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是忌惮司马南，还是恐惧他背后的七千万粉丝？

　　一个自称“连续三年获‘中国新闻奖’”的博主，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司马南“逃税”事件而非常活跃。他第一篇批判司马南的文章标题很有意思：《司马南屁股都打出红印子了》，司马南跌倒，他已经喜不自禁了。

　　还有一篇文章，基本上能反映出精英阶层复杂而矛盾的心境：《司马南之坏在于，把百姓从市场请到广场》：他们既想让百姓埋头做牛马，又不想让百姓知道外面的事情。

　　这篇文章，开始给司马老头罗列罪状了：老百姓本来埋头于工厂，朝九晚五，弓背流汗，而又收入微薄。司马南一声吆喝，把老百姓招呼到广场，让百姓明白自己贫穷的真正原因，不是自己不勤劳，而是肚子里的蛔虫太多了。

　　于是广场上，人头攒动，群情激奋，要去吃药打掉肚子里的蛔虫。“蛔虫”害怕了，为“蛔虫”粉饰太平的，吹喇叭抬轿的，帮凶打手，一众吃饭的门客，都坐不住了。

　　这位新闻工作者，这位自称获得过“中国新闻奖”的作者，在中国也应该算是一个能把喇叭吹得“嘟嘟”响的人。这篇文章里，与其说是忌惮司马南之“坏”，还不如说是恐惧被司马南“从市场请到广场”的七千万粉丝。

　　确切地说，司马南在某些人眼里只是个“坏”，不过是跟自己所代表的吃香喝辣的社会新贵们观点相左，大家各唱各的调而已。但司马南“从市场请到广场”上的百姓，则是大腹便便、油头粉面、腰缠万贯的社会新贵的天然克星。

　　新贵们是怎样发迹的，别人不清楚，自己一定不会糊涂。他们打着“勤劳致富”的旗号，背地里做着官商勾结的勾当，左手倒右手，开皮包公司，做空头支票，不费吹灰之力，转眼间财源滚滚而来。社会的真相是，勤劳未必致富，致富的未必勤劳。

　　新贵们会振振有词道：“我凭本事挣钱，和你们这些穷鬼有什么关系？”试问：你们通过鼠窃狗偷、蝇营狗苟等见不得人的手段，和贪腐官员联手把国有资产变成个人资产，这部分财富是不是百姓几十年来用血汗创造出来的？

　　我知道，当下的新贵们，有一个信条：有本事装到自己兜里的，攥到自己手里的，不管什么来历，都是自己的。当年，银行里几十亿，几百亿，几万亿死账呆账，那些钱哪里去了，难道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中国0.003%的人，占有50%以上的财富；10%的人占有90%的财富，而90%的人只占有10%的财富。10%的人坐在明窗净几的办公室里，驱动着“市场里”90%的百姓，还得让他们“认命”，好让这种格局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永远保持下去。

　　多说一句，其实美国和西方也是这样想的。让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做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儿，得到最少的报酬，而让美西方居于产业链的顶端，做最轻松最体面的事情，赚最多的钱。美国也想让这种局面维持万万年，可能吗？

　　中国人觉醒了，他们不甘心为美国人当牛做马，一定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北斗”系统取代了美国的GPS，“麒麟”芯片取代了美国英伟达，世界高科技行业四十多项产业，中国占据了三十八项，美国能不生气吗？

　　最玄妙的国际现状是，中国人已经从美国分配的低端市场，走向了高端市场，要从美西方那里分一杯羹了，而导致这个结果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发展意识的觉醒。

　　现在，有一股势力，因为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得到了更多的收益，而要极力维护现状，但被司马南、司马北、司马东、司马西们一嗓子叫醒的百姓，他们的公民意识觉醒了，他们要公平公正，他们要平等分享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成果。

　　于是，有人害怕了。他们指责司马南是“职业坏人”，指责司马南是“爱国贼”，指责司马南是“披着爱国外衣的骗子”。实际上，他们是忌惮司马南继续吆喝下去，会唤醒更多的人，汇集成更为声势浩大的民意。

　　实际上，他们恐惧的不是司马南，因为他们有一万种手段干掉司马南，但司马南背后的七千万粉丝，倒是让精英有点头疼。一个博主发文章说：“司马南倒下了，他七千万粉丝将何去何从？”

　　革命战争时期，八路军、解放军中，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将士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是哪一支部队，无论首长是谁，他们都会自豪地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兵”。张国焘叛逃时，身边的警卫员都不愿意跟他走；林彪叛逃时，女儿不仅不愿意跟他走，还报告了周总理。

　　司马南现象的出现，也的确不是人们想看到的结果。但如果，身居高位的人，能够为百姓解决一些关乎生存的实际问题，让他们在困厄之时有所依靠，寒冷的时候得到温暖，迷茫的时候得到正确的道路指引，中国就真的不需要司马南、司马北了。

　　有人提出要“铲除滋生司马南的土壤”，现在的事实是，强大的民意是滋生司马南的土壤，主管部门的不作为催化了这片土壤，你们又当如之何？

　　与其惧怕把百姓“从市场请到广场”，不如精英阶层堂堂正正做人，明明白白做事，认清历史发展大势，认清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把属于百姓的东西还给百姓，走真正的“共同富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