、蒋经国治下的台湾，我们还会发现，21世纪初的台湾政治已与蒋介石时期南辕北辙。蒋时期的台湾当局与占据北京城的傅作义一样，只是在等待和选择“开城门”即回国的时机；而现在台湾当局却与当年的达赖集团一样，将中央政府采取的更为特殊的对台政策和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忍耐视为软弱，目前他们在等待和选择的已不是中国统一，更不是回归祖国的时机，而是与当年的达赖集团一样在等待和选择公开抛弃“一个中国”原则，分裂中国领土，实现“独立”的时机。面对这种与20世纪炮击金门时完全不同的台湾形势，我们在思考台湾问题时不能不想到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经营西藏”的经验及其解决西藏问题的“西藏方式”。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说：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放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

　　“北平方式”、“西藏方式”，及其成功经验，已对中国顺利解决香港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无疑，它们也必将为我们——不管以和平还是非和平方式，乃至最后万不得已采用作为北平方式和西藏方式基础条件的“天津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尤其是在台湾当局明确放弃，甚至拒绝“一个中国”原则的条件下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有益的启迪。

　　（二）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的历史起点”已经出现

　　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来自它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但我们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看待这个“国际背景”，不仅要看到困难的方面，同时也要看到它对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有利方面。对此毛泽东早有说明，他将战后中国与德国比较说：

　　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照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

　　这就是说，台湾主权回归中国，是雅尔塔和平条约体系确定的并为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合法权利。对此，目前日本右翼和“台独”分子仍不能直接否定。这迫使他们只能用间接的目标替代其从中国分离台湾的直接目标。

　　两岸统一，怀“揉”为上，即将台湾抱回祖国怀中的同时，更要以我们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揉碎极少数“台独”分子及其幕后支持者的一切分裂中国的企图。如果将台湾比作当年的北平，台湾经济相当于北平城内的故宫珍藏，如果要使祖国完全统一，我们就必须解决台湾海峡两岸及其周边的制海权问题，而解决制海权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切断“台独”势力与其“国际背景”接榫的关键部位及其外围地区。日本20世纪末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范围主要指向台湾和东南亚一带，其中钓鱼岛是日本“周边事态”所涉区域的关键环节，更是日本列岛与台湾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2005年7月，日本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这其实就是对“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行的战略性试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的历史起点”已经出现。

　　2007年9月13日晚，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对伊拉克政策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逐步削减驻伊美军人数。根据布什宣布的撤军计划，2007年年底前美国将从伊拉克撤出5700名士兵，到明年7月美军在伊拉克驻军规模将为13.2万人左右。9月28日，美国军方女发言人帕梅拉·马歇尔在华盛顿宣布，首批2200名美海军陆战队员已从伊拉克撤离，启程回国。这是美国从伊拉克撤出的首批部队。

　　这已让人感受到了中东“尼克松主义”来临前——对美国人来说——的寒意。

　　此前，即8月28日，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说：美国和其他在伊拉克驻军的国家已用完了所有手段。“他们正陷入自己犯罪造成的泥潭里，他们在伊拉克再呆50年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只能更加恶化。”伊朗已经是一个“核国家”，它将继续推进其和平利用核能的计划。他排除了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他说：“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他还表示：“占领者的政治力量正在迅速崩溃，不久我们就将看到本地区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在地区朋友和伊拉克的帮助下，我们准备填补这个真空。”他表示，在此问题上，沙特阿拉伯就是伊朗准备与之合作的国家之一。9月17日，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宣布，沙特同英国政府已签署了从英国购买72架“台风”战斗机的协议，交易金额高达44．3亿英镑。“由于各邻国分别支持伊不同教派，伊新政府的组成将面临更大困难，即使新政府组成，今后的运转也难以顺畅。同时，伊国内还暗藏着教派冲突的可能。”分析人士认为，“伊拉克现在实际上已变成了以土耳其、伊朗为代表的非阿拉伯穆斯林地区力量和以沙特等海湾国家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力量角逐的赛场。伊拉克目前的局面越来越像上世纪80年代的黎巴嫩。”

　　“新的历史起点”正在从中东发生。2003年笔者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正在为中国崛起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布什外交已脱离自老罗斯福经尼克松到老布什的现实主义的大陆均势路线，转而步入二战后自杜鲁门到约翰逊单枪匹马地介入亚洲地区矛盾，并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地区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地区矛盾的理想主义外交误区，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以哈姆莱特“扭转乾坤”的勇气，获得的却是唐·吉诃德“挑战风车”式的结果。阿富汗战争之前，塔利班政权与伊朗、中亚独联体及至俄罗斯之间均势对立是有利于美国的，但塔利班垮台后，卡尔扎伊政权与伊朗、中亚独联体及至俄罗斯的关系反得到改善；继而，美国“捣伊”战争及其后果反使两伊长期对立的均势格局骤然和缓，并使美国盟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处于尴尬境地。可以肯定，如果美国外交不及时调整到尼克松路线上来，美国强力改造伊斯兰的后果将是中东伊斯兰抵触美国的情绪持续上升、伊斯兰国家联合持续加强、反美恐怖活动进一步增多，这将使布什外交进一步捉襟见肘，并丧失前几届美国政府在中东建立的有利于美国的均势格局及由此已获得的战略利益。“9·11”前，布什曾将其矛头指向中国，中国避其锐势；“9·11”后，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国又守拙内敛；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锐气初挫，国内经济又长期低迷不振；美国已从“一鼓作气”进入“再而衰”阶段，此间我国如能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准备，中国关于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可落实处，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

　　四年过去后，美国传统基金会2007年5月17日发表由该会资深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主管的John J. Tkacik. Jr 提交的战略分析报告认为：

　　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太平洋大国，这可能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即使美国领导人对由他们主持的美国在亚太地区大撤退视而不见。但是，很明显，中国日益成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

　　John J. Tkacik. Jr.的结论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对美国的判断则是明白无误。那么，如何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嘱托给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则是当代中国人需要积极应对的问题。

　　（下篇待续）

余论一：世界历史中的强国之路与中国选择——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