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49)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 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 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第三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 （1） 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 （2） 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 （3）中国胜利的原因 /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 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 2. 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3. 东边日出西边雨：封锁不住的中国外交/四、 启示和结论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一、台湾问题的历史演变（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台湾问题的由来/二、 台湾回归中国是亚太和平发展的需要/三、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一）朝鲜战争之前的美国对新中国不承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演变

（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这段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

　　1595年，第一支荷兰船队到达印度，1602年，荷兰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享有从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的贸易垄断权，有权招募军队、发行货币，任免官吏以及宣战缔约。1604年7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来到中国台湾附近，占领了澎湖。1626年，西班牙人以保护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为理由，占领了今天台北县沿海一带及鸡笼山（今基隆市），是想以基隆为根据地发展菲律宾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当时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这种贸易发展到高潮的时，停泊在基隆港的欧洲各国商船一次就有20多艘。占领台湾南部的荷兰人瞄准时机，趁西班牙人兵力减少，派军队攻占基隆，吞并了被西班牙人占领了16年之久的台湾北部地区。1605年，公司从葡萄牙手中夺得帝汶岛。1608年，又侵占班达岛。1619年占领爪哇岛，相继占领马六甲和锡兰（今斯里兰卡）。17世纪中叶，荷兰人在东南亚已控制了爪哇、苏门达腊、摩鹿加群岛、锡兰岛等，形成南以印尼为基地，北以台湾为前沿，其势力直达日本的东亚贸易圈。尽管1662年4月30日，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但直到19世纪初，荷兰在东亚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以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还得打着荷兰船旗。其间，“日本只与中、荷贸易”。此后，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地位开始受到日益严重的冲击。

　　19世纪开始，荷兰开始在东亚角逐中南退。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使台湾面临来自其他列强，特别是日本的威胁。1854年，美国伯理派阿布特率舰队开到台湾，调查台湾地质矿产，力主占领台湾。1870年以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对外“开疆拓土”，把琉球和台湾作为扩张的目标。1874年4月，日本侵入台湾，台湾军民英勇抗击。10月，清政府对日本作出妥协，日本向清政府索取了50万两白银，退出台湾。1875年，清政府为鼓励开垦土地，在台湾设置了招垦局。1875年，台湾行政机构增为2府8县4厅，统治台湾澎湖全部地区，并把原地名“鸡笼”改为“基隆”。1883年12月，法国挑起了中法战争，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侵略目标直指台湾。1884年7月，刘铭传率军进入台湾，加强台湾海防，重创前来攻台的法军。1885年6月，《中法新约》签订，法军被迫撤出台湾。1885年7月，左宗棠上疏，建议立即建立台湾省。1885年10月，慈禧太后下懿旨，诏准左宗棠提出的台湾建省方案。1887年，刘铭传在台南台北两地分设“清赋总局”。1887年底，台北创设邮政总局。1888年3月3日，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正式上任，台湾省正式建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主权是支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权体系的支柱。与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主权原则下的欧洲国家不同，中国清王朝已处于主权原则占绝对统治时代并由此中国的国家体制也日益由封建皇权下的国家转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国家，其外交关系已自觉不自觉地具备——尽管不甚完整——主权国家特征。正因此，此间，尤其是清朝中后期的中国外交——尽管国势渐衰——已属于主权原则体系下国际活动的有效部分。其间，中国在台湾地区行使的管辖权力已从皇权治理过渡到主权治理，此后产生的所谓台湾问题的研究自然也要被纳入主权体系而非皇权体系下理解。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88年，台湾建省是中国对台湾地区拥有主权的象征，同时也是中国对台湾主权危机的反应。17到19世纪的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在不断遭受西方国家海上侵略的同时，也认识到台湾岛对于其海防安全的意义。正如荷兰是以台湾为基地北上控制日本和中国部分贸易线的道理一样，日本也意识到台湾既是其南面防御也是向南中国海扩张的战略基地。为此，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实施对外“开疆拓土”的政策，首先把琉球和台湾作为扩张的目标。1874年4月，日本侵入台湾，由于准备不足，日本向清政府索取了50万两白银，退出台湾。20年后，1894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并于次年签订《马关条约》，中国由此失去台湾。

（二）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随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

　　1945年，台湾主权在日本战败后回归中国。此后出现的以两岸分治为特征的台湾问题，可以说既是中国内战中产生的“两个政权”的缩影，又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插手并试图分裂中国的历史“阑尾”式存在：它已不影响大局，但若有炎症，却时常让人作痛。因久拖未决的台湾问题，不仅中国至今不能远行，而且它还导致台湾两岸因不和而被迫对外让出许多利益。且不说战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成果至今还为美国军火商及少数南美洲小国的廉价“承认”无情地巨量吞噬，只要看看抗战胜利前中国没有抓住本可收复琉球群岛的机会以及抗战胜利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位置形同虚设的惨状，就不能不令国人伤感。

　　另一方面，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回归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主权收复问题，同时还意味着中国被赋予了在战后与苏联、美国一起防止日本法西斯死灰复燃、维护战后和平的国际责任。不幸的是，这项本是单一的国际责任因两岸长期分离而转化为既要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还要抵制美国对海峡两岸统一进程的干涉的双重责任。20世纪50年代日本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冷战阵营，这双重责任便合二而一地在台湾问题上体现出来。

　　冷战形势的出现使台湾问题因“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更加复杂。由于美国是亚太冷战的直接主导力量，所以美国当为台湾问题负主要责任；由于日本追随美国参与针对中国的冷战，所以主张积极干涉台湾问题的日本右翼就成了美国台湾政策的帮凶。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既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尚未最后实现的民族民主权利，也是中国政府必须履行的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的国际义务。20世纪40年代后半叶出现的冷战，是对以大国合作为特征的雅尔塔和平体系的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现两岸统一，是维护雅尔塔法律体系下的世界和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历史的进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亚太地区真正希望“冷战结束”的不是美国，更不是因冷战获利的日本，而是饱受冷战之苦的中国。

二、 台湾回归中国是亚太和平发展的需要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台湾问题不仅仅是台湾一个岛屿的问题，而是地区格局问题。正如19世纪末日本占领台湾不久就要求中国“不将福建省内三地让与或租借给别国”，继而1900年8月乘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中国厦门（因遭到美国在内的列强反对而被迫中止）的道理一样，对未来日本来说，如果它占领台湾，那也就意味着必须配之以对台岛外围辐射地带的有效控制：在西面绝对控制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闽地区；在东面绝对控制小笠原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及关岛等，在南面则要控制菲律宾，这样才能巩固其对台湾的有效占领。对美国而言，占领台湾则意味着北对日本，西对中国沿海地区，南对菲律宾的有效控制。对中国而言，台湾回归祖国则可以在不必改变东亚主权国家的安全结构，因而最易为东亚国家接受的情况下，使中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亚太事务。鉴于中国所据有的亚洲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天然的特殊优势，比较而言，在台湾问题的博弈中，只有中国可以大持小，以重持轻，以久待速，以大陆之近制犯台国家之远，并由此最容易实现稳定台湾，从而稳定东亚的目标。对台湾而言，台湾依托中国也最具有可持续的发展的稳定条件。

　　所有这些便构成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自然前提，这也应验了黑格尔“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哲学命题。对日本而言，占领台湾则是一个需要改变整个东亚地缘政治版图的事情：它必须首先与中国，继而与美国，最后与中太平洋地区的所有东南亚国家作对。对日本的岛国资源而言，这是一个无力承受或承受了也承受不起的政治和经济负担。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有巨大的资源，但占领或防务台湾却需要劳师征远，并与中国这样版图巨大的国家作近距离的长期对峙，这对两洋都有防务重任的美国而言，也是其“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因此，可以提前断定：美国在台湾的控制力是早晚——其时限要比我们想象的早——要撤出的，此后谁来填补西太平洋战略真空的问题，马上就摆在中国面前；我们还可以提前断定：如果日本填补这个战略真空，对亚洲，尤其对中国而言，将是一场——与20世纪前半叶那场战争相比——比上世纪前半叶更大的灾难；对日本而言，南取台湾，犹如塞壬歌声召唤下的航海，必是又一次大毁灭的开始。

　　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历史就是这样结束的，而当台湾控制在美国手中后，美国为台湾疲惫应付的历史却远没有结束。

三、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

（一）朝鲜战争之前的美国对新中国不承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

　　上面我们讲了，造成台湾问题的原因并不是雅尔塔体系问题——在雅尔塔体系中台湾主权回到了中国手中，而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对华冷战问题。而冷战却起于1946年2月，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呈寄国务院一封长篇报告。报告建议“美国必须划出一条底线，以坚定的立场和耐心捍卫它，一直等待着，直至苏维埃制度丧失其内在的影响力和对外扩张的能力”。

　　1949年“蒋介石希望美国支持在东亚成立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同盟并就此与菲律宾、南朝鲜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当时美国不支持这一动议。1949年8月19日，英国外交部建议在东南亚“鼓励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

　　但是，当时冷战主要战场还在欧洲。当时美国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存在着与188bet体育网址合作的趋势。这时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将苏联从太平洋上排除出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和48/2号文件。在48/1号文件中提出：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单独的一个国家或联盟对亚洲的控制。可以想像，总有一天控制的威胁会来自日本、中国或印度，或者来自一个亚洲集团。但是，现在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控制的威胁来自苏联，它通过帮助进行共产主义阴谋活动和依靠军事施加外交压力。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的近期目标必然是，遏制和减少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如果可行的话），使苏联不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如果苏联想威胁亚洲国家的和平、国家独立或稳定，它将受到严重的挫折（第4点）。

　　亚洲邻近苏联、远离美国的地理位置对美国和苏联，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具有不同的战略意义。既然美国的工业力量比苏联强大得多，亚洲的潜在力量对苏联比对美国更重要。日本的工业设施可以成为苏联在远东最宝贵的战略成果。日本和亚洲生产原材料的主要地区以及必要的运输线如果被苏联所控制，将大大加强苏联进行战争的潜在能力。……亚洲对苏联具有潜在价值的其他资源还有大豆、锡、橡胶和南中国的钨。印度尼西亚包括婆罗洲生产的石油，虽然对满足苏联国内需要并非必不可少，但在该地区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第30点）。

　　亚洲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基于三种考虑：第一，不让苏联控制亚洲可能会阻止苏联攫取亚洲的力量，这些力量最终会大大加强苏联进行战争的潜力。第二，如果亚洲本地的军事力量能发展到对抗苏联扩大影响的地步，它们会帮助美国遏制苏联对该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因此可能会减少对美国经济的消耗。亚洲当地的军事力量，包括人力资源，如果在战时能帮助美国，也可以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第三，亚洲是众多原材料、主要是锡和天然橡胶的产地，虽然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如果需要，美国可以依靠其他的来源，但这些资源对美国仍具重要战略意义。（第31点）

　　从军事的角度看，如果要成功地防御苏联将来的入侵，美国必须在亚洲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地位。我们认为，这种最低限度的地位至少应包括在亚洲沿海岛屿连线上维持我们目前的军事地位，以及在战时阻止共产党占领这条线。这条线是我们第一道防御线，另外，也是我们的第一道进攻线，从这里可以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方式，寻求减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但不使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这条防御线应包括日本、琉球群岛和菲律宾。这种最低限度的地位可以控制主要的交通线，它们是美国在亚洲重要地区战略发展所必需的。（第33点）

　　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尚未将新中国当作直接对手，而只是将其纳入与苏联争霸的战略框架中作为与日本、印度一样尽可能合作——如不能合作便加以遏制——的对象。当时美国对亚洲的战略考虑是想找到，最好是使新中国转变为抵挡苏联的地区力量。NSC48/1文件认为：

　　美国意在遏制或改变苏联共产帝国主义的那些经济政策，主要目标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或任何被视为苏联卫星国的国家。因此，将用来对付苏联的惩罚性或限制性经济措施用于对付自愿或被迫的苏联的伙伴国是不适当的，况且，这些措施也还没有用于苏联本身。这一指导性原则应该是我们处理与共产党中国经济关系时的出发点。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阻止苏联及其卫星国通过在远东的海上运输获得它们现在通过直接渠道得不到的战略物资。我们的目标还应该是，阻止中国共产党获得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供给，因为它们可能会对在亚洲的西方国家的安全利益产生直接威胁。但是，假如能够确保实现上面提到的两个目标，限制与中国进行确实是为了正常民用的商品贸易，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第43点）

　　此时，在后来演变成中美关系的焦点矛盾的台湾问题，在当时不仅没有被美国纳入战略考虑，甚至美国还考虑放弃台湾。NSC48/1文件认为：

　　美国占领福摩萨（即台湾——笔者，下同）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使美国背上“帝国主义”的罪名，严重影响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道德地位，而此时美国却一直在揭露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图谋（第15点）。

　　我们并不认为，除了美国实际的军事占领之外，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共产党占领福摩萨（第16点）。

　　“福摩萨的重要性并不足以说明可以采取公开的军事行动……”我们认为，美国对福摩萨既有军事占领，同时也需要对该岛的管理负责，军事占领福摩萨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第17点）。

　　1950年1月5日，也就是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的前十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

　　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在美国政府看来，福摩萨的资源足以使他们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

　　这个讲话表明“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只支持向这个岛屿继续提供经济援助，这个岛屿实际上已被勾销，准备丢给共产党人”。

　　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在今天愈演愈烈的台湾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不仅不是中美关系的焦点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次要问题。除了对苏战略问题外，当时美国对新中国外交“战术手段”的考虑还在于新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承担其国际义务”以及美国想将对新中国的“承认”作为与新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1948年9月7日美国政策设计室提交的文件认为：

　　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

　　（1）继续承认现有的国民政府；

　　（2）在国民政府像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样消亡以后，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对承认问题做出决策；

　　（3）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变成苏联政治军事政权的附庸。

　　美国政策的原则

　　在实施上述政策时，我们应该牢记下列指导性原则：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有不在我们控制之下的、巨大的、根深蒂固的本土力量在战斗。因而，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们在影响中国事态发展的进程方面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如果我们采取或被诱使采取反对中国的这些基本力量的行动，局限性将成倍增加，我们有可能自招失败。相反，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本土力量，我们的影响力将成倍增加。

　　同样地，我们必须认识到，克里姆林宫影响和利用中国以达到其总体目标的能力因本文件所讨论的人口、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大打折扣。在此后至关重要的5年时间里，克里姆林宫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动用中国的资源和人力，达到足以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程度。如果克里姆林宫一直是掠夺成性的国际势力，它能否在较长时间内实现这个目标，仍有待事实证明。如果苏联帝国主义不能长久存在，中国共产主义对我们的安全将无足轻重，因为只有在成为苏联政治军事政权的一个可能的附庸时，它才能对我们的安全构成潜在的严重威胁。

　　但是，正如苏维埃俄国成立之初拒绝西方国家向其索求在沙皇俄国时期的商业乃至殖民利益并由此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一样，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利用共产党政权初期迫切需要外交承认的困难诈回美国曾在清王朝和蒋介石政权中既得的殖民利益的前提。1949年5月13日，艾奇逊致电并指示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在没有得到它将履行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还不准备”立即承认新中国。5月17日，司徒雷登在给艾奇逊的电文中认为：“我深切地感到要求新政权为国际承认做出努力，包括承认它负有的国际义务和尊重《联合国宪章》精神明示的自由权，是符合我们大家的长远利益的。承认是我们惟一的杠杆，一旦杠杆断了，一旦我们开始承认，我们就放弃了现在自己手中讨价还价的权利。”6月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科勒表示：“我非常坚定地支持司徒雷登大使关于我们应当保留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的观点。”7月29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院就对华关系进一步提出建议：

　　我们认为国务院应当仔细斟酌以发布这样一个声明：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漠视国际法和国际义务的话，美国也将在所统治或控制的领土上不考虑向中共当局或效忠于他们的中国人提供由国际法和国际义务所授予的权利。鉴于目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远远地大于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利益，这样做当然是对我们更有利的。

　　而且，如果我们想要否认中国共产党根据有关条约在日本和西德占领拥有任何权利的话，这一声明将为此铺平道路。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最近在缔结对日和约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兴趣，这一声明尤其显得关系重大。

　　要而言之，美国的立场是，在获得西方承认之前，中共必须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在1949年和1950年初，条件扩展到包括遵守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条约。

　　但总得说来，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不是战略层面的政策选择。事后美国人整理出的材料显示：

　　在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政府确实有意拒绝承认并企图孤立共产党新政权，但这只是迫使中国人遵守一些特定的“国际义务”的战术手段。如果这些义务获得（全面的或即使是部分的）遵守，美国政府将非常可能通过承认北京而采取与鼓励中国的“铁托主义”的总目标相适应的政策。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在美国西太战略遏制链条中的地位陡然上升。即使如此，台湾的地位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也没有高到“战略合作”的地步。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出兵参战后，美国承认新中国的“门坎”不升反降，“把承认的标准降低到一个不能再低的最低点”。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后，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助手们就1950年美国承认中国问题整理了一份材料，对这段史实有所披露：

　　到1951年1月底，美国政府所期望的能压迫中国共产党承担其国际义务并由此与西方建立密切关系的力量，显然没有发生作用。鉴于这一努力的失败，美国政府似乎改变了它的承认政策，把承认的标准降低到一个不能再低的最低点。1950年3月15日，艾奇逊国务卿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只提到了一项条件，即给美国外交官恰当的待遇。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再一次对他们说，我们国家的使节离开那里，是因为中共当局在对待我们的使节时，并不遵守国际行为的公认标准，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在北平已无法办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使节无法履行其正常职责。我们对我们自己人民的离开感到遗憾，但我们的中国朋友定能再次理解导致此举的责任何在。”

　　除了外交官待遇以外，不再提及前述“国际义务”，这在1950年3月下旬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在新德里的一次演说中尤为引人注目：

　　“美国政府尚未承认建立在北平的共产党政府为中国政府。之所以未予承认，并不是因为北平政府主要是由共产党人组成，也不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除了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处于苏联控制下的地区外，那一政府未能成功地获得对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考虑到北京政权在其控制区对待美国领事官员和美国商业代表的方式，在北京政府清楚地表现出它遵守如下的国际义务的意向之前，即以100年来的国际交往经历中所建立起来的国际惯例所规定的方式对待美国公民之前，美国无法对承认北京政权给予以认真的考虑。”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亨德森大使的这一演讲是奉命而作的，以向中国发出承认的标准已经如此极大地降低的信号。但是，亨德森没有因这一演说而受到惩戒，这一演说还被刊登在国务院的《公报》上，这很有可能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想法。

　　尽管承认问题已显得相当遥远，但直至1950年3月底这个问题并没有划上句号。这种状况似乎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爆发甚至更晚些时候。台北的领事馆直到1950年下半年才升级为大使馆，但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美国才派大使前往。在1952年12月31日前，司徒雷登一直没有赴任。

　　与之相对，此时美国似乎对台湾没有长期的打算。1950年4月17日，腊斯克在致艾奇逊的备忘录中认为“1950年年底之前台湾沦陷似乎仍然是非常有可能在未来发生的事情”，而对台湾提供的援助“‘完全是赌博’，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战略无底洞’”。

　　美国对新中国从拉打结合的政策转入后来日趋强硬的全面遏制封锁政策，是在确认新中国不可能放弃与苏联的盟友关系，以及美国不可能从新中国索取其期待的利益之后，台湾在美国远东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才进入以遏制中国为主的层面。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它是想在新中国诞生之初需要国际承认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投资的时候，对新中国狠敲一笔。但当他们发现敲诈无望时，它又以军事威胁，最后也就是在中国真正不信邪并于1950年10月出兵抗美援朝后，美国对华承认的条件又大幅降低。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中美之间的利益期待差距相当巨大，退一万步说，即使新中国外交转向美国，美国又会在新中国失去苏联而四无着落之际转而再次敲诈中国。说白了，在当时，对于只认实力而不讲诚信的美国而言，在中国很弱的时候，尤其是在取得朝鲜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根本不可能与中国进行尼克松式的合作。如果我们仅凭历史档案或事后的总结文件，是不能对此种不确定性作出准确评估的。但只要看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对同盟国英国及对中国蒋介石政权的那种需要时“好话说尽”，不需要时“坏事做绝”的劣迹，就可以对美国这一时期的文件所反映的动机作出一个大体的判断。正是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英国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美国远东政策实行了表面合作实则全面拆台的外交政策。

（下篇待续）

第四节 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

三、 一开始就混合着冷战与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台政策（二）朝鲜战争确定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

点击进入专题，阅读全书连载>>>【《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连载】

【文/张文木，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